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中国管理和管理学问题的关注，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而发生的。从总体情况看，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学术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上，显示了中国学者关注本土管理思想的敏锐性。与此同时，一些对中国企业发展尤其是失败问题进行探索的成果也屡见发表，但是这些成果往往因学术界传统认为的“学术性不强”而没有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强化和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研究方法的热情日高，参照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对“中国情景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似乎成为一时的“显学”。与此同时，从宏观角度尤其是民族文化角度探索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等单位对相关研究的大力支持和倡导，对中国管理相关研究问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98年，成思危先生就提出了要加强对“我国管理科学的现状”研究的问题，[①]此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课题研究方面一直将我国管理科学问题当成重点问题。自2005年始，管理科学部新一届领导更是强调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本刊2005年第2期）。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管理学在中国”的专栏，刊发了大量研究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
2008年3月29-30日，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育部科技委管理科学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管理学报》编辑部、《管理学家》编辑部共同协办的“首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教育部科技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刘人怀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教育部科技司陈盈晖副司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晓田先生以及教育部科技委全体委员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演进、“管理学在中国”的宏观思考、“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构建、“管理学在中国”的教育研究、“管理学在中国”实践中的理性思维和“管理学与中华文化”等六大主题展开了研讨。本文拟结合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现场交流，就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述。
一、“管理学在中国”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自中国管理学问题的讨论开始以来，关于中国管理学概念问题如何界定，一直是学界颇感困扰的问题。虽然大家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实质性地展开讨论，但是不同学者对不同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困惑。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对于问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极其重要的。德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方法论中首先着眼的就是概念问题，他认为，“认清经院学派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采用了贫乏而未作好规定的概念。”因此，莱布尼兹主张重视分析法或判断的艺术，把它几乎完全归结为两个规律：第一，不经过解释，不接受一个语词；第二，不经过证明，不接受一个命题。他尤其关注澄清概念，认为概念是组成命题的成分，如果概念含混不清，势必导致命题涵义的混乱，从而引起无谓的争辩。[②]
从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方面看，概念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会议论文和学者的发言中，先后出现了如下诸多概念：
1．中国管理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使用了“中国管理学”的概念，呼吁“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他同时认为，中国管理学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问题，应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在“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7-2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罗纪宁副教授在“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导向和基本任务”、湖北大学商学院王圆圆博士在“中国管理学的萌芽”等文章中也使用了“中国管理学”的概念。
2．中国管理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晓田先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管理科学”的概念。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周建波教授在其“论科学管理观与中国管理文化的存行结构”一文中指出，为了与“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心理和语意暗示做区分，赞同使用中国管理科学或中国管理学派与“中国式管理”相区分······中国管理科学以科学管理观为指导，既坚持管理科学的主导性，同时客观承认中国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性，以管理二元结构方式收敛文化及其环境的影响。
3．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罗珉教授在其提交会议的“中国管理学的反思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构建”[③]一文中，同时使用了“中国管理学”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概念，认为探讨“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意义已经跨越了今天的现实需求，“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发展变化方向”，但从全文看，罗珉教授显然更加偏爱“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概念。与此相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荣副教授等在“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问题及策略”一文中，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一五发展战略目标”提出的“奠定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学科基础”，较为认同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是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观点。暨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孙东川教授则更进一步，在“谈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中特意强调了“现代”一词，并认为“管理学”与“管理科学”不是一种概念，主张“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特点是中国的、现代的、创新和先进的、也是世界的。
4．管理学在中国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韩巍副教授在其“管理学在中国：一个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一文中，讨论了“中国管理学”和“管理学在中国”概念的区别，认为后者是比前者更为恰当的表达方式。
