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序贯与辨证辩病方法论校正
周现强
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化的研究，是如何创建中华民族哲学的重要的任务之一。一个没有自主哲学体系的民族，是一个昏噩无脊梁的民族，也就仅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就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扬眉吐气、昂首阔步，这不是明智的选择，只要放眼过去有多远，我们就可以找到选择正确的未来有多长，并且并不需要怨枉花出高昂的买路钱，这就是“民本国家的中态公约度”。由于早些年过分地崇洋眉外，认为国人的宝贝不是东西，把得不到普遍承认的少数外国人所建立的“善与恶推动事物发展为杠杆的哲学”方法捧为至宝。
当然正常的交流往来是可以的，那是要量体裁衣性的适体得度，否则是不切合国情的。认为化大钱的东西才贵重，常守家中的遗产与感情觉得浅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即能获得，不知晓不需花许多钱的才是至宝，有钱也买不到真学问与真感情。虽然把西方唯物性而不能概全的哲学已经引进了，免强可以凑合地写在一起，也形成不了一个有机体，其实是在古人哲学史上那一步的倒退，是在没有完全认知古人概全哲学体系前提下的幼稚无知。本来干粉加水很容易揉和成面团，却出现的是干粉加水的不易相容，许多的内容已表现出纯唯物性的误导，虽然历经了百年之久，不但没有达到逐步的完善，反而越来越陷入到了纯唯物性哲学概念范畴的不能自拔。在传统哲学上本身自存着误释误读之谬，更进一步地加剧了传统哲学思想的不能一脉相承与一以贯之。从而不能够以“道物协同互补”为本体论上开展认识论、方法论从始到终的真言解读，不能以高度序贯一致性的思想体系正确理解传统哲学上的思想源泉，而更进一步地掩埋与遮蔽。这是由于人们首先从内心上没有“道”这个“功信上虚空”，总是带着“某种主义的审判观点”与“定向服务座标”的偏向而不容。对以哲学这门学问本来是追求真理性的指导思想智慧中性工具，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用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造势，凡是不利于统治集团地位的思想意识必须于以清理剔除，阿谀奉承才有载刊出书的权利，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舆论服务工具，形成思想文章的关闭自守的文字狱，反而造成更不利于统治集团为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固地位的实现。
在这里述及田绕回答鲁哀公一段话,是否可以明智？“大王，您难道没有见过雄鸡吗？它头顶红冠，是文的表现；脚有利爪，是武的特征；敢于同强敌争斗，是勇的作为；所觅食物与同伴共尝，是义的突显；每到黎明报晓，是守信的使者。这是雄鸡的“文、武、勇、义、信”五种品德，可这五种品德时刻在你的身边存在作用，反而发现不了。从而去爱好老鹰抓小鸡的不良小技”。
在三国时期以王弼为主的正统主流派对《老子》的注释就有了偏向：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的思辨玄学色彩，将道的宇宙生成论抽象为“无”的万物本源。汉代孝文帝刘恒为了避讳，把“恒道”改为“常道”后，在理解《老子》道的真正思想意义上以致后学者出现了歧途。还是于帛书〈老子〉出土之后，才予以证明了其以前的是为“恒道”，目前市面上的读本大多数还没有改其原貌，虽然此过不算很大。可是以“无为之本”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误认为“生也无、死也无、不如总是无所作为”的看待自然和对待社会人生的消极态度，就越发百思难解老子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已经混淆视听了。为此，很有必要把古人的哲学重新整理罗列出来，开展去伪存精的比较，以“允执其中”的逻辑方式演译，力求还位于真道的源流。
在这里必须引用网上博客的真实言论用来进一步阐明观点，对辨证法的进一步理解其渐演的历史过程，这种真实的言论已往的年代里不敢说,在当前遇上了开明的人文时代进程中,也仅能谨小慎微地作些议论,但笔者认为能够加入本文的讨论，但在某些方面作了适当的修改。在本书引用福建汉服天下---找尋昔日華夏復我上國衣冠!--《國學綜合》
关于辨证法（世界属于你
<一>、辩证与辩病的整合哲学理念
“辨证与辩病”是国人对事物相互作用变化规律比较论证的过程，而单纯使用“辩证”方法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个外国人，总是站在街头与人对话，向他人请教对事物的看法，在通过同对方的对话中与理性的思辩不断修正原先的观念，如何获得更为恰当的带有普适性的定义，是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他从世界的本源回归于人的幸福快乐与至善的心灵，认为物质生活的单方面满足仅能带来暂时的快乐，是从根本上不能称之为幸福，真正的幸福是认善去恶，调和欲望的忧虑，给人以心灵的和谐。
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辨证方式，用正、反、合对事物属性的差异简化说法，以苏格拉底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用来看待为事物的“对立矛盾斗争”的运动过程，认为真理是“全体”的，只有通过事物“两面”的自身发展的“不断扬弃”才能达到完满的需要本质，这是因为花朵开放时花蕾已消逝了，人们所以说是花蕾被花朵否定了，结出果实时花朵又被果实否定了，以为这一过程是虚假的形式，虽然其相互之间不相容，但在有机统一体中而不相抵触，而且彼此都是必需的过程，正是如此才构成了整体性的生命，所以用“正、反”的概念之间，尚需一个能够包含两者在更高层次性的“合”的概念，才能够解决正与反的矛盾冲突。如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成立，是哲学上存在的大课题，但是他给予留下了一个发人深醒的启示：这就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是一组对偶不同性质的差异双方的概念或主张，不见得一定要排除任何一方的存在，更好的方法方式是双方相互协同包容的综合互动；同时也可以告诉人们，对话和讨论的课题就不见得就是驳倒与否定彼此，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约定方法。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首先是三大规律：第一，质量互变规律，来自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第二，矛盾统一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二部“本质论”。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自《逻辑学》第三部“理念论”。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神秘外衣”。他的根本是否在于“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它的实质是隐藏其后的两大主义：第一，真理一元论；反对真理的一元论在多维网络层次多元分化论和相对主义，这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论；局部事务的真理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孤立与连续的多维网络层次多元分化研究认为发现不了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树木，不能从树木开始研究森林，但这又是一种倾向的演绎法，那么归纳法又怎么办呢？如此，就比不上国人的顺逆思维双向兼并同时需要的方法为妙。他认为世界并不是为人类准备好了的，不是“自己启动自己”的顺应自然的世界。人类还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通过劳动实现人类自己的本能，经过劳动而创造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管辖下，劳动的价值与取得的报酬不对称，劳动的成果被资本家截留剥削而去。为此，人没有达到真正人类的价值，人的存在不能获取相应的价值，只不过是一台生产的劳动机器，所以马克思就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用来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人类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重新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打倒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建立公有制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法，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世界，最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的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空想社会。但是从历史的过程中看到，制度的转变不是发生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国家内部，而是，不是其预想的却发生在了尚不够发达的国家之中，并且是通过迈长的“对立矛盾斗争” 进程中取得的胜利，是践踏着无数的敌对力量的尸体与烈士血流成河的“恶作剧”而实现的成果。那么最终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完全消除马克思所指出的错误和缺陷，但是以不断“和平演变”更替监管力度的方法在改造着全民的社会福利，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不断地出现“极左或极右”在制度管理上的纷争而相继离析，人们在一种局限的思维束缚下无法异想天开，各项事业无法同发达社会获得同步进展，其前所纵拥的人们无法获取相等的社会福利。如此，从基层而起不得不推行社会的改革，从而促动上层社会人士的束缚着的思路，表现出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理论现实“择优避劣”的胜选。
中国不是没有辩证法，通过对事物所处“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或是“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的协同整合运用，不但挽救人类的身体、还相应地拯救人们的心灵，提出了“上工医国、中工医人”的思想方法。而且还是“辩证与辨病”相互协调互补在顺逆思维上的兼用。这早在二千年以前的《黄帝内经》中早就有了，只不过是中国当今的哲学家们根本没有涉足这个领域，而把其遗忘了，虽然有些人涉足到了这个领地，没有医学基础理论的根基，而处在表面化的泛泛说词，谈不到事物的本质之处，从而无法立言为真和表达到位的医学语言。而医学家们忙于事务缠身，也懒得言论，随着你们搞哲学的到西方那些烂纸堆中去翻找，到最后也找不到可靠的依据方法论来，西方还是以逻辑比较归纳辩证的吆、可以称为哲学？古代国人通过对事物所处“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难道不是哲学吗？以此可见还胜过一筹，其意义更加宽泛。可是当代国人还在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词，以我看来，有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就是有哲学，可是许多的国人反而把辩证法的实质原旨进一步地予以遮蔽了起来。
