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这次“汶川大地震”引发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负担，还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引起很大的争论，我们想了解一下王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因为，我们了解到丹尼尔发展的过程就是做好事的过程，而且丹尼尔把承担社会责任看作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很有借鉴意义，请你谈谈。

王国庆：

丹尼尔成立十几个年头，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很多的企业，我觉得也是各有千秋，都有所作为。以丹尼尔发展的情况，我个人觉得与众不同。它为什么不同呢？它的追求和志向不同，就好比一个人一样，我们现在谈人，从百姓到群众到今天的公民，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对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的老板就是这个企业的化身，老板的胸襟，老板的志向，就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那么，咱们丹尼尔企业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企业。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之所以战胜国民党，八路军之所以战胜国民党军队，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了为谁扛枪打仗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办企业，今天，可能是百花齐放，各有说法。一种说法，我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法地赚到足够多的钱，很多人为之而向往，他们没有错；但也有人认为，经商办企业，也是过程，赚钱最大化是它的必要手段，不是终极目标。

我赞同后者，这两种看法显然不同。这就跟做人一样，有的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让历史记得住他的人；有的人就想着唯利是图，这些都不同，严格来说都不能说谁的对与错。可是，今天丹尼尔为什么不同，怎么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呢？我觉得这种不同首先得源于丹尼尔企业的理念，我个人认为，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尽管我们“入世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了，但是，它决不能等同于国外的那种非公有制的或着私营的业主，它有着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它有着中国特色的要求。

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既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们还在这个制度的束缚下去发展，去生存着，那么就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然后反过来讲，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呢？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至少有一个条件可以说清楚，它决不能等同于国外的私营业主，这就要求在中国目前的现阶段，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企业要把自己的发展融入社会，融入民众。

鉴于这样的理解，丹尼尔确定了自己的企业精神，就第一个开始与众不同。一般的企业是开拓、进取、拼搏，它没有错，丹尼尔是为祖国立业，为民众服务，为企业发展求真谛，为社会的进步开新途，它不是一句庸俗的，简单的政治口号。

丹尼尔十几年发展的历程就是这种理念的最真实的写照，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么个因素，首先是确定了丹尼尔的企业政治观，这是我们在佳县看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给佳县挥笔写下的的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今天看来，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历历在目，感人至深，佳县的老百姓说红军来了，为我们扛枪，为我们打仗，解放我们，但是，枪支弹药紧缺，后勤补给不足。毛泽东忧心忡忡地问当地的干部说：粮食都不够，粮食吃完了吃什么？他说吃完了，我们有骡子有马，马吃完了吃什么？还有土豆，土豆吃完了呢，还有，只要我们还要有一个人我们都会支持共产党，支持我们的红军。毛泽东感激之余，挥笔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所以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在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陕西，“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你会发现一个似乎不可思议的、奇怪的现象，当宏观调空的时候，当国家银根、地根紧缩的时候，丹尼尔的春天来了。在今天所有的企业都感觉到资金很紧张的时候，丹尼尔的存款上亿元，我们十年没有拿过银行的贷款。这单凭着一种情结，一种抱负，显然是不行的，丹尼尔为什么有办法呢？所以，我们说为祖国立业，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赚钱盈利不是丹尼尔企业的全部，是它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确立了、研究了、总结了一个系统操作的这么个办法，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存量的理论。我们继而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西部，亏损的企业、搁浅的企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才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只丛林的秃鹰？专吃腐肉，秉着管理会计的一个核心思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让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科学的配置。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在这种理论的武装下，丹尼尔开始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组之路，由当年的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发展成二三十亿元净资产的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项目，到上百万平方米房地产批量的开发，成为丹尼尔企业的一个龙头，拉动丹尼尔这个经济之舟在高歌猛进中前进；同时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基石：康复路市场有几千个商户，每年有二三十亿元的营业额，有好几千万元的纯收入，成为丹尼尔企业大厦永远屹立坚固的基石。

以重组作为一个手段，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黑河古道都有了丹尼尔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上，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实践证明的结果，我觉得给了我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自己扶贫帮困不再是一个义举，也不在是为富有仁的一个体现，而是在企业大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样使企业设身处地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站在更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角度，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和企业的经营融合在一起，那就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丹尼尔发展的过程就是作好事的过程，好事做的越多，善举越多，丹尼尔发展的脚步就更快，这就是丹尼尔十几年来一个真实的写照。

我觉得，要说谈企业，首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确定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有方法，要培育，要凝聚一批人，不再庸俗的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能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主持人：

就丹尼尔企业的发展历程，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方面。一个十年不拿银行贷款的企业，却能发展如此迅速，让我们感到很神奇，同时也很钦佩。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个大投入，大产出，同时也是大风险的行业，但为什么丹尼尔企业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存量经营理论。这方面，请王总谈谈存量经营的经验和体会。