5．中国特色管理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彭贺博士在其“困惑与出路：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方向”一文中更多使用了“中国特色管理”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管理研究，是指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独特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知识建构活动······中国特色管理研究是一种特殊性研究，是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意思的是，与以往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此类相关概念的争论不同，此次会议上大家对于概念问题的关注并不多。可能的原因是，类似的研讨会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举办，由于时间所限，会议所研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宏观和不十分深入。至于概念问题，学者在“隐喻”意义上认为大家所谈论的问题是“一码事”，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究。但是从会议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与歧见，恰恰可能是由于对相关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引起的。因此，关于“中国”、“管理”、“学”这三个核心命题如何界定、如何排列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可能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一个基本焦点问题。
尽管在概念上存在上述区分，但与会学者对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研究的意义，还是高度认同的。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管理学的研究与创建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不能置身事外”。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管理学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今后的发展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院士在致辞中说：“管理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时代精神的推动下产生的。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期，因此在这时探讨管理学的话题，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将会对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则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并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对管理学实践能有所见解，对国家能有所建议。
其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从“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方面进行了阐述，如罗珉教授认为，问题的探讨“不仅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和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组织的经营和管理问题，更长远的意义在于管理学中国学派对国际管理学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作用”。彭贺博士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建构全球普遍性管理知识为目的的管理普适性研究”。
二、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构建尝试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的重要研究指向。[④]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基础。但是，在对中国古典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阐释工作之后，与火热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比，更多的管理思想似乎永远停留在了“思想”的层面，而没有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起到更大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也遇到了一百年前的先辈们同样的困惑，正如陈序经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所界定的复古办法、折衷办法和全盘西化思想，[⑤]此次会议上，关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问题的讨论依然是一个重要话题。
向会议提交的相关论文中，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晁罡的“论儒家和兵家思想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从治国方略和管理策略艺术两个方面解释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并从“儒体兵用”视角对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分析。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树旺博士的“论儒家式管理的内容”则从价值指向、导向作用、控制手段、自我管理、安人管理等方面对儒家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疏理。在上述基本内涵阐释之外，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袁品“由墨家兼爱论现代医院管理的意义”从墨家思想研究出发，对墨家思想对现代医院管理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而广州美术学院徐平华的“中国和谐智慧在当代设计团队协调中的价值”，则将中国传统和谐理念延伸到现代团队管理研究中。
与上述研究思路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专注于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见解。如韩巍副教授对国内有一定影响力东方管理与和合管理理论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管理’标记的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及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理论）’存在较为严重的一般性也是典型性的‘学术规范问题’”，这些研究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倾向”，但“似乎缺乏组织经验的支持，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遵循，在作者看来更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南开学商学院王学秀副教授在“文化传统对管理的‘濡化’与人在管理进步中的主体性：兼论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性”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以文化典籍为基础的研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古典思想中包含的许多貌似合理和进步的思想，由于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化不足或者扭曲，却成了现实管理中的困惑，比如，“和”、“合”、“德”等问题，我们在将这些东西作为中国管理的核心内涵时却往往发现，这些内容又恰好是现实企业管理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吸取符合现代精神的思想无可厚非，但如果忽视了文化的变迁性，将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传统来处理，将这些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作为中国管理的思想，就值得商榷了。”
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认为，中国管理学的创建要从对西方管理经典的“照着说”，到向中国管理的“接着讲”转变，并且认为“接着讲”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这一观点自然勿庸质疑，但是，如何“接着讲”？是简单复古？还是“中体西用”？以我们现在的“体”，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用”吗？这些问题，正是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十分困惑的事情，也必将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容回避的问题。