许多国人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源于西方的学问。是在明末由徐光启音译为“费禄苏非亚”，李之藻则意译为“爱知学”，其后由日本学者西周在参考中国的传统经典的“希贤学”时转译为“哲学”一词，如果以希腊文之意（Sophia）则是“爱智慧”。在汉语中其前确实没有“哲学”这个词吗？可见《尚书·洪范》言：“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以“视曰明，明作哲”的“哲”字可以正面回答！宋代朱熹在为《通书后释》中言：“顾自始读以至於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的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也是一个明确的回答，有常态辩证与失态辩病就是有哲学，仅为人们在查阅不完整性的无知和遗失而已，在这里可以给予“说中国没有哲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哲学的“哲”字应该是国人发明的不可否认吧！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出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有人说是“多思维而少开囗”，这太牵强附会了，而苏格拉底是以“既对话、又思考”的互补运用而成为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又有人说从“哲”字的拆字来解应该是“去其两端、用其折中”的似乎有理，如果没有两端的左与右、升与降、出与入存在的比较之后，则“折中”也无法真言性的成立，按理是“执其两端、允执其中”。
如是，“执其两端、允执其中”，即是维持常态性的中态，其中态——即事物的相互作用调控转运“既无太过、也无不及”，总是处于事物变化的动态概率阈值规范之内。如人体血压的常态阈值60——90/90——140mmHg、呼吸16——20次/分等标量规范中态公约度，超过或低于则表现为人体失态，这个正常中态是依据人体内的各大系统器官在正负反馈偶联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约束承制性公约度数，才能保证人体与环境内外功信物质代谢互易交换等生理功能的稳态有序地发挥作用。为此，则称之为——中态公约度。那么，正常的生态自然与社会也应该是中态标量规范稳态有序公约度，因为了解了人体机制也就可以理解自然和社会，这是许多哲学家的定论，古人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凡是背离了这一法则——中态公约度，那是失态的自然与社会。
可见，“执其两端、允执其中”（中态公约度）可以擎领自然与社会人体常态的真谛机制；本人理解为是用现有甚或继续追求自然应有的材料，全面收集罗列提取后予以去伪存精，以“斤斤计较、句句斟酌”的立言为真和到位的表达；哲学在中国有“哲”字也就随之发生和存在着，难道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吗？可以说中国哲学比那个都普适概全，而且言之为真！这个“空套子”不是什么东西也能放得进，依据人们的需求不同都是不能够随便的准入，但是有其前提性的形式条件，在“常态”情况下必须具有自然上的“自我择优避劣”和“中态公约度”的许可证才够得上准入的条件，否则就是失态，在“失态”情况下只能运用纠编的规则予以处置。
以哲学的内涵对待是人们对于所处世界的根本课题做出的思维探讨；以知识为对象和实践态度则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究精神，是从实践到直觉性的思维认知、再经过实践得到检验历练总结的过程，中国哲学是对自然与人体的大“写意性”的自然生态方法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练用来体现系统整体的论述。不但具备“辩证”，而且关键在于“辩病”。从体质本性上由表及里；从现象看本质；从动态论虚实；从象数达普适；从顺逆寻公度；从“常态”观“失态”。系统地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视势、制器、达利、承制、协和、守度、疏导等的思想脉络。在这里《老子》特别重视“道”的“知常达变”课题，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朱熹提出：“君子修之吉、邪人悖之凶”。印证了继往西方哲学上“善与恶：推动社会发展为杠杆”观点的不是自然与社会的“常态”性，对照《易.系辞下》言及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易.系辞上》同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不能同谓。如：李约瑟博士在1964年就指出：
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世界观更和现代科学合拍。
美国学者R.A.尤利坦(R.A.Uriam)于1975年在美国物理学杂志上著文：
现代的自然科学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殴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经过血和泪践行性验证的逻辑疏理和辨证与辨病内容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对在常说中国人没有哲学的一耳光的响亮回答！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源于《易经》的本根和其后来的“道”、“气”学说，自发地趋向于今天的“粒子统一场效应”的观念，按照《易经》的64卦理解世界，宇宙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实在的统一整体生成论，而量子是最为基本的实在，任何整体都是量子在特约条件下的机遇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习性与偶然生成性整合而来，因而完全应该以最为基本量子的相互作用的参与环境前提条件和过程予以阐明。这些新的趋势同西方的传统哲学思想相悖，但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傅景华就说：
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是通约的，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
在《淮南子.天文》说：“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三是事物交易恒通公约度量常变的象数，即阴阳存在于多维网络层次的事物之中，而万万不可胜数，不如以三或其后来延伸的五予以总约。
但是，许多人却忘记了非常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环节，即是以《易经》为源头的医学基础的《黄帝内经》中的哲学论断：用“司外揣内、以类比象”方法认知事物的原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人是宇宙的精华，是宇宙的缩影，每一个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只有认识了宇宙，才能真正地认识人体，只有认识了人体，才能解开宇宙之谜。人是万物之灵，宇宙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宇宙中除了人之外，其次就是一般动物，它们是仅次于人的另一种生命体，二者虽然主要是秉天地之气而生，但动物不及人所得的天之气多和纯。因此，它们的智慧就没有人高，而植物主要秉的是地之气，所以植物的智慧不及人和动物。正是因为这种秉气的不同，人才会落地而生，植物才会破土而出，以示阴阳结合。因而人和动物的头没有了就难以存活，而着地的脚没有了，照样能生存；植物朝地的根没了就很难存活，朝天的稍没有了，照样可以生长。当然，这种天之气和地之气的秉受不可能是绝对的，单一的，所以有一些动物而类植物，一些植物而类动物。也有一些生命体所秉之气相对均匀，如蚯蚓，无论是去掉头，还是尾，都能存活，它虽然是动物，却生长在地底下，就是因为天地之气同时作用于它。但在本文只涉及人的广义课题。
一〉、人与自然同源:“人以天地相参也”的天人观：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本神》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脏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二〉、人与自然同构：《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素问.五常政大论》言：“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分之，生化息矣”。其出入升降有其度制，以防“过犹不及”，“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三〉、人与自然同道：《素问.上古天真论》歧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海论》说：“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歧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四〉、人与社会同行：《灵枢.玉版》论及：“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即“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由此体现出“不治已乱治未乱与不治已病治未病”于“无形”之中，即是“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以道的功信调节的基本原则，则归纳为如下三项：
一曰“以和为贵”：《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语.郑语》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杨万里说：“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和是阴阳双方的偶联协调、互补和谐、承制自组、消长转化、有序稳态，是依靠自我反馈调控原理而实现的自和；不和是阴阳离析、失态无序、致生变废。
二曰“以通为顺”：《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王弼说：“物因无而通，因易而顺”；熟语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即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物以通为用”的根本道理，“通”是自然社会人体功信物质的出入升降的互易有无，才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新陈代谢的枢机，维持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协调统一。于人体是“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序和，五脏六腑得宜通”；否则是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调之以顺，求之以和，知常才能达“变”；致“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令能感邪，邪能恋阳亦或恋阴的不能谐和，导致枢机不利，血气不运，疏泄失宜；由“机能”疾病继之演深为“器质”疾病的“滞、郁、阻、瘀”性的“道与物”的运化失常脱规与失职不用；必须采取“以通为用”的方法措施，是以恢复有序健康稳态为中心目标。
