主持人:
这次“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负担,还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引起很大的争论,我们想了解一下王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因为,我们了解到丹尼尔发展的过程就是做好事的过程,而且丹尼尔把承担社会责任看作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很有借鉴意义,请你谈谈。
王国庆:
丹尼尔成立十几个年头,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很多的企业,我觉得也是各有千秋,都有所作为。以丹尼尔发展的情况,我个人觉得与众不同。它为什么不同呢?它的追求和志向不同,就好比一个人一样,我们现在谈人,从百姓到群众到今天的公民,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对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的老板就是这个企业的化身,老板的胸襟,老板的志向,就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那么,咱们丹尼尔企业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企业。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八路军之所以战胜国民党军队,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了为谁扛枪打仗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办企业,今天,可能是百花齐放,各有说法。一种说法,我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法地赚到足够多的钱,很多人为之而向往,他们没有错;但也有人认为,经商办企业,也是过程,赚钱最大化是它的必要手段,不是终极目标。
我赞同后者,这两种看法显然不同。这就跟做人一样,有的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让历史记得住他的人;有的人就想着唯利是图,这些都不同,严格来说都不能说谁的对与错。可是,今天丹尼尔为什么不同,怎么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呢?我觉得这种不同首先得源于丹尼尔企业的理念,我个人认为,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尽管我们“入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了,但是,它决不能等同于国外的那种非公有制的或着私营的业主,它有着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它有着中国特色的要求。
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既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们还在这个制度的束缚下去发展,去生存着,那么就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然后反过来讲,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呢?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至少有一个条件可以说清楚,它决不能等同于国外的私营业主,这就要求在中国目前的现阶段,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企业要把自己的发展融入社会,融入民众。
鉴于这样的理解,丹尼尔确定了自己的企业精神,就第一个开始与众不同。一般的企业是开拓、进取、拼搏,它没有错,丹尼尔是为祖国立业,为民众服务,为企业发展求真谛,为社会的进步开新途,它不是一句庸俗的,简单的政治口号。
丹尼尔十几年发展的历程就是这种理念的最真实的写照,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么个因素,首先是确定了丹尼尔的企业政治观,这是我们在佳县看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给佳县挥笔写下的的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今天看来,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历历在目,感人至深,佳县的老百姓说红军来了,为我们扛枪,为我们打仗,解放我们,但是,枪支弹药紧缺,后勤补给不足。毛泽东忧心忡忡地问当地的干部说:粮食都不够,粮食吃完了吃什么?他说吃完了,我们有骡子有马,马吃完了吃什么?还有土豆,土豆吃完了呢,还有,只要我们还要有一个人我们都会支持共产党,支持我们的红军。毛泽东感激之余,挥笔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所以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在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陕西,“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你会发现一个似乎不可思议的、奇怪的现象,当宏观调空的时候,当国家银根、地根紧缩的时候,丹尼尔的春天来了。在今天所有的企业都感觉到资金很紧张的时候,丹尼尔的存款上亿元,我们十年没有拿过银行的贷款。这单凭着一种情结,一种抱负,显然是不行的,丹尼尔为什么有办法呢?所以,我们说为祖国立业,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赚钱盈利不是丹尼尔企业的全部,是它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确立了、研究了、总结了一个系统操作的这么个办法,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存量的理论。我们继而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西部,亏损的企业、搁浅的企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才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只丛林的秃鹰?专吃腐肉,秉着管理会计的一个核心思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让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科学的配置。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在这种理论的武装下,丹尼尔开始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组之路,由当年的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发展成二三十亿元净资产的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项目,到上百万平方米房地产批量的开发,成为丹尼尔企业的一个龙头,拉动丹尼尔这个经济之舟在高歌猛进中前进;同时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基石:康复路市场有几千个商户,每年有二三十亿元的营业额,有好几千万元的纯收入,成为丹尼尔企业大厦永远屹立坚固的基石。
以重组作为一个手段,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黑河古道都有了丹尼尔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上,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实践证明的结果,我觉得给了我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自己扶贫帮困不再是一个义举,也不在是为富有仁的一个体现,而是在企业大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样使企业设身处地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站在更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角度,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和企业的经营融合在一起,那就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丹尼尔发展的过程就是作好事的过程,好事做的越多,善举越多,丹尼尔发展的脚步就更快,这就是丹尼尔十几年来一个真实的写照。
我觉得,要说谈企业,首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确定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有方法,要培育,要凝聚一批人,不再庸俗的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能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主持人:
就丹尼尔企业的发展历程,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方面。一个十年不拿银行贷款的企业,却能发展如此迅速,让我们感到很神奇,同时也很钦佩。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个大投入,大产出,同时也是大风险的行业,但为什么丹尼尔企业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存量经营理论。这方面,请王总谈谈存量经营的经验和体会。
王国庆:
大概十几年前的今天,1993年,丹尼尔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中还是一个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房地产的厉害,也不懂得房地产市场一些潜在的风险,凭着一种直觉,接收了中山门里83亩地的一个安置项目,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首先接的是108亩的东西窑坊,这两个项目可以互补,为什么要重温这段历史呢?
