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企业理论本着“资本雇佣劳动”的“股东主权”逻辑，先验地认为是资本家雇佣企业家进而雇佣一般工人在组织内部生产来实现“组织租金”。企业理论家们由此基于“资本强权观”的视角展开了对企业内部组织关系的研究。
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人Coase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内部的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但他未能区分资本家与企业家二者的不同，从而未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企业的权威总是由资本家而不是由企业家或者工人来掌握。随后的Williamson和Klein等人深化了Coase的研究，认为企业剩余收益归属问题的根源在于“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由于资本投入的资产专用性较高，资本家面临着比经营者较高的道德风险，故应当拥有企业的剩余权利。
而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持“企业家中心主义”观点，熊彼特（1934）认为现代的资本市场一般能够使一个企业家获得他们需要的任意数量的资本，因此资本并不构成其成为企业家的约束条件。Kirzner也否认资本是一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他认为，企业家的天赋才能能够使他找到获取资源控制权的方法。Casson（1982）则把企业家的报酬看成是一种企业的剩余收益而非合约收入，但Casson强调一个企业家如果要使他的判断得到支持就必须能够调动资源，他把具有企业家才干却不能接近资本的人称作“不合格”的企业家。本文基于历史逻辑的演绎，探索推动企业发展最为本原的要素，从而判断企业剩余权的最优归属方式。
经济学者一般都强调企业家与资本结合的重要性，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资本强权观”一直是主流企业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强调投资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拥有企业的剩余权利，选择和雇佣企业经营者，资本家是企业的权威与权力的中心，企业家处于从属的被动地位。但是这种观点的可靠性从未被主流企业理论所证明，包括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也是先验地把资本家作为委托人，企业家作为代理人，未能跳出长期以来“资本强权观”的传统。
资本强权观的理论依据在于以股东为代表的投资者是企业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因而是剩余的索取者，诚然，风险承担者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但这并不能推导出风险承担者需要获得超出风险控制的契约权力（杨瑞龙、杨其静，2001）。况且企业家及其他签订契约者也是“下赌注者”（stakeholders），而且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的赌注孰大孰小并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因为在创业活动中，虽然拥有“创意”的创业企业家需要投资者的资金来实现其商业计划，但是最终创业融资契约安排的实施方案要创业企业家来决定，他可以拒绝任何一个他所不愿接受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只能在创业者事先设计好的方案中去选择投资与否。所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是“中心签约人”，资本强权观与现实世界是相互冲突的。
人们认为是资本家雇佣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代理人接受资本家委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以果为因的判断，之所以产生这种误判，是因为企业家往往是财富的大量拥有者，具有财富拥有者和经营者二位一体的特征，事实上，是企业主的企业家身份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其资本家身份在经营企业，只是由于社会贫富的不均和人们对财富的向往造成了人们对金钱的过度关注，慢慢消磨掉了作为经营管理者的企业主的企业家身份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企业主的资本家身份。
从历史和逻辑的起源，可以发现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上，企业家是本原的，资本家是派生的。王明夫（2003）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叙述，揭示了这一道理：在最初的蒙昧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中没有剩余产品，社群只能维持生存，也就无所谓私有财产。当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中开始出现剩余的时候，出于人的本能逻辑，谁生产的剩余归谁所有，久而久之，生产力高的一群人逐渐积累了较多的剩余，伴随着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第一代富人或财主开始出现，其产生原因在于生产能力的差异。
如果我们假设在近代企业产生之前人们的财产有限且数额差异不大，借鉴上述分析同样可以揭示企业家派生出资本家的过程：当人们从事创业和经营活动时，各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和禀赋差异得以体现，其经营绩效会大不相同，有些发展壮大，完成原始积累，成为拥有大量资产的所谓资本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复杂性不断提高，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能力跟不上的企业家开始退出经营舞台转向专作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的资本家；而有些由于经营能力不足走向破产，经营者重新成为一般的穷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成功者在成为资本家之前的身份是企业经营者，成为资本家之后一段时期内仍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些擅长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我们称之为企业家，那么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是企业家在经营成功后派生出资本家这一身份，资本家的产生在企业家产生之后，是企业家积累财富到一定数量时形成的。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并未发生经营权从资本家让渡给企业家的转移，发生的是资本家与经营权的分离。（连载中。。。）