三曰“以稳为健”：《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所以“稳”是内外环境的“稳态位移有度”的变化，通过阴阳的自我反馈调节，对来自环境的干扰加以缓冲或排除，从而达到维持整体中态公约度的规范有序，才能适宜万物的正常孕育。当阴阳反馈调控机制不健，就会出现不能“把握阴阳”的偏盛或偏衰的病理征象，这时必须输入“道冲”的另一功信过程予以复常性的人为调控机制，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等方法措施，以复体健。
从上我们见到的是中华医道同自然相联系性的、主客不分性的直觉类比的、整体辨知达意识病的思维方法，很有现代系统论的思想，以客观事物征象的功能信息，运用分类、分析、抽象、比较、综合、概括等方式，以主体思维加工成为能够反映客体事物差异与共性、独立与连续、表象与本质，功能与形体等的一系列相统一性原意的显现。从“天人合其德”与“天人合其道”的价值取向，统观人生的意义境界。直达了“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关怀理念，说明天道自然，万物一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因缘和合，人道有为，古之治身与治天下者，必须事先法于天地，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本人理解的是：为了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奥密而必须予以“斤斤计较、句句斟酌”的立言为真和表达到位的学问；其目标任务是：哲学是运用可靠的知识手段用来解证“自然择优避劣”性的机制、予以迎刃解决“困惑社会”出现的那些“不利于民众生存”的课题。
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体验的智慧，实践的本领。而不是既往西方哲学的文字游戏性的隐晦难解。国人哲学同哲学家的生活密切关联，从哲学家的伟大人格中流淌出来。因此，必须知人论世，理解彼时彼地的环境、背景及哲人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以及他所在的文化共约，才能理解中国哲学的丰厚的文化底蕴。
<二>、西方逻辑推理与归纳论证哲学的历程
本书在“辩证与辩病”的整合理念中，已经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许多逻辑比较与归纳论证方法，在此议题中主要着重理列西方哲学的脉络。
逻辑与归纳是许多哲学家们的思想工具，是如何认定某个方法是“真”的，必须事先拿出一些“理由和依据”来对待这个方法，在逻辑学上以这些理由和依据当为“前提”条件，理由和依据所支撑的主张的过程则是“论证”，前提条件与论证的过程从而产生“结论”。所以，一个有效的演绎论证从“前提为真”用来保证“结论为真”。归纳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作为前提的个别事例的可比数量要多、范围要广，这样认知为真的前提对论证的过程中取得的结论支持力度就会增益份量，才能从个别经验实例中获得人们较为普遍的知识的重要手段。否则结论支持力度的表现不足而有所损害，有失可信程度。
逻辑性比较与推理是要从形式上把错误的推论排除，因为逻辑比较是从形式上分析推理的前提组成的参与条件，如果组成的参与前提条件不够真实与充分，那么从推理比较出的论证就不能成立，这就造成了形式性谬论。如此，这样产生的哲学谬论不在少数，例如：当代的中医学教材就把阴阳论说为阴阳平衡；对立与矛盾斗争的统一等。因为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事物存在的内质，而不是其事物的表面现象与数量，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在哲学方法学上思维目光是理列“非加和”的事物“有机性”交易恒通公约度常变的象数，而不是“无机性”叠加与累“加和”数量级别。这样才能同道儒互参学问的观点进行了整合。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但拓展了哲学的视野，也奠定了许多其他学术领蜮的基础。在处置哲学对象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活动、生产工艺三类，以“质料”是构成存在的条件；以“形式”成为内存的表征；“质料和形式”互补是构成“实体”的两个前提要素条件；“形式”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因此提出了四因论：质料因——构成事物的材料；形式因——事物的本质运动；动力因——即运动的始终过程；目的因——事物转运的方向目标。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与社会（人体）的最终行为目的是择优为善的幸福，来自于人类自身固有的卓越能力，认识到自然存在的事物能力和目的是相互作用择优避劣的动机，是具有的独特理性，相互作用择优避劣的动机的结果是“中正之道”的“既无太过与又无不及”的自然与社会之治，这些逻辑推理与归纳论证同古代国人的道儒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而且产生的年代（老子于公元前528年、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近相差一百四十余年。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了以伊壁鸠鲁与斯多亚学派，其一认为快乐是幸福，用节制有度地追求满足，不是内心的波动，而是保持身心的平静真正的快乐能持续一生，人类最终的目的不是绝对的快乐，而痛苦如何减至最少，从而摆脱痛苦；其二是按照自然的健全理性、本性的选择去做事情，因为幸福不为外物所影响，而是接受命运，以自我改变命运的态度去追求幸福。同道儒互参学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分别以教父与经院在“三位一体”上，存在着概念共相的唯名论与概念共相的唯实论的异议，涉及到基督教的唯神论和上帝绝对性，认知恶有物理的恶、认识的恶、伦理的恶，以物理上的恶——自然灾害与生老病死的关联；认识上的恶——为不正确性的认识上谬误；伦理上的恶——是为真正意义上的恶，非上帝制造而成，而是源于人类思维意志认知上的缺陷。都以上帝或神的信仰用于代替自然理性，而不是从科学立论上引导而来，成为神与上帝的婢女，经历了漫长的哲学黑暗时代。
当西方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露出曙光时，哲学开始以“理性论”和“经验论”重建知识的大厦。人们开始转向肯定现世，并非将一切寄托于宗教为救赎。从笛卡尔开始，所有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理性的检验，宗教的教义也不再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一切都有待理性予以证明。用理性对自然、社会、人类、道德、心灵做出合理的控制与安排，认为这个基础是明晰而无法有任何怀疑的观念。这个世界并不是仅有心灵的“上帝”(即国人的道学)，而且还有物质的真实存在。其后的斯宾诺沙和莱布尼茨的理性论于希腊时早已有的老问题产生了分歧；这世界是“一”还是“多”？
斯宾诺沙的“理性论”从定义和公理开始不断推演证明他的主张，认为“神”即自然，而非超越自然的“人格神”，在表现形式上就是“观念和物质”，观念和物质是因果关系中的一个环节的同属于一个实体，一切存在都存在于“神”之中，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也就没有存在的被认知，属性是具体的外在表征，是“身心平行论”者，认为自由和必然并不矛盾，能“自觉地顺应自然”便是自由，而不自觉地被必然性所驱使则是不自由，对“善恶”的主张则从“人类必定会保存自我”的最高原则为出发点，能满足这一原则为前提的快乐就是善，不能满足的为痛苦性的就是恶。
布鲁诺认为世界灵魂是难以显见的物质，以“思想灵魂”为形式本原，是万物的真正作用因，它充满一切、照耀宇宙、指导自然产生万物。形式是“内在的物质”并“被物质所规定、所限制” 的作用因。“形式离开物质，便没有存存”，只有物质是“永恒的、常驻的、持久不易的、配称作本原的”，应该优先地被当作实体性本原来认识。在第一绝对本原如太一作用因中，一切差异、一切对立都消失了，即精神与有形都归于一个根源。不仅具有具体形式的事物是物质，而且作为太一的第一本原也是难以显见的物质，是自然万物以及全部自然世界的生育者与母亲，“对于不相信他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是无”。 这同老子所言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谋而合。其实这是道物论的观念。
莱布尼茨的“理性论”发明了微积分，认同中国的阴阳八卦思想原理，由此启发了二进制数理符号创建的电脑系统性程序，认为“单子”（相当于老子的道）是自然界的真正原子，单子是完满的自足，以其自足性成为事物内在活动的源泉，成为无形体的“自动机”，不论灵魂或形体都遵循单子内在的规律而活动，事物各自独立运行而又内含的连续性互不侵扰，则是两者的一致之间的“预定和谐”，一切的变化都在于单子之中，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小宇宙。
从英国“经验论”者培根的看来，以亚里士多德被人们广泛运用的演绎法，是无法找到可靠的推论前提的，或就是与实际情况脱节，只有从实际事物出发的实验和归纳才是建立科学必需的新工具，所以培根被称为近代科学哲学之父。洛克步入培根的“经验论”后尘，提出“尚未经验任何对象的人类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经验过红色的盲人，不可能用理性反省得知什么是红色”。认为知识是源于经验的对于外界对象的观察和对于心灵内部活动的感受，这两者是知识的泉源，涌现出了人类所能具有的全部观念。
在政治哲学中由“神权”步入“民权”性的“社会契约论”者以霍布斯为代表，认知到政治权力并非来自上帝的恩许加冕，而是来自人民的同意与托付。因为人类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是自然的自然人，而自然人必须依循两条自然法则：其一是使用一切手段保存自己；其二是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放弃那些别人也同意放弃的权利。如果按第一条行事就会进入“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的悲惨状态；按第二条行事就被迫同意转让生命权以外的权利给统治者，由其用武力来保障所有被其统治者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就被迫地形成了“社会的契约”。而霍布斯认为统治者不受契约的限制，也不被人民所推翻，这个在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言论。在洛克看来：人类应该是平等地享受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也会因为权利而发生冲突，需要公正的裁判者来解决争议，这是统治者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个统治者是从缔约者中推选出来的，如此也是缔约的另一方，如果他不履行社会契约，人民甚至有权利罢免或推翻其的继续统治，另选出能够公正的办事者，这近乎是公正的立场。卢梭认为：社会契约应建立在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统治者必须被普遍意志所指导，普遍意志是全体缔约者的公共人格，而非个别意志的总和，这就是保障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和使人民享受自由的政体，个人既然缔结社会契约，就应该服从普遍意志，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基本理念。这些同墨子和孙中山的认知也非常恰到好处。