以我们当年的论证,重组这个项目一千八百万的银行贷款,接受了城外的东西窑坊,有可能获取数千万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想到项目的启动资金,因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同时处置的这个要求,更多的老百姓选择了货币安置,资金缺口三千万人民币。一个企业尽管有相应的自筹资金,但对这三千万元的缺口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怎么办?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地狱的门口,银行不可能急你所急,给你救死扶伤,给你出上这笔钱,那么自有资金又不足。生死关头,我们选择了担当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
就是城里占地83亩的中山门项目,只要为某个金融机构拆迁一个23亩的土地项目,银行立刻拨给你三千万,我们当时一测算,项目不赢利,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项目。我们万万想不到,因为安置政策的调整,因为古城城墙对附近建筑的限高,导致原来摸底的790户,增加到安置2290户,所有的中山门地区拆迁完、安置完直接亏损1.07亿,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够安置老百姓的住房。这就是天塌了。这个印象就是“生命不息,印象永存”,那么怎么办?
数学里面负负得正。不得已而为之,把这个项目中间40%左右的、30亩地上居住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城外的项目,无意当中利用了级差地租。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安置,一个月将中山门的地价由300万元降到80万元。那么30多亩地,一亩地200多万元的差价,使我们在一个月内弥补了6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同时,自己施工,自己组织,到1998年底之前,尽最大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在所有丹尼尔员工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奇迹,弥补了1.07亿元的的巨额亏损。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这些生产资料,在咱们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经济王国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把城外二环路上有252名职工的纺织器材厂全部并购,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职工干了一辈子,大家希望能够安居而乐业。按道理讲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并购重组本身有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却之不恭的。我们就提出个要求,一个理念: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你的权益,而不是你的义务。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入现金1200万元,职工交的差价款。那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了,我们送给了职工。显然按照正常的思路,正常的开发,这个项目是亏损的。如果是为了盈利最大化,任何人不会选择这样去做,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民政局。
但是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极差地租,这就是个巨大的存量资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城市发展,让丹尼尔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各得其所。丹尼尔的实践证明这个不仅有,而且完全存在。所以,我们又把城里解放路上的500万元一亩土地的、寸土寸金的地方,30亩地上的老百姓,这样一个项目拆迁安置完。我要说明的是这仍然是搁浅的、没人愿意开发的项目,直接拆迁安置,企业凶多吉少。我们把它接过来,把这里的群众异地安置到城外的纺织器材厂,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如愿地搬进了新居。你会发现,丹尼尔这极差地租一夜之间置换了1.5亿元的纯利润,那就意味着存量重组大有可为。
丹尼尔已经在改变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你更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大投入、大风险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无投入,负投入,没有风险。老百姓得到了安置,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流动资金,我们欣慰的是竟然未动分文,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资产发展、财富积累,实际上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句很经典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经典的话,今天变成了丹尼尔的金融观,“用最小的资本博得最大的资本量”。所以继而形成了丹尼尔的经营思想,“少投入,多产出”,以尽量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永远考虑尽量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产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简单地理解社会责任,用我们过去充满中国特色的话来讲,就是不断地开发、生产满足人们精神和文化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责任,同时,你有要完税、交税的法定责任,今天呢,我们与时俱进,还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都是社会责任,都没有错,这是伴随着时代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如果是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股同酬,我对我所有的股东要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让他们盈利最大化,这个责任也不能推却。如果不是股份公司,我们自己选择一些善举也不能不叫一种不是责任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解读。
我记得《左传》有言,人生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
我讲立言。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物质、精神产品,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尽可能尝试这么去做,安置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足额地交纳税款,都是责任。但我更想做的是,要立言。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企业、企业家们在陕西这个特殊的土地上,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豪情万丈地去开发一个力不从心的大项目,却已经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喜庆的典礼也许就是他未来葬礼的序曲。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汲取,以及其他的企业的成败,把它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挫折的过程,尽快地找到一条径直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我就有了想法,用了一千个不眠之夜,写了《商法》,我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我感觉到在学习写作的过程当中,自己是个再提高。我认为国文就是我们几千年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么大商之道呢?我觉得在立志,在创新,在契而不舍。首先要立志,没有志向,你就做不成事,一个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的老板永远搞不出大名堂。我们跟他们谈16岁的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我当时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井底之蛙赋予了那么高一个意境,我觉得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独坐池塘为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所以,我们要历练自己的这个志向,不断开拓自己的胸怀,同时要结合我们的实际,得脚踏实地,得契而不舍,得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一种劲头,我就觉得没有作不成的事情。