除了对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之外，此次会议成果中的一个令人可喜的方面，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我们认为，相对于简单总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来说，从历史的脉络入手扎实地总结中国管理学术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似乎更有意义。湖北大学商学院王圆圆博士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中国管理学的萌芽”一文中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是不具备产生管理学萌芽的条件的。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提供了条件。整体来看，建国前的半个世纪即20世纪的前半期属于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时期”，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在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为鼓舞人心的”。在“建国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概况”一文中，王圆圆博士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49-1977）、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78-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93至今）等三个历史时期，从政策概况、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管理教育等方面对建国以后管理学的发展作了简要总结。与此相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在“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7-2006”一文中，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管理学发展的进程，他将1977-2006年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管理学的萌芽期（1977-1986）、中国管理学受到普遍重视时期（1987-1996）、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快速发展时期（1997-2006），并认为，中国管理学在30年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管理类学会专业性不强、学术期刊定位模糊、管理学院定位不清等诸多问题。
总体来看，尽管此次会议上这一类成果并不多见，并且有学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如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瑞教授对罗珉教授的“中国传统管理学具有‘苏联范式’和‘斯大林阐释学’特征”这一观点提出疑问），但我们认为，任何学术理论和学科的发展，都是历经一个很长时期才能够达到的。正如法国思想家孔多塞认为的，历史是人类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⑥]在“管理学在中国”这一问题上，与其“临渊慕渔”，不如“退而结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管理的“前世今生”，将更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明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结合中国管理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如山西大学管理学院李常洪等在“合作管理研究框架”一文中提出了“合作管理”研究的概念与基本框架，认为合作是当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合作管理的研究可以围绕合作生态、合作困境和合作模式等三个方面展开。谭人中先生则在“论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一文中认为“混乱和秩序”现象在管理活动中具有普遍性，是管理现象的基本状态。
三、“管理学在中国”：文化差异与管理特征
管理活动及其与之相关的管理模式的产生，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也是根据这种文化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因此，从文化学意义上讲，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⑦]因此，“管理在中国”问题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问题。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认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基于此，此次会议的研讨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1．从管理视角如何看中国文化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文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具体问题时，又往往莫衷一是。比如，此次会议上，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问题的争论引发了诸多思考：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我们的管理比不上西方？中国古代有为现代西方人所称道的先进管理思想，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中感知不到？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到底怎样的文化与我们研究的管理相关？席酉民教授认为，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进行文化的解读，比如如何判断中国文化、如何定义中国文化等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黄海军教授认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问题，不宜一味颂扬，应该从辩证的视角看待问题。可以说，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将是揭开中国管理的文化“底色”的重要武器。周建波教授认为，“管理作为文化的一种样式，在以人为核心的管理世界，尤其是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环境，则必须面对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文化相悖与相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层面上相对的形象性强，逻辑性弱······为此，中国管理文化既要吸收、消化源于西方管理科学的普适性原理与合理精华，又要识别保留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精华；既要持续的优先设计组织战略竞争技能，又要自然演化组织合力文化意识。”相比之下，韩巍副教授的观点则更为鲜明一些：“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以其关系所造成的制度规范缺失，恰巧以千百年来分明可见、且遗祸至今的种种恶果可作为直接证明。”“有谁敢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成果不是主要来自于‘市场机制’而是我们的‘优良文化’呢？”“文化就其内涵，却绝对不能仅仅是其表述系统的那些内容，更为关键的，是身处此种文化中人们‘践行’部分。”王学秀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学界对与管理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惘，可能主要来自对文化问题的认知。文化就整体而言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及行为文化三类。从现代人看传统文化对中国管理的影响，其重点不是放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而是应该专注于制度与行为文化方面。不可否认，以古典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确有许多符合人性乃至极具普世价值的内涵，但是，这些好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专制统治过程中只是保留在思想层面上或者仅仅为统治者用来“宣传”的工具，真正的文化，是制度层面的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和在这种统治下造成的民众行为的非理性和乖张，并引用了马林诺夫斯基“以社会制度为文化的真正要素”的观点，说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行为层面的考察入手。
2．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的特征