当哲学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纷争中，出现了康德的时代：“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的立论，认为知识是经验而开始，但并非一切知识皆来自于经验，而是通过个人获取的感性、知性所取得的印象材料，历经天生的悟性、理性认知两者能力的综合而成，人类所认识到的现象材料，事实上并非是事物的原貌，因为现象已经经过认知主体条件的“人为加工”，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内在规律，是“物自体”与“认知体”的不同差异。康德在道德哲学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如果人类认为道德是一个人的行为，并非因该行为带来好的结果，因为是为了某些好处、兴趣或免受谴责，即使带来好处，那都称不上道德，只有仅仅为了义务本身而无其他前提条件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只有遵守自己的善良意志，出于义务而做的自律，才是道德的；就是“那些同时可以成为普遍规律的规则行事”，才是道德的。其义务论道德哲学到今天还是倡导的典范，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义也接近，其所提出的“定言令式”同我国古人的“道儒医理”性无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直述式”也有非常的相似之处。
其后的尼采喊着：“上帝被我杀死了”。认为旧的“善恶”观念应该颠倒过来，传统所认为的德性是弱者的遁词，是一种属于奴隶的道德；而原本不被认可的那些奋进的行为才是能够自我主宰的真正德性。在基督教道德观中人是有罪的，人的自然本能均被视为罪恶，怜悯的爱被视为道德的普遍原则，人们所处的世界是短暂的过渡，人应成为上帝的奴隶以追求永生，只不过是弱者的自我局限和扭曲；其实人的自然本能不是罪恶，卑怯而无生气的行为更不该是美德，怜悯不是道德的普遍原则，因为生命本来就应该是奋斗与进取，人应成为一个创造者，人应做自已的主宰，而非上帝或他人的奴隶，人类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道德的本质正是要阻止或摧毁人类的发展，而弱者和平庸者必须群起抵抗生命和力量的光辉。超人才够摆脱奴隶的道德，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而非仰赖宗教的福音，精神碰见了全身写满“你应该的巨龙”，巨龙说“一切价值都已被创造”，象征一个新的失去世界的人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世界，人类也是一根系在野兽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人的伟大之处正在是一座桥的过往方便而不是目的；人的可爱之处正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是开始从“精神”走在沙漠上为负重远行的骆驼，是生命的责任。而叔本华也含蓄地主张一切现象都是形上意志的展现，而意志是追求满足而永不满足的盲目冲动，所有的快乐都是暂时的，最终都会转为厌倦，面对意志的奴役只有借于审美心境，完全禁欲才能获得解脱。
20世纪的哲学理论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不再仅限于哲学领蜮中的抽象思辩，哲学以科学中的研究启发与应用成果，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进行深刻的反思，逐步建立科学的哲学研究不限于逻辑和命题分析，而是立足于科学史的基础上，解释科学家的思维脉络的社会文化背景原意。
胡塞尔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应该以现象为对象，而经验科学则以数学化的理论模型理解世界，忘却了世界的本来面貌，这些都是不妥当的错误发展，认为欧洲的学术陷入了危机之中，人们应该“回到事物的本身”。应该以“清晰和明确的概念”来建立知识的大厦，从而回到事物的本身，将哲学建成一门严谨的科学。指出问题不在于人类所认识到的对象是否存在，而是这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事物本身，并且把“现象对意识所显现的内容是否纯粹”作为判断的标准，以“现象还原学”的方法，排除各种先入为主的信念，还原对象事物与意识事物相一致的本来面目，从而解决了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课题，提出意识不可能不意识到外物，也不可能有外物不被意识，建立了主体=客体的等式。
海德格尔对于“存在”应该是一个自我显见的过程，但传统哲学错误地把“存在的事物”当成是“存在”本身，去思考、分析物体的性质，而对于真正的“存在”一开始就弃之不顾，好象忘了有这回事似的。为此，就把“真正的存在”变成了上帝或神的意志，其实人本来就是一个自我显见的过程，只有通过人的存在，其他事物才得以显现，对人的存在做出正确性的分析与描述，才能真正掌握“存在”的课题，只有当人在面对死亡、焦虑、担忧、孤独、虚无等情绪的切身体验，能够彻底领悟自己的处境，进而思索存在的真谛。因而人的存在同时空过程：过去——现在——未来是密不可分的，即面对过去的负心态——对人生而焦虑；面对现在——不能人云亦云，以语言为真创造自己；面对未来——可能性预设计划而付诸行动。这是同道儒医学问的“体验直叙写意”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上述的基础上，卡尔.波普就指出了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如果理论的陈述无法用经验的方法来“加以证伪”，不管发生什么的反例也无法推翻，便不能称之为科学。观察与实验的结果须用客观观察的语句予以叙述，将逻辑关系和归纳论证普遍化，如此这样才有可能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
施莱尔马德提出“循环解释学”，对每一段文字必须放在它原来所处的语境中去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要了解部分首先要了解整体，而对部分的理解有助于增进对整体的把握，如此这样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理解过程，直到解释者与被解释对象达成一致，用语言对所有观念和经验自我展开性的表达到位。所以，正确到位的认识表达非常重要的在于语言的立言工具作用。
萨特是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定义，由需要才有思想在依概念而制出新的物质，也就是先有物质的本质原理的存在。因为人是自由的，人不能将任何事物作为托词，也不能借着推论某种特殊的人性来解决自己所遭遇的困境，人从存在于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应该对自己的一切负起责任，最终还是要由人自己创造自己的现在与未来。霍克海默认为当代文明是完全以生产力为取向的社会，人类运用科技控制自然，用意识形态及社会架构控制他人。同福柯看到的“现代人被权力控制下的现实”。达成生产大量物质为目标，在文明制度的表面之下隐涵着野蛮；精准的理性计算，也潜藏着非理性。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说明及预测现象，从而造成了“科技专家的统治”位置。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化、标准化、自动化、组织化，使个人逐渐丧失了自我，因为最大利润为前提的驱使，整个社会不断地生产，所有人也不断地消费，人们只热衷于满足被创造出来的虚假需求，而忽略了人的本性，这是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异化，因为人的独特性完全被工业社会所整合，人们虽然有民主但不能获得自由，虽然富裕但不能取得幸福，虽然有技术但不一定有理性。
德里达以无限延伸的思维对于善与恶、有与无、真与假、生与死、语言与文字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方法予以解构，前者总是优于后者，这种有固定意义秩序的看法是“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认为哲学理论如同艺术作品，并没有清楚固定的意义，文本叙述的意义是无限延伸的阅读方式，主要是重视文本意义的变化，隐喻和各种可能性，来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与消解二元结构。
哈伯马斯以交往理性来代替工具理性，因为工具理性仅能满足客观世界真实性的需求，理性不应仅停留在客观世界而有所作用，而更应该能够同时解决主观、客观和社会三个不同层面的课题。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应该要通过公正、合理、民主的交往程序，凭借交往理性和交往所得到的共识来加以改进与解决。
以此，从布鲁诺的在第一绝对本原如太一作用因中，一切差异、一切对立都消失了，即精神与有形都归于一个根源。不仅具有具体形式的事物是物质，而且作为太一的第一本原也是难以显见的物质，是自然万物以及全部自然世界的生育者与母亲，这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异蜮同脉。“对于不相信他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是无”。 这又同老子所言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谋而合。其实这是道物论的观念。鉴此，而又如何在21世纪日益步进到量子场系统论等范畴中的自然原理，移植到社会之治的展望性“中态公约度”。 是文化复兴的回归性升华。
<三>、关于哲学史的症结和哲学真理观的探讨
哲学的真理性存在着自然上“客体”的实在意义，常需要人们的“主体”在观察与认知上的正确协同互补的把握，同自然具有配匹的语言符号或数理逻辑辩证比较形式予以表达，即心与物的耦联配匹。但是，在这方面存在着偏轻或偏重与奇轻或奇重的不对应。为此，必须在说理上有哲学方法学上的矫正措施。可是人们的思维往往被一两种思想所束缚着的封闭，必须提供广泛的思路参予研讨。以下罗列十二条反思，是否对于在哲学方法学上有所启示和获益：
（1）、寻找哲学真理性，是以“人化反映客观的来龙去脉”,并反思“本原是什么”问题的正确解答；
（2）、“人化反映”来源自然的存在法则形式的追究，即“既要人又要物”的相互承制的匹配观；
（3）、哲学史留下的第一大症结，是心与物既“分裂” 又“偏度”了的不够完整认识论”；
（4）、哲学史的第二大症结，是“哲学社会工具论”倾向，使哲学研究更加的附庸化；
（5）、哲学真理观，应当开始于认识论，反思结论在本体论含义上的真义立言的表达；这些表达是否能同自然上的存在相符；
（6）、唯物“客观真理”是否是哲学的全部真理，唯心“主观真理”是否是哲学的全部真理，道物哲学建立能否是“辩证同自然配匹”的真理观；