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人Coase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内部的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但他未能区分资本家与企业家二者的不同，从而未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企业的权威总是由资本家而不是由企业家或者工人来掌握。随后的Williamson和Klein等人深化了Coase的研究，认为企业剩余收益归属问题的根源在于“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由于资本投入的资产专用性较高，资本家面临着比经营者较高的道德风险，故应当拥有企业的剩余权利。
而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持“企业家中心主义”观点，熊彼特（1934）认为现代的资本市场一般能够使一个企业家获得他们需要的任意数量的资本，因此资本并不构成其成为企业家的约束条件。Kirzner也否认资本是一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他认为，企业家的天赋才能能够使他找到获取资源控制权的方法。Casson（1982）则把企业家的报酬看成是一种企业的剩余收益而非合约收入，但Casson强调一个企业家如果要使他的判断得到支持就必须能够调动资源，他把具有企业家才干却不能接近资本的人称作“不合格”的企业家。本文基于历史逻辑的演绎，探索推动企业发展最为本原的要素，从而判断企业剩余权的最优归属方式。
经济学者一般都强调企业家与资本结合的重要性，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方面，“资本强权观”一直是主流企业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强调投资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拥有企业的剩余权利，选择和雇佣企业经营者，资本家是企业的权威与权力的中心，企业家处于从属的被动地位。但是这种观点的可靠性从未被主流企业理论所证明，包括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也是先验地把资本家作为委托人，企业家作为代理人，未能跳出长期以来“资本强权观”的传统。
资本强权观的理论依据在于以股东为代表的投资者是企业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因而是剩余的索取者，诚然，风险承担者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但这并不能推导出风险承担者需要获得超出风险控制的契约权力（杨瑞龙、杨其静，2001）。况且企业家及其他签订契约者也是“下赌注者”（stakeholders），而且资本投资者与企业家的赌注孰大孰小并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因为在创业活动中，虽然拥有“创意”的创业企业家需要投资者的资金来实现其商业计划，但是最终创业融资契约安排的实施方案要创业企业家来决定，他可以拒绝任何一个他所不愿接受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只能在创业者事先设计好的方案中去选择投资与否。所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是“中心签约人”，资本强权观与现实世界是相互冲突的。
人们认为是资本家雇佣企业家，企业家作为代理人接受资本家委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以果为因的判断，之所以产生这种误判，是因为企业家往往是财富的大量拥有者，具有财富拥有者和经营者二位一体的特征，事实上，是企业主的企业家身份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其资本家身份在经营企业，只是由于社会贫富的不均和人们对财富的向往造成了人们对金钱的过度关注，慢慢消磨掉了作为经营管理者的企业主的企业家身份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作为财富拥有者的企业主的资本家身份。
从历史和逻辑的起源，可以发现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关系上，企业家是本原的，资本家是派生的。王明夫（2003）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叙述，揭示了这一道理：在最初的蒙昧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社会中没有剩余产品，社群只能维持生存，也就无所谓私有财产。当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中开始出现剩余的时候，出于人的本能逻辑，谁生产的剩余归谁所有，久而久之，生产力高的一群人逐渐积累了较多的剩余，伴随着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第一代富人或财主开始出现，其产生原因在于生产能力的差异。
如果我们假设在近代企业产生之前人们的财产有限且数额差异不大，借鉴上述分析同样可以揭示企业家派生出资本家的过程：当人们从事创业和经营活动时，各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和禀赋差异得以体现，其经营绩效会大不相同，有些发展壮大，完成原始积累，成为拥有大量资产的所谓资本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复杂性不断提高，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能力跟不上的企业家开始退出经营舞台转向专作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的资本家；而有些由于经营能力不足走向破产，经营者重新成为一般的穷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成功者在成为资本家之前的身份是企业经营者，成为资本家之后一段时期内仍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这些擅长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我们称之为企业家，那么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是企业家在经营成功后派生出资本家这一身份，资本家的产生在企业家产生之后，是企业家积累财富到一定数量时形成的。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并未发生经营权从资本家让渡给企业家的转移，发生的是资本家与经营权的分离。（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