与会学者普遍认同中国文化是导致中国管理区别于西方的重要因素。如罗纪宁副教授认为，以中国人为主题的中国企业带有深深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烙印，这一点是进行中国管理学研究不能忽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是中国企业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背景，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基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竞和罗家德教授在“中国管理之自然系统特质”一文认为，中国自然管理系统的文化渊源包括儒家人伦思想的兴起、道统与政统的分离、中庸之道、士绅阶级的出现、政治组织的管理双轨制等，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存在与发展，导致了中国独特的管理特征。在其提交的另外一篇会议论文“超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中国组织文化”中，罗家德教授提出了以社会网络理论来代替关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认为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中国组织文化，可以从中国人需要透过人脉网完成个人目标、中国人的社会交换是长期性的和中国人在“家”之中才显现出集体主义倾向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刘彧彧副教授在其“中国式企业管理形成的历史传承研究”一文中，从中国传统管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中国传统管理的组织基础入手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分析。同时，刘彧彧副教授提出了文化传承与变革的观点，认为任何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主张从观念的传承与变革及表现方式的传承与变革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王学秀副教授也认为，从管理视角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以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关注到文化的变迁性。此外，颜爱民等在“企业文化演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文中，运用实证方法，从演化理论视角对企业文化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讨论了文化问题之后，关于中国独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管理特征，罗家德教授认为，在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大量的现代管理技术之后，中国的组织中仍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二是我们的组织相动仍保持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的特质，三是我们领导仍要清、理、法兼顾，保持礼治秩序的特色。刘彧彧副教授则从重道德、重情感、重经验、重自律、“执经达权”、恩威并济、求同存异、以身作则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从总体上看，此次会议对中国文化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管理特征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但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中西文化的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差异会永远存在吗？如果关注到文化的变迁性，那么，中国文化变迁的方向是怎样的？是否在朝着与西方文化逐步融合乃至整合的方向前进还是其它？不同的文化特质导致了管理的差异，那么，管理尤其是具有理性色彩的管理制度反过来对文化的变迁、发展乃至创新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大多是从韩巍副教授所说的“实然”入手的，那么，在“实然”之外，我们的“应然”又是什么？
相信对于此类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将十分有助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要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吸引管理学之外的知识和智力比如文化学、社会学等则显得十分重要。
四、“管理学在中国”：如何科学地建设？
在进行了上述讨论之后，如何在前人进行的大量研究如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和合管理（尽管对这些研究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等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创建中国管理学以及怎样完成“管理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工作，是与会学者更为关心的问题。
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提出了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第一，管理学是个致用的学科，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第二，要突破管理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第三，研究队伍建设应从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开始；第四，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五，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以下我们将以郭院士的观点为基本线索，对中国管理学建设的问题进行综述。
1．直面中国现实管理问题
由于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钳制，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界多“考据”和“阐释”，少见“经世济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独是管理学）又一头扎进了洋人的学术窠臼之中，唯洋是举，唯洋是用。面对现实，此次会议上许多学者发出了关注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的呼吁，并将之看做中国管理学创建的重要前提。
罗珉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应当是管理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中国管理学变革的根本动力，它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完全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李垣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倾向性，一是回避主流，以中国独有的思想与实践为基础发展理论；二是基于主流，通过中国情景的研究扩展差异，拓展西方主流理论的范畴。他认为，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利于中国管理的研究，应该提倡的方法是基于实践特殊性，整合主流观点发展理论，并努力实现在环境、文化和制度关系之间研究的创新，总结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韩巍副教授认为，“管理学术研究必须直面管理现实”，主张管理学转向社会学，如果不愿意去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组织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就没有资格“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视野下，面对复杂的组织管理实践规定出大量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罗纪宁副教授在阐述了管理的实践性之后认为，创建中国管理学应该从研究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入手，尤其是要有客观态度端正地去观察总结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玉利教授在“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症结分析”一文中指出，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艾时钟等也认为，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企业界和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此外，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孙继伟在“管理理论三位分类法和四大管理模式”一文中提出了关注“问题管理”的观点。
2．寻找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
关注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并不是全然抛弃西方已经成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因此，一些学者在“如何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寻找中西方管理共同点的观点。彭贺博士认为，需要认真探索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要能够说明西方管理理论在哪些方面无法应用到中国实际情景，同时我们必须能够证明西方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失败不是由于企业的实际应用问题，而确实是中国的文化情景的差异所导致的。关于这一问题，张玉利教授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主要不是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是时机不成熟。例如，不能说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理论没有用，而是企业不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会引起重视。