（7）、唯物本原真面目“实而不显”，人化唯心映象又“显而不实”，是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辩证关系脱失的必然；
（8）、心与物的各自“分离与偏度”立场的反思的本原名称，是“本原不同经验映象”从而产生不同认知的结论，从而能否产生共识的差别；
（9）、超框架探索成果鉴定，不适用“套试法”，应当补充“放大场景检验法”；
（10）、人类哲学又一次进入新的归纳和发展，以适应人类社会从“阶级斗争时代”向“和平共处时代”的迈进；
（11）、道物哲学创建意义在于攻关哲学基本问题。并为理性论和经验论等不同论述方式提供信息沟通，使科学哲学更全面的有序化发展；
（12）、道物辩证法较传统分立的辩证法，更趋向完整的辩证法形式，除有效处理自然悖论干扰外，还把辩证法引入了系统科学全息观、语义学的发展规律。肯定实体物质和道的虚体功信相互协同承制作用的存在形式。
从人类语言诞生在血与泪践行的认识初始与对生活实践认知方法，至今仍缺少适合本体论信息表达的现成语言，虽然《老子》把宇宙的本原勉强称之为“道”， 这也同语言的可塑性有关。为了尽可能地认知语言信息的准确程度，只得引入王增泰先生的“真理校偏原理图”式。
认 甲（阳） ① ④
识 ② ⑥（辩证同自然配匹）
论 乙（阴） ③ ⑤
场
形式分析区； 经验映象区； 辩证回归自然区；
论证与说明：
1)、依据“人化反映”对来源于客观的正确认知，用主观“认识论场”的“制约反映论”思想（人的感观过程可以作为实证）予以有配匹性划分为形式分析区、经验映象区、辩证回归自然区。在这里引入了信息来源“
2)、根据对“认识论反映式”的分析，认识主体内质制约和认识对象制约性互补反馈方式，均可在形式上自然观中，服从“制约辩证”的本性，辩证分析中存在着“小量近距”和“大量远距”特点，各含“一强相作用因素”和“一弱相作用因素”，制约辩证作用的“概率位点”间距互动范围有序中态波动承制，使经验映象区的“
3)、因为单纯性物质本原映象“实而不现”，处在认识论方法学上的表象，不够体现自然已存的量度信息，又“现而不实”，怎样在这种局限性的条件束缚状态下，从认识论反思到本体论意义，来洞悉哲学真理呢？道物哲学从分析过程，反思地对各偏向进行了校偏性回归，故使信息源“
<四>、取象思维与类比推理方法论
“象”是我国传统哲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化而来，成为我国文字的象形性的根基。同中国哲学源头《周易》对“象”的重视不能分离，决定了传统思维具有明显地予以“取象类比”的特征，在古代的商业交易活动过程中，其始是以龟甲类为“钱币”予以互换易物，而龟甲类是以椭圆形的“圆”用于表达货币单位，所以“钱”也是“乌龟王八蛋”的一类，钱也不可“多有”也不可“全无”，必须在“有”与“无”的交易过程中不断地流通。为此，有人为有“钱”执迷不悟而违法；有人因无“钱”而落荒，这就是“象”的例子。如此，哲学文化以尚象而意象，凡是受其文化熏陶的人都不难理解的事实。《周易》以“观象制器”来说明文化的起源，以象形文字的基础类比推演出构字法，在天文、历法、中医、美学等领蜮以意象为中心范畴，将“意象具足”当着普遍的审美追求，犹如一张巨网，统括了传统文化的全幅图景。
什么是象？诚如《易传.系辞下》说：“易者、象也”，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言：“人稀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古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此段话揭示了汉语“想象”一词来源之谜，全盘托出了“象”的“意想”底蕴。在传统文化中，凡山川风物、日月星辰、乃至人的气息脉色，均可称谓为象，如“阴阳应象”等，被视为万物本原的基始动力的“道”，所组成的一系列复合词，含括了功形于下的实体存在与功形于上的虚空存在（超越性存在）无际领蜮中的万事万物，既感性、又理性；既实体、又关系等成分形式，足见其“象”的指称对象之广，涵义流变之繁，用象统约之简。
“象”可以分为两类：即客体之象和主观之象。客体之象有物象、形象、表象、实象；主体之象有抽象、知象、意象、虚象。主体之象是经过感官与思维的整合而认知客体之象的“定性、定类、规度”等组合过程，经过“外察内审”性从事物外在形象表现了解事物内部状态和本性的过程，即“司外揣内”性的从现象看本质。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一书中说：“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对事物的日常外观中隐藏的某些奥妙之处的捕捉。这些奥妙状态，经过巧妙对待重新组合之后，被证明代表着事物真情”。
《易传.系辞上》云：“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道、象、器三者之间是为道无象无形，但可以悬象或垂象；象有象有形，但可以示形；器无象有形，但形中寓象寓道。形与象是事物具体通过主体可感知的形态相貌，以主体的思维经过语言文字符号能够予以形式上进行知象与抽象的配匹表达。
客体之象必须用主体予以正确地“取象”才能获得“知象”与“抽象”的表达配匹，是古人予思维上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征象及其象征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类比、象征、联想、推理等方法进行思想，能够反映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性。对于取象思维的表述，可以分为意象、象征、象数、形象、抽象、比较等思维形式的整合，但总离不开一个“象”字，即以“立象”为思维手段，达到同自然“尽意”表述的目的。其取象方法为：
一〉、观物取象：通过对事物的审真观察，认识事物的结构与功能征象，在语言文字符号上相应性地建构其事物的结构与功能模式，有利于正确地配匹适宜到位的表达，如在《易传.系辞上》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二〉、据象类比：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统一性、有度性、互补性、和谐性、对偶性、承制性等的原理，采用比喻、比较、类比、象征的方法加以说明问题的本质，其主要是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对两类不同的事物在共性与相似性加以比较与推衍。起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运用与日渐走向成熟，有着非常广泛与大量的类比形式。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就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因势利导”的自然界中的水性特征用来比喻用兵布阵的原则。
三〉、据象类推：在据象类比的基础上，由于知识领蜮的不断扩展，发现虽然表面上独立存在的事物的征象之间于某种存在着结构、状态、类属、功能、特征的关联与类似，激发人们以类推的方式演绎事物属性关系上的思维活动。在《易传》有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对事物的异同属性予以分类或归纳办法。正如《孟子.告子上》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由此可以“引而伸之，触类旁通”。便于归类表达的“道、阴阳、五行”等的抽象逻辑形式方法。
A、平行式推类：是以已知范本或法则的予以延伸，在方法学上以《旬子.非相》云的：“以近知远，以一知万”，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黄帝内经》在方法学上：“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如《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只要类同，便可从差异的“时空”过程中予以推衍。
B、包函式推类：即为命题色彩与图式的混合推衍，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以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从“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能推演出人与天地相应化生的前提条件。
四〉、据象比附：依据不同的“附象”和“附数”以归类的方式建立可以比较的必然性或偶然性的相互联系，显见出对“归类”的表征理解。在其基础上对宇宙自然的存在规律予以“归类比较”的解释，即对于事物所表征的动态外象如功能特性及事物之间的行为“动态联系”予以归类，用凡是能够产生相感、相从、相召、相动的“有机动态”事物可以归为同类，如《易传.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那么在静态属性不能类同情况下的表征而另划一类，这是因为这类属于“无机静态”事物。
五〉、取象思维与类比推理：取象思维是借用直观征象作为诱导物，经过触类旁通引起联想，推导出相应的结论。以并列的形式蕴涵着形式思维、抽象思维、直觉思维、逻辑思维、辩证与辩病思维等综合思维方法。
A、取象思维类似于综合思维，是以抽象形式对已经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经验事实，经过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将一类事物如“有机动态”或“无机静态”予以区别开来，加以排除个别的、偶然的、伪劣的表面现象，抽取出普遍的、必然的、择优的、内在的本质或规律，是一个“去粗存精”和“去伪存真”的“逻辑辩证和辨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透视现象观本质”再认识的过程，即形式——逻辑——辩证和辨病都不能缺失的整合。这是贯穿于事物相互作用过程始终的基本思维活动，是认识事物本质与规律的基本方法，是由“感性认识”到“知性思维”的中介与桥接的非常手段。只有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把存在于头脑中的“理性认知”予以表达出来进行思想交流，这种“理性认知”同语言文字符号的产生与发展是协调同步的相互依存，应该具有系统程序、条理逻辑、论证准确、自然对位匹配。自然对位匹配是由“知性思维”到“理性认知”上由浅入深的转变，达到真正公共理性的语言概念结论，并以概念为基本单元，进行辩证和辨病性的审察断定，是否取得的结论为真，为真的结论才具备有充分的说服力。
B、形象思维就是把感官获得并储存于大脑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运用比较、分析、抽象等方法，加工成为反映事物典型特征与本质属性的系列意象，用这意象为基本单元，经过联想、类比、想象等方式，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活动。其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初级阶段：相当于抽象思维过程中的“知性思维”，即从表象上升到意象的形象信息初级加工过程，运用主观意象对客观事物进行形象识别的过程，以及运用联想方法依据意象加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
高级阶段：相当于抽象思维过程中的“辩证和辨病思维”，即运用主观想象的方法对主观意象进一步的加工，创造出新的形象，并经过创造出新的形象予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活动。
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同取象思维的概念性、抽象性、逻辑性相呼应，表现为意象观与具体观，而意象贯穿于整个形象思维的始终，一切形象思维都是多种多样的意象活动，是正确映像客观事物于大脑过程中的再现形式。具备形象性、多样性、整体性。这样就有其特殊的规律可寻，其不能由一些形象严格地推演出另一些形象，既不是单线一维性、而是多层网络信息状态。即在大脑思维中对形象信息的加工，而不是同抽象思维那样逐步的系列加工，而是多路网络层次性信息的加工。