王国庆：

大概十几年前的今天，1993年，丹尼尔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中还是一个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房地产的厉害，也不懂得房地产市场一些潜在的风险，凭着一种直觉，接收了中山门里83亩地的一个安置项目，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首先接的是108亩的东西窑坊，这两个项目可以互补，为什么要重温这段历史呢？

以我们当年的论证，重组这个项目一千八百万的银行贷款，接受了城外的东西窑坊，有可能获取数千万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想到项目的启动资金，因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同时处置的这个要求，更多的老百姓选择了货币安置，资金缺口三千万人民币。一个企业尽管有相应的自筹资金，但对这三千万元的缺口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怎么办？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地狱的门口，银行不可能急你所急，给你救死扶伤，给你出上这笔钱，那么自有资金又不足。生死关头，我们选择了担当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

就是城里占地83亩的中山门项目，只要为某个金融机构拆迁一个23亩的土地项目，银行立刻拨给你三千万，我们当时一测算，项目不赢利，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项目。我们万万想不到，因为安置政策的调整，因为古城城墙对附近建筑的限高，导致原来摸底的790户，增加到安置2290户，所有的中山门地区拆迁完、安置完直接亏损1.07亿，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够安置老百姓的住房。这就是天塌了。这个印象就是“生命不息，印象永存”，那么怎么办？

数学里面负负得正。不得已而为之，把这个项目中间40%左右的、30亩地上居住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城外的项目，无意当中利用了级差地租。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安置，一个月将中山门的地价由300万元降到80万元。那么30多亩地，一亩地200多万元的差价，使我们在一个月内弥补了6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同时，自己施工，自己组织，到1998年底之前，尽最大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在所有丹尼尔员工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奇迹，弥补了1.07亿元的的巨额亏损。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这些生产资料，在咱们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经济王国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把城外二环路上有252名职工的纺织器材厂全部并购，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职工干了一辈子，大家希望能够安居而乐业。按道理讲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并购重组本身有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却之不恭的。我们就提出个要求，一个理念：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你的权益，而不是你的义务。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入现金1200万元，职工交的差价款。那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了，我们送给了职工。显然按照正常的思路，正常的开发，这个项目是亏损的。如果是为了盈利最大化，任何人不会选择这样去做，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民政局。

但是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极差地租，这就是个巨大的存量资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城市发展，让丹尼尔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各得其所。丹尼尔的实践证明这个不仅有，而且完全存在。所以，我们又把城里解放路上的500万元一亩土地的、寸土寸金的地方，30亩地上的老百姓，这样一个项目拆迁安置完。我要说明的是这仍然是搁浅的、没人愿意开发的项目，直接拆迁安置，企业凶多吉少。我们把它接过来，把这里的群众异地安置到城外的纺织器材厂，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如愿地搬进了新居。你会发现，丹尼尔这极差地租一夜之间置换了1.5亿元的纯利润，那就意味着存量重组大有可为。

丹尼尔已经在改变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你更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大投入、大风险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无投入，负投入，没有风险。老百姓得到了安置，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流动资金，我们欣慰的是竟然未动分文，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资产发展、财富积累，实际上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句很经典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经典的话，今天变成了丹尼尔的金融观，“用最小的资本博得最大的资本量”。所以继而形成了丹尼尔的经营思想，“少投入，多产出”，以尽量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永远考虑尽量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产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简单地理解社会责任，用我们过去充满中国特色的话来讲，就是不断地开发、生产满足人们精神和文化需要的产品，这是一种责任，同时，你有要完税、交税的法定责任，今天呢，我们与时俱进，还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都是社会责任，都没有错，这是伴随着时代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如果是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股同酬，我对我所有的股东要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让他们盈利最大化，这个责任也不能推却。如果不是股份公司，我们自己选择一些善举也不能不叫一种不是责任的责任，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解读。

我记得《左传》有言，人生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

我讲立言。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物质、精神产品，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尽可能尝试这么去做，安置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足额地交纳税款，都是责任。但我更想做的是，要立言。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企业、企业家们在陕西这个特殊的土地上，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豪情万丈地去开发一个力不从心的大项目，却已经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喜庆的典礼也许就是他未来葬礼的序曲。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汲取，以及其他的企业的成败，把它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挫折的过程，尽快地找到一条径直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我就有了想法，用了一千个不眠之夜，写了《商法》，我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我感觉到在学习写作的过程当中，自己是个再提高。我认为国文就是我们几千年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么大商之道呢？我觉得在立志，在创新，在契而不舍。首先要立志，没有志向，你就做不成事，一个斤斤计较、唯利是图的老板永远搞不出大名堂。我们跟他们谈16岁的毛泽东写了一首诗。我当时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井底之蛙赋予了那么高一个意境，我觉得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独坐池塘为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所以，我们要历练自己的这个志向，不断开拓自己的胸怀，同时要结合我们的实际，得脚踏实地，得契而不舍，得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一种劲头，我就觉得没有作不成的事情。