所以说，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本质是由于管理实践层面的水平差异决定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是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相对于先进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反过来经常是滞后的”。杜荣副教授认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关键，是要找到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以便于使中国学者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不仅重视管理科学与中国的实践，也重视与世界管理实践的联系，同时学习西方先进和规范的科学方法。孙东川教授认为，创建中国管理科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洋为中用”，即“应该继续重视洋为中用，目光紧紧盯住国外管理科学的进展，第一时间看到外国的新发明新创造，引进、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华中师范大学丁烈云教授在“‘管理学在中国’高校实践中的思考”的发言中，以对中国高等院校管理的实践总结和探索，论述了开放背景下中国高校管理中的特色和管理实践问题。吴继红等在“领导—成员关系对组织与员工间社会交换的调节作用研究”一文中，运用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和中国样本，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成员关系对员工—组织关系的影响问题。而金思宇等的“中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现状、趋势与指标选择”一文，则从国有企业的绩效考试角度入手，探讨了战略观下中国企业绩效评价的指标选择问题，并就跨文化管理对中国企业的绩效评价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索。
3．努力创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任何科学研究和理论创建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框架。彭贺博士提出，中国管理学的建设要“建立富有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与西方理论有效衔接、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实证性研究和具有知识结构的延展性是其关键标准。韩巍副教授在评价东方管理学与和合管理时认为，是否有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约定、是否有比较真实可靠的经验基础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应努力倡导中国管理研究方面的“科学共同体规范”。张玉利教授认为需要“科学地提炼管理理论”，要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主观臆断和人云亦云。“管理的研究需要不断地深入到危机层次，透过现象挖掘深层次问题，研究管理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对于此类问题，曾宪聚等则认为，管理的挑战源于人类的知识问题，主流的企业管理理论与观点正是在朝着“知识问题”所指明的方向上持续努力的，管理的挑战源于知识的根源。与上述问题相关，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冯英浚等在“管理有效性原理”一文中讨论了如何注重实现管理有效性的原则，认为这是管理研究的根本问题。
4．培养科学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近年来，管理学领域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大量引进，对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者的研究工作都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冲击。面对这种现象，学界一直存在着研究方法论的争议，比如，到底怎样的方法论才是科学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即便方法论再好会产生科学的结论吗？方法论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还是迎合期刊需求的？如果不使用实证性的方法论，你凭什么得出研究的结论？
此次研讨会上，方法论问题依然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大家的共识是，创建中国管理学，确立科学精神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是其最重要的前提。席酉民教授认为，科学的方法论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黄培伦教授在“管理生长点”一文中认为，“综观世界范围的管理现代化，存在三类生长点，即观念、方法和案例。他认为，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理论的建构，这三个生长点是不可或缺的。罗珉教授在谈到管理学中国学派构建的阻碍因素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形成了带有“先验的”、“内省的”思维去进行抽象研究的传统，管理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管理学研究向实证方法转变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彭贺博士认为，本土管理理论框架的匮乏原因之一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制约；发展本土的研究方法时，首先会面临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选择问题。他认为，聚焦中国企业的成长、中国管理的转型，量化的方法是重要的，但质化的方法更为重要，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手段”。
在一般性讨论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围绕更深一步的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的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如韵江博士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假设解构：方法论视角下的考察”一文中认为，无论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设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对现实作出假设，是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一系列复杂的本体认识论假设的集合，代表了思想系统形式的信条”。因而，“假设为科学的理论建构和实务运用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或基础，在整个科学方法论中居于核心”。管理理论研究的不完善性，在很多时候是由于“管理学研究所依循的假设模糊所致”。在案例研究方面，陈春花教授的“中国本土企业领先的模型”、程宇宏等的“粤商文化研究述评”等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案例，而李品媛教授的“试论管理学教学中的案例研究法”和叶陈刚教授的“关于企业伦理与文化整合教学的思考”等文章，则对案例在管理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总体来看，虽然此次“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规模不大、提交的论文也并不十分多，但是与会学者本着务实的精神对中国管理问题所进行的诸多探讨，既传承了前人的研究，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此类研究的深入。与会学者在会议结束时达成共识，希望“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能够继续举办下去，为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综观会议的诸多成果我们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深入研究，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支持，需要中国企业实践界的大力配合；在微观层面上，则需要有志于此道的管理学者们通力协作，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真”问题，研究微观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不断地将“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中国企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作出贡献。
[①]成思危.管理科学的现状与展望[J].管理科学学报，1998，1（1）：8-13.
[②]葛力.简论莱布尼兹认识论中的方法论[J].文史哲.1996(1)：34
[③]下文中再次提到学者姓名时，如无特殊说明，均见该学者会议论文，后同。
[④]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儒家管理”、“中国古代管理”等相关词汇任意搜索，都可以得到数百条的结果。
[⑤]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⑥]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⑦]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
（该文已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