形象思维的基本规律：主要有三条，即形象相似律、形象典型律、形象整合律，它们均贯穿于整个形象思维的全过程。
形象相似律是指任何的形象思维都必须与反映对象相一致，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与规律的相一致反映相近古人所言的“神似”，即“形神兼备”意义的思想境界。如同科学中常用的虚拟、模拟、仿真等技术。
形象典型律是指任何的形象思维中的任何形象都各有其特有的典型特征，这种特有的典型特征是对思维对象的本质特征与个性特征辩证统一的概括与反映，是与其他主观形象相区别的根据。即将一系列感性多路网络层次性信息中的相似或典型特征予以抽象概括出来形成的意象，进一步地升华为可以重复验证的依据性结论。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提出的光线经过太阳这个引力场时会发生1.7弧秒弯曲度的预测，后来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观测而得到验证，从而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形象整合律是指任何的形象思维中的形象都是由一系列感性多路网络层次性信息特征构成的，这些特征之间相互关联，按照一定的功能和结构组成了一个有机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并不是一系列特征构成的机械总和，而是有新的功能和属性的呈现，但任何形象都是由若干的形象特征整合而成，即形象与特征密切相关，属于整体与部份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各种特征与形象整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形象整合律的重要内容，这对于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从事物的部份用来获得整体的形象，则为“顺逆兼用”的思维方法。
C、类比推理即象类比较法，是指从两个或两类以上对象属性的相同或相似程度出发，依据其中某个或某类因素对象具备某种属性，推导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也具有相应属性程度的思维方法。从本质上和历史研究上讲，都是形式逻辑思维的方法，是与演绎、归纳、整合并列的基本的形式——逻辑——辩证和辨病的综合。换句话则是在比较两类不同事物的基础上，找到和抓住这两类不同事物的异同点，并以此为根据，将相关一类的事物知识，迁移、推广到另一类事物中去予以阐释。类比推理的基本模式可表示为：
A对象具有属性a、b、c、d
B对象具有属性a、b、c
——————————————
所以，B对象具有属性d
其中，A、B表示两个或两类对象，a、b、c表示相同或相似属性，d表示推出的属性。
类比推理的主要目的是由已知推出未知；由肯定推出否定；由继承推出创新；由背景推出意象；由正确推出错误；由真在推出假设，同归纳、演绎方法相比较，具有联系广、跨度大，启发性、探索性强、灵活性高等特长，被看着是具有的创造性方法，在许多的科学规律的发现，科学理论的建立，技术的发明、创造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用三段论验证一下：
三段论的规则有七条：（1）在一个三段论中，只能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否则将犯“概念四的错误”；（2）中项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否则将犯“中项不周延错误”；（3）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违反这条规则将犯“大项不当周延错误”或“小项不当周延错误”；（4）两个否定前提不能得出结论；（5）前提中有一否定，结论必须也是否定；（6）两个特定前提不能得出同自然相符的结论；（7）前提中有一特定，结论必须也是不自然的特称。
按逻辑推理的要求，前提真实和形式正确是一个正确推理的两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论题是虚假的，却想通过证明的方法“论证”出它是“真的”，就只能借助于虚假的论据或违反思维形式或思维规律要求的诡辩方法来强辞夺理。
如苏格拉底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就没有我国古人在“阴阳”上的“偶联和谐、互根依存、协调承制”性的标量规范稳态有序“中态公约度”高明。因为矛盾律与同一律在含意趋势上是相背的，不能共同存在于协调的水准基础，而排中律怎样把握有度也不可知，造成可信度不够准确。
如以马克思为名头的“唯物论”所谓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逻辑，以“矛盾律”为主线，在内容上看待事物是动态的，但始终没有把握好事物是动态“互根图存”与自我“择优避劣”性的统一，而是在形式逻辑上采用了“矛盾对立斗争”性的相互作用“对抗”性而实质为“静止与永远不止”的“不和谐”；看待事物有客观存在的“肯定”基础，但始终没有把握好“肯定”，而是在形式逻辑上采用了“否定之否定”。导入俞根强的R(·、·)=“∈”对“唯物论”加以比较则形式逻辑[R(·、·)=“Ï”]不能对应辩证逻辑(见下<五>)；所以显见“辩证内质”同“形式逻辑”上的“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有违了逻辑学上的“同一律”，同样造成可信度不准确。
以“天人合一”的法则看待事物的“常态秩序”规则，必然是“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取代矛盾；以合作取代斗争；以互信取代对立；以肯定取代否定；以有序取代失序；以求同取代小异”等方式才能创建美好的大同世界。如此这样，才能展示自然是一个“协同互补”性的系统世界。
<五>、参考俞根强的逻辑辩证理论校正方法
一）、辨证的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自古已经提出，我们今天仍在提出，将来还会提出的一个永远使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着，似乎陷入了迷途。现代中国哲学对道的“有”与“无”或阴与阳的课题便在新的维度上日益展开，并且导致了许多的哲学家向东方的哲学思维寻求资源，因为中国古代逻辑是以关系或关系的因果发展而来，在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判断与推理甚至分析与整合相结合，有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同语言表达方式的特质，而不是西方逻辑分割与分析性的确定的抽象演绎表述。为此，在个人的独立语言似乎无法完满成立，如何逐步不断完善同自然配匹的表达公共的哲学语言，即万物以“相互作用性的效应场为控制中心”，这就离不开“道”与“物”的相互作用。在此，任何“基础（对象、前提、假设、形式、概念、定义、判断、推理、比较、分析、综合）”的引入，都是以“中态标量规范有序公约度”的波动限制，防止事物发生转化过程中的“既无太过、也无不及”，以“亢则害、害则乱、承乃制，制则生化、亦化亦制、亦制亦化”才是自然世界的根本大法。在此，以俞根强的逻辑辩证理论的度数标准为参照系，建立道物辩证法的如何到位表达性立言。
①“完全性completeness”，也有叫“完备性、完整性、关联性”等。用通俗的话来说，即“无一遗漏”。例如，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表明，亚氏的形式逻辑没有完全性。实际上，亚氏的形式逻辑是以“形式的同一定理”为基础的，缺少“辩证”部分。与此相反，黑氏的辩证逻辑是以“辩证的对立统一定理”为基础的，“形式”部分同自然不相应。
②“相容性consistency”，也有叫“不矛盾性、一致性、和谐性、对偶互补性”等。用通俗的话来说，即“自圆其说”、理论内部不能出现“冲突”。例如：任何理论体系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主观世界，存在一个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问题。一个内部出现“冲突”的理论体系，如何能够“真实地”反映自然世界呢（用客观世界者却把主观意识埋没了）？
③“独立性independency”，意思是说，各“基础（对象、前提、假设、……）”应该处于同一个级别或层次，并且某个“基础（对象、前提、假设、……）”不能从其它的方面推导出来。例如，亚氏的形式逻辑有三条基础，即“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同一律”不成立，“排中律”和“矛盾律”也必定不成立。用更直接的话来说，“排中律”和“矛盾律”不是与“同一律”相同的级别，其含义趋势是相背的不协调。
二）、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
自从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危机。对此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数学自身和哲学等其它学科的认识。三次危机的情况是这样的：
①希帕索斯悖论（Hippasus，2的开根号）是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这场危机的解决结果是无理数的理解。第一次危机，本质上是常数或常量的问题。它表明，仅仅有理数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数值，仅在有理数内部，也会涉及到其并不包括的内容——无理数，也表明有理数与其它数的内在联系。尽管第一次危机仅仅涉及到常数，但已开危机的先河，其蕴含的内部差异特征，并没有在后来的危机中解决，相反显得日益深刻和尖锐。而数学本身在解决或更确切地称为理解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②贝克莱悖论（Berkerly，无穷小量到底是不是零？）是第二次危机的深刻体现，这场危机的解决结果是数学作为方法论工具的成功。第二次危机，本质上是变量的问题。它表明，近似值如何转换到精确值，因为近似值可以表达为精确值与无穷小量之和。当无穷小量逐步缩小时，近似值也逐步接近精确值，这是一种变量过程“-1—0—+1”。当变量过程进行到某种程度时，并不完全发生了质变过程，这个过程不能跃迁，这个变量必须存在着诱发性的基本条件前提参予关系，才能出现质变过程近似值可以作为精确值。
③罗素悖论（Russell，不含自身所组成的集合）是第三次危机问题的关键。第三次危机的解决结果是数学作为认识工具论的基础，数学代替哲学等学科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第三次危机，本质上是概念的问题。它表明，形式体系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作为桥梁，存在与辩证体系的内在联系。形式体系的基石是统一性的，只能用集合论来描述：对于任意集合A，则A+A=2A存在确定与不确定性，在无机物为确定性，在有机事物为综合性的不确定性（此时集合论内有不完全等价式A∈A）。辩证体系的基石其实是偶联协同互补和谐承制统一定律。用不完全性的集合论来描述为：对于任意集合A，则AÏA，似乎类似于罗素悖论。由于概念直接涉及思维和逻辑等，罗素悖论或第三次危机是进一步的不能深化这个定律，其重要性也与此有关。
历史经常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并预示未来。从第一次“常数”危机；到第二次“变量”危机；再到第三次“概念”危机。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扩大范围和寻求同自然配匹的公共立言，其哲学意义是肯定承认这样的存在。随着严密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只有数学才能承担起这个基础的重任。沿着历史的轨迹，由形式体系和辩证体系等融合后的结果必定是完整综合论的新体系。