 

 

专家学者评论

 

郜所长：（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所长郜随印）

《国庆商法》的核心就是把自己的经营之道，放在为最大多数人来服务，由珍惜生活，感恩生活，达到责任生活，回馈社会。

李建：（陕西师范大学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王总讲的承担社会责任，不应该成为企业的负担，很多企业把承担社会责任看成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丹尼尔这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保证。责任的履行，获得了企业发展的很大的平台，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履行这社会责任，变成了企业战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丹尼尔在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突破。

刘国靖：（管理学博士后）

社会责任也好，企业责任也好，都应有文化，文化不败，企业不败；文化不倒，企业不倒。这个文化是企业家的精神，（郜所长：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精神）这部分企业成功了，紧接着也是社会周边成员的成功，包括相关客户的成功，供应商的成功，从一个单个的企业生产进入到了社会的生产，整个来讲，生态体系，社会的和谐也好，平稳也好。

段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导师段秋关教授）

社会责任的核心是什么？王国庆已经揭了这个底，他说：为民，为那一部分民，又说了，在当前的中国，最大多数什么人呢？穷一点的人，我把他说的再分解，用法律术语讲叫弱势群体。但王国庆他想，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他有理论支撑，他有他的企业政治观，就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有他企业的经营观，叫盘活存量。他这个存量不是一般的存量，是你搁置不用的、被闲置的、甚至你认为要抛弃的这一部分，他要把它盘活，使它产生利润，能够用少的投入得到大的回收，这是他的经营观。他有他的法律观，我这个企业如何建立长久的机制，不是靠英雄闯天下的这种个人的魅力。他有他的道德观，企业要钱不是为了钱。甚至他有他的哲学观，把中国比较好的辩证法，他用来谈商，谈的是商中的辩证法。

 

主持人：

其实，在这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丹尼尔究竟是做什么的，它有房地产，有商贸市场，有餐饮、旅游实体，听了王总的介绍，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丹尼尔是就是经营存量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王总的话来说，就是专门收拾残局的。还有，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大企业，或着企业家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层次，出现原地踏步，或徘徊不前，或倒退的局面，面临突破，突破口在那里，有人形象地提出一个拐点问题，丹尼尔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

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拐点在哪里？第一个到今天为止，丹尼尔发展的历史，是王国庆的英雄奋斗史，我自认为比较优秀，要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大敌就是优秀，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

第二个，不要再把朴素的个人的情怀、感性的举动和我们千变万化、危机四伏的市场简单地划个等号，那么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完善已经确立的丹尼尔企业宪章，丹尼尔的基本法，丹尼尔的员工权益法等等，这么一来，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要赋予劳动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不要满足于工资薪金的所得，要开创一个劳动所有制的时代，让有能力的人，有资历的人享有这个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对他量化股权，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严格的、严谨的、法律的条款来约束。

丹尼尔走了十几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永远没有跟别人，联系哪个银行、利用哪个关系，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数学里面有个大数法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政府的理念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增量货币的投入，招商引资，存量闲置资产的统筹配置都是要结合起来。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丹尼尔是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一百多万平方米。还有一百多万平方米正在开发；有人说，丹尼尔是商贸公司，有西安最大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那是旺铺的“爷爷奶奶”，也不是；有人说，丹尼尔搞了个“天锡楼”，重振了民族产品的辉煌，它仍然不是产业。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越来越多的丹尼尔人的追求。丹尼尔就是培养人才，兼而开发房地产，我们这就把人才的理念提高到一个尽可能高的高度，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但是，它需要制度，体系去保障，需要一个导向氛围。

 

 

专家学者评论

 

段教授：

《国庆商法》谈的什么，就是在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要走向现代企业，他总结如何从机制上、从理论上，从规则上，探索一条路。我不敢说《国庆商法》是最成功的，但是我要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郜所长：

你的城市经济存量最好，你的资本存量最好，你的智慧存量最好，那么你才可能把企业引向更快，更高，更强，更健康的发展之路。

刘国靖：

核心文化到核心能力这一工作是关键，要固化下来，下一步对我们企业的来讲，变成方法。

李建：丹尼尔现在走在什么样的一条路上？在招商引资的大背景下，丹尼尔这条路可能是我们整个经济，也不是个别企业的一个重要拐点。丹尼尔这个意义有全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