专家学者评论
郜所长:(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所长郜随印)
《国庆商法》的核心就是把自己的经营之道,放在为最大多数人来服务,由珍惜生活,感恩生活,达到责任生活,回馈社会。
李建:(陕西师范大学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王总讲的承担社会责任,不应该成为企业的负担,很多企业把承担社会责任看成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丹尼尔这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保证。责任的履行,获得了企业发展的很大的平台,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履行这社会责任,变成了企业战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丹尼尔在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突破。
刘国靖:(管理学博士后)
社会责任也好,企业责任也好,都应有文化,文化不败,企业不败;文化不倒,企业不倒。这个文化是企业家的精神,(郜所长: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精神)这部分企业成功了,紧接着也是社会周边成员的成功,包括相关客户的成功,供应商的成功,从一个单个的企业生产进入到了社会的生产,整个来讲,生态体系,社会的和谐也好,平稳也好。
段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导师段秋关教授)
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什么?王国庆已经揭了这个底,他说:为民,为那一部分民,又说了,在当前的中国,最大多数什么人呢?穷一点的人,我把他说的再分解,用法律术语讲叫弱势群体。但王国庆他想,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他有理论支撑,他有他的企业政治观,就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有他企业的经营观,叫盘活存量。他这个存量不是一般的存量,是你搁置不用的、被闲置的、甚至你认为要抛弃的这一部分,他要把它盘活,使它产生利润,能够用少的投入得到大的回收,这是他的经营观。他有他的法律观,我这个企业如何建立长久的机制,不是靠英雄闯天下的这种个人的魅力。他有他的道德观,企业要钱不是为了钱。甚至他有他的哲学观,把中国比较好的辩证法,他用来谈商,谈的是商中的辩证法。
主持人:
其实,在这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丹尼尔究竟是做什么的,它有房地产,有商贸市场,有餐饮、旅游实体,听了王总的介绍,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丹尼尔是就是经营存量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王总的话来说,就是专门收拾残局的。还有,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大企业,或着企业家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层次,出现原地踏步,或徘徊不前,或倒退的局面,面临突破,突破口在那里,有人形象地提出一个拐点问题,丹尼尔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
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拐点在哪里?第一个到今天为止,丹尼尔发展的历史,是王国庆的英雄奋斗史,我自认为比较优秀,要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大敌就是优秀,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
第二个,不要再把朴素的个人的情怀、感性的举动和我们千变万化、危机四伏的市场简单地划个等号,那么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完善已经确立的丹尼尔企业宪章,丹尼尔的基本法,丹尼尔的员工权益法等等,这么一来,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要赋予劳动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不要满足于工资薪金的所得,要开创一个劳动所有制的时代,让有能力的人,有资历的人享有这个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对他量化股权,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严格的、严谨的、法律的条款来约束。
丹尼尔走了十几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永远没有跟别人,联系哪个银行、利用哪个关系,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数学里面有个大数法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政府的理念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增量货币的投入,招商引资,存量闲置资产的统筹配置都是要结合起来。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丹尼尔是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一百多万平方米。还有一百多万平方米正在开发;有人说,丹尼尔是商贸公司,有西安最大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那是旺铺的“爷爷奶奶”,也不是;有人说,丹尼尔搞了个“天锡楼”,重振了民族产品的辉煌,它仍然不是产业。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越来越多的丹尼尔人的追求。丹尼尔就是培养人才,兼而开发房地产,我们这就把人才的理念提高到一个尽可能高的高度,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但是,它需要制度,体系去保障,需要一个导向氛围。
专家学者评论
段教授:
《国庆商法》谈的什么,就是在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要走向现代企业,他总结如何从机制上、从理论上,从规则上,探索一条路。我不敢说《国庆商法》是最成功的,但是我要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郜所长:
你的城市经济存量最好,你的资本存量最好,你的智慧存量最好,那么你才可能把企业引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健康的发展之路。
刘国靖:
核心文化到核心能力这一工作是关键,要固化下来,下一步对我们企业的来讲,变成方法。
李建:丹尼尔现在走在什么样的一条路上?在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丹尼尔这条路可能是我们整个经济,也不是个别企业的一个重要拐点。丹尼尔这个意义有全局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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