三）、三条“基础（公理、前提、假设、……）”
用框括号[]表示集合论的坐标系，花括号{}表示集合论的元素法。对整个语言坐标的要求是：各个分支（坐标分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任何事物和内容都能纳入其中。再次特别提醒！这里的“基础（公理、前提、假设、……）”总揽自然的完整程度；换另外的话来说，这里的理论体系是为公共的而有别于其他的个人哲学语言特征。这里所讲的理论体系有以下的“基础（公理、前提、假设、……）”：
A、语言坐标：
对象Object[语形Syntactics,语义Semantics,语音Phonetics,语用Pragmatics]，其对象Object是被分析的对象；语形Syntactics指格式上的分析，如“属于”和“不属于”，主谓宾；语义Semantics指意义上的分析，如“真”与“假”、“对”与“错”；语音Phonetics指声音上的分析，例如“清”与“浊”；语用Pragmatics指使用上的分析，侧重于“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如“真实”和“歪曲”。
B、逻辑结构：对象Object：
{形式formal；辩证dialectic；因果consequential}？
其中对象Object是那个的对象；
形式formal是形式体系：集合论的数学定义是符号“=”或符号“∈”的结构；标量动态有度有序规范阈值位移是符号“-”，如“-1—0—+1”，即象数动量表示法；
辩证dialectic是辩证体系（集合论的数学定义是符号“Ï”）的结构；
因果consequential是因果体系（集合论的数学定义的符号是“Φ”）的结构；试问在等待“形式+辩证+因果”体系的完全性证明。若是完全的，则不会再有新的结构。若还不完全的，则需校正。
C、主观选择：对象Object：[规则Rule；资源reSource；目标Target；方案solUtion]？
其中：（B）对象Object是①、②的那个对象；（R）规则Rule指择优避劣、尊老爱幼、中态公约度、适者生存、和谐公正社会等；（S）资源reSource指环境、生存空间、社会关系、能源、财力、知识等；（T）目标Target指信仰、理想、信念、野心、定位等；（u）方案solUtion指解决办法、措施、指令、命令等。其中的一个特例：若u∈Φ（此时，集合论的完全等价式u=Φ），则表示“整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四）、哲理逻辑比较学上的数理化
在汉语、英语和数学等语言中，数学是迄今为止最为严谨的语言。为了提高逻辑和哲学等的严谨程度，也为了能对逻辑比较和哲学等社会和人文领域采用数学分析工具，首先需要将对象数学化。例如：
用数学语言来说，逻辑是关系（relation）的学问，如勾股定理：在一个直角三角形中，斜边边长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边长平方之和。如果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分别为A、B，斜边为C，那么：
C²=A²+B²=（32+42）=25;
据考证，人类对这条定理的认识，少说也超过4000年！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周髀算经》的第一章，就有这条定理的相关内容：周公问：“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答：“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就是说，矩形以其对角相折所称的直角三角形，如果勾（短直角边）为3，股（长直角边）为4，那么弦（斜边）必定是5。从上面所引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古代的人民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发现并应用勾股定理这一重要的数学原理了。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证明是毕达哥拉斯给出的。据说当他证明了勾股定理以后，欣喜若狂，杀牛百头，以示庆贺。故西方亦称勾股定理为“百牛定理”。遗憾的是，毕达哥拉斯的证明方法早已失传，我们无从知道他的证法。但这是三因集合论点在每两个“已知”数任意求得其中“未知”因数，是从“有形”求“无形”、以“实有”求“虚存”、以“实物”求“精神”、即道物互补的象数语言印证方法。这样的逻辑比较辩证到目前有四百余种方法可以换算许多数因的殊途同归性结论，以其立言应该没有异议；
例如：勾股定理推广到空间：以直角三角形的三边为对应棱作相似多面体，则斜边上的多面体的表面积等于直角边上两个多面体表面积之和。这个和不能表达自然上的有机性，仅能论证其相对应的形式逻辑能否成立的配匹。其股垂多高的延伸多高则思想智慧就有多高；其勾长的延伸多远则思维就有多宽；其弦的倾斜角度多变则认知课题得度多广。
哲学是点（point，即观点、论点、出发点；包括自然观：物质论、思维学）的延伸。即：知二得一存三，所以治天下者。
实质上，对关系的不同分类，产生不同的比较逻辑。以判断规则之四来论：
R(·、·)定义为任何事物或内容的自身循环关系；
R(·、·)=“∈”，则对应形式逻辑；
若R(·、·)=“Ï”，则对应辩证逻辑；
若R(·、·)=“Φ”，则对应因果逻辑；
R(·、·)=“Ï”类型的著名例子是“牟比乌斯带Möbiusstrip”。
经过数学化之后，R(·、·)=“∈”代表“形式的同一定理”，即亚代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它对应生活中通俗层次的“量变”、“公平”、“一致”、“是非分明”、“静态”、“稳定”、“死亡”等等。
与此对应地，R(·、·)=“Ï”代表“辩证的偶联协同互补定理”，即黑氏已经把其变质了的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它对应生活中通俗层次的“质变”、“是非不分”、“模糊”、“动态”、“发展”、“生命”、“过渡”等等。将逻辑结构的分类方法应用于语言坐标，就能得出一些结果。例如：“语用学”坐标分支分成“真实”和“不真实”等。其中，“语用真实”是最简单的子集，包括哲学上的“真理”。换另外的说法，任何理论体系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主观世界反映，存在一个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对位配匹的课题。而我们的理论体系是“语用真实”子集，同时“真实性”成为衡量理论体系的一个标准。又如，对偶面之间的转化，或事物的变化，是螺旋阶梯形式的。再如，二维或多维几何形成模态所表示的逻辑类型。
五）、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内容是基础研究领域。在应用学科方面，还有一个内容转换。例如：基础研究的“相容性”， 对应自然是有机生态性的整体：对应国家的管理应予协调一致；对应有机人体是独尊兼容。除了以上新的辩证方法结论，尚存某些有待解决的课题。如：
从历史背景来说，最近的五十年是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质变”时期，将会形成新的中国文化复兴。但当前的中国“红”朝，只是一种“改良”、并不是一种完整性的“择优避劣”，例如“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研讨工作”、“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种“改良”，是不可能彻底的，换另外的话来说，如果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结局只是“能否长治久安的朝代”，因为从开国后的三朝，仅能是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果能够“摆脱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例如“语言坐标与逻辑结构的配合”采用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俞根强的R(·、·)=“∈”∪“﹁∈”∪“Φ”，这种“基础（公理、前提、假设、……）”的改变，才是彻底的“择优避劣”性的“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周登颐太极图——朱熹解附》）！既往的“哲学学科”常讲的“对立统一”，在作者的理论体系中是为始终尽可能规避的“术语”，因为“对立统一”这个术语同“常态”有机自然不能到位和贴切实际。所谓的“对立”是静止不易性的“一分为二”方法的“双方对立”性的以“失态”自然矛盾“冲突辨证法”门类，是强调矛盾斗争性的以一方战胜另一方的不能“共生图存”，错解了“对偶协同互补和谐承制”的“常态”自然特征，“对立”的静止不易是难以获得的“统一”，因为“矛盾对立”与“协同和谐”不能相容。是难以达成所谓的“整合、综合、融合”在一起。在理论体系中，参照多维几何模型表示的逻辑类型中，其实是“偶联互补和谐承制与性质差异统一”关系的实际情结，可以看到了这个差异性状的征结，单说“对立统一”是“常态”有机自然完全性的错论，这不符合“严谨”的哲学精神。
中国文化的道家逻辑是混合型的R(·、·)=“∈”∪“﹁∈”∪“Φ”，对应中国文化还有“一分为多”方法，注意这里的“多”必须是“五”或“以上”。典型的“一分为五”就是“阴阳五行”中的“五行”，能否找到更好的“模型”？更好地解释自然生态哲学课题？这是“文化界的着力点”的任务之一，大家共同考虑其可能性！“和谐社会”是两年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中央党校的资深专家说，现在，达成共识的党的领导层将把这个符合中国儒家传统的概念放到更加突出的“统揽全局的位置”。 可是，儒家思想是以《周易》为道学根基的分支，把“中国道学”的“和谐”概念，贻误说成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概念”。这些资深专家，真让人恶心！而是在“把末忘本”了，从这说明，是在附庸中国当今的“红”朝，自我完善的能力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可信程度。例如，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和“封锁”，导致整个民族 “发明创新” 的能力非常不足，特别是在“主流”层次。唉，实际上仍然是“个体的利益优先于国民整体的利益” 至上，这里所讲的理论体系，有多条基础（公理、前提、假说、形式、概念、定义、判断、推理、比较、分析、综合），是比ZFC等公理系范围更广的体系。
R(·,·)=“﹁∈”代表的辩证逻辑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理性的评判。例如，任何转型的行为都归类到辩证逻辑，这些行为是“生死抉择”的、“机遇与危险并存”的、“激烈变化”着的优选文化相融整合。
在“主观选择的基础（公理、前提、假设、……）”上，可以派生出一些算法。这些算法，涉及到许多学科，如控制论、博奕论、进化论、运筹学。它也决定了问题的性质，即积累的过程、哲学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六）、弘扬中国文化
建立在三条“基础（公理、前提、假设、……）”之条件下的理论体系，可以衡量东西方文化的特征。而在逻辑部分最接近这个理论体系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儒学说，以直观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五种比较方法看待与提练事物存在的显性与隐性规律。把“功形于上”与“功形于中”和“功形于下”直接合三为一，可概括为观象、得意、类情（虚拟、模拟、仿真）三个方面，从系统、要素、结构、层次、功能、组织、信息等的联系方式。有专家提出“《周易》逻辑”的概念，认为《周易》逻辑以观象取类、名物取譬的方式来界定概念的含义，以主、客相参的“吉、凶、悔、吝”为基本的判断形式，以多维发散与整体综合的涵盖自然为推理方法，是一种迥异于外延内伸型逻辑的另一种逻辑。《周易》象数思维具有逻辑比较性特征，但又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思维，它采用外延内伸模拟“类式”的概念——卦象符号与卦爻辞文字，而非西方单纯外延、边界清晰的差异性概念；是指谓对象作动态的、先验的、综合的判断推理，而非西方重差异性分析和因果演绎的判断推理。卦象是《周易》思维的先验模态。卦象之“象”又不同于抽象之“象”，后者是抽去了一切具体形象的概念范畴，而前者既是来源于万事万物之象，是对物象物事的抽象和整饬，又蕴含经过整饬过的物象、事象。它是个“空套子”，但这个“空套子”实际上又蕴藏着万事万物。以上所论的“象数思维”重点在讲“象”，至于“数”（如卦爻数、天地数、河洛数等），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因为这些“数”主要不是用于定量，而是用于定性、定类、规度。所以《周易》象数思维是从伏牺、神农、五帝三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是一种综合思维形式，是直觉、形象、逻辑、象数、辩证五种形式的参照系体制的综合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个特殊的至高品种。卜筮原是先民藉以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手段——一种统合直觉与理解于一炉的生命道术。易学原本是要为生命指示一切可行的方向，其旨归即在安身立命与超前关怀。易卦实际上是对经验世界的事物的整理，也即是对生命的方向的分析、指引，易道的秩序是希望使生命的活动方向与世界的原本秩序化合为一；赋予符号以一定的语义内容，通过符号的操作与推演，演示经验世界中事物的变化趋势；易学符号所指的灵变性与符号形式的序贯严格性是统一的；易学思维的根本特征是“功形于上”与“功形于下”和“功形于中”的统一，“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周登颐太极图——朱熹解附》）。易学哲学是求“道”的哲学。道是真实与真理，真理是人的生命世界与经验世界的真理，是离不开人的依行体验。换言之，“功形于上”与“功形于下”之“道”始终贯穿于自然与人的生命的一切事物之中。例如：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为也；道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生也。太极，形而上之道喻无形；阴阳，形而中之而言象；刚柔，形而下之而代器。须是立如此言，为了更好表达。然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一赋一受於其中，亦犹是故。其实是为器中有道；道中有器，即为“道物”同源于一体无间，“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后有彼矣”。
以逻辑与辩证方法的判断规则予论：
R(·、·)=“∈”∪“Ï”∪“Φ”表示“形式+辩证辩病+因果”逻辑。
而西方文化中的“唯物辩证法”，则差距很大。这提醒我们，应该理性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为此借用《三国演义》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可以见到真理的转换。西方中世纪（对应中国的明朝）以前，数学采用常数或常量方式，即形式的“离散与整合”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世界的最前列。笛卡尔解析几何学的真正历史意义是变量的出现，人类文明历史从常数层次到变量层次的质变过程，对应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抓住了这个转换机遇，而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中国所以在几百年落后了。接下来到目前为止的约四百年里，数学采用变量方式，即辩证的“连续”时代，相对于几千年的时间尺度很短，可以视作“较窄的质变”阶段。如果从现在开始“逻辑”和“思维”等的数学化，数学又进入形式的另一个“定性、定类、规度”等“离散与整合”的时代，即数学采用在“概念”方式。人类文明历史从变量层次到概念层次的质变过程，会对应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时期，在“常数层次到变量层次”的“定性、定类、规度”等过程中，明皇朝和清皇朝都不是主动地迎接变化的；20世纪初的清皇朝末期、20世纪的民国时期，都是匆忙地迎接变化的和“全盘西化” 的性质；20世纪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是“照搬照抄”的西方个人言行性质。上苍眷恋中国，历史又给中国一次机遇。在“变量层次到概念层次”的“定性、定类、规度”过程中，中国抓住了吗？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什么？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碰撞中形成特色的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同化外来文化的优秀传统。照搬任何外来文化，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本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航向。“中华民族对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到了。中国先秦时期的各区域文化的融合，到统一之后的中国文化，再到隋唐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再到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随着时间的延续，融合的地区范围在不断扩大。具有“辩证形式的偶联协同互补承制和谐有序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才会具有融合的特色。可以预言，未来的中国文化将包括“道儒学问”和“西方文化”的优选性有机整合。
有一“醉卧阳关外”的人讲了一段经历：
话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天两头都要举办公社、大队、小队三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班，集中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政治理论。某公社组织召开讨论会，所有到会者都要发言谈认识和学后感想。可是，大部分人都是照本宣科，一字也怕漏，一字也怕改动，说错了、说漏了，不是戴帽子或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唯有一位50开外的大队支书，在一锅接一锅地在抽闷烟，一脸的也不在乎的自然与自信的样子，听着别人重复发着同样的言论。当轮到他时，十分不经意地说:“上面同志们讲了很多，虽然这东西是很深奥，但仔细想起来也很平常，总起来说就那么几句话，还耽搁这么多生产时间”。
“其实呵，世界是东西(物质)的，东西是动弹(运动)的，动弹是合数(规律)的……”。话音还没有歇落，大伙儿都大笑了起来……。
可是这位大队支部书记意犹未尽地继续发挥：“但是，大家别忘了，关键是这个合数(规律)，是由人拨调(掌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依我说啊！这个辨证法的核心，就是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真是晕！哪个学者能把辨证法领会到如此地步(程度)？
辩证法作为一门学问，在欧洲发展的最高峰是康德和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粉丝。后来马克思和斯大林等人又迷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这两样东西一组装，就有了“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而马克思本人，尽管他的思想方式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刻影响，但他从来没有任何一本著作系统地阐述过辩证法，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宣称过他创立了什么辩证法的体系。
可能有人要问了：现在大学教材里面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讲到辩证法的什么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之类，难道不是马克思的吗？俺告诉你：确实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讲的所谓规律和范畴，虽然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只言片语，但没有一个是老马自己的原创，都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源头。而现在中国大学教材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斯大林的写作班子搞出来的，咱们中国把斯大林的这个“体系”照搬过来，再加上老毛的一些论述，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朋友，如果你对“辩证法”不感冒，你尽可以嘲弄“辩证法”，但这个“桂冠盆子”扣不到老马的头上。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咱们中国人，天生就是玩“辩证法”的材料，咱们传统文化如《易经》和《黄帝内经》等全面地渗透了辩证与辩病法，根本用不着马克思或者黑格尔来教导我们什么。辩证法本来就是国货，只不过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在近百年来就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忽视或轻视逻辑学，而这在西方却是最基本的知识。所以，辩证法这个东西在西方很难玩到诡辩的程度，而在中国，本来就轻视逻辑学，再加上辩证法这一“主流”，辩证法不变成诡辩论，那才是怪事。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们，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出个什么“辩证逻辑”，认为“辩证逻辑”高于“普通逻辑”甚至可以否定普通逻辑，还嫌中国人的思维不够混乱。
“辩证法”在中国之所以大行其道，不是马克思或黑格尔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国情，特别需要“辩证法”。有悖常理、逻辑不通的时候，需要说屁话的时候，就只能抛弃逻辑，借助“辩证法”来救场了——其实就是想让你接受这样一个道理：我怎么说都对，你想不通那是因为你不懂“辩证法”，你不会“辩证”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