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营的本质是寻找城市发展的突破口，城市地产作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及城市最大的财富资源，是城市经营当之无愧的第一突破口。城市经营首先从地产经营开始，是指为加速城市化进程、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和确保城市可持续化发展，在整合城市内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以城市地产为龙头、资源价值最大化的科学行为。

（1）地产独具的社会承载性决定了地产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2）城市经营从本质上讲就是寻找城市发展的突破口，地产作为城市资源要素中最大和最基础的板块，能够为城市发展迅速积累经济实力、最大化地实现城市自身价值，因此说它是城市发展的第一突破口。

（3）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其核心内涵就是扩大城市规模、扩大人均居住面积以及增加就业机会，其实质是增强一国的综合国力。城市经营从地产经营开始，正是顺应加速城市化进程这一客观历史的要求。

（4）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从本ന上讲，就是城市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而地产作为城市最基础和最大的资源要素，与城市生态、人文、经济三大环境有着最直接和最紧密的联系，城市经营从地产经营入手就是从最直接和最紧密的环节入手，从根本上确保了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

（5）科学在经济行为上的直接特征表现为：第一是快捷性；第二是效益性。城市经营从地产开始恰恰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从城市最大和最基础的资源要素入手、可迅速积累资金为城市发展打开突破口，这就是快捷性在城市发展中最直接的体现；第二通过地产的经营可以实现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加速城市化进程、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和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因此说它是科学的行为。

地产是社会财富最大的来源。地产的社会承载性，来源于大自然的物质承载性。地产是土地与人类社会结合的产物，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地产承载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与其它产业相比，地产独具基础承载作用，是一切产业和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地产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来源。地产承载人类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承载人类的全部历史。地产体现自然规律对人类的根本制约，迫使人类认识和选择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资源、生态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武枳《地产产业论》）

“土地是城市最大的资产。”薄熙来在担任担任大连市长时曾被称为大连最大的“地主”，有人对他讲，你不仅在管理城市，而且是在经营城市，经营这个城市的土地，土地就是你们大连最大的资产。薄熙来说，这就是马克思引证的劳动是其父，而土地是其母，土地是财富之母。（《成都信息》2003第一期，董怀武、尹春秀）

综上所述，城市土地作为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承载体。 它承载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城市生产，是城市最大的财富资源。

罗语萍在关于2002年深圳地博会的报道《城市运营，深圳成功起跑》中认为：土地是城市的载体，经营城市首先是经营土地。土地是最大的城市资源，也是其他城市资源和城市发展的载体。无论城市规模的变动，还是经济增长，最终都体现在城市土地利用的规模、密度和结构上。

首先，土地是值钱的。如何盘活土地资产，是城市经营的一个切入点。（李津逵《经营城市，政府要当好导演》，2003年8月5日《西安晚报》）

其次，运营土地，应是经营城市中最重要的内容。（董怀武、尹春秀《成都信息》2003年第1期）

土地资产作为城市最大的存量资产和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它给城市劳动者提供了立足点，给他们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没有土地，“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不能完全进行”。（谢文惠、邓卫《城市经济学》）

综上所述，城市土地是城市劳动者劳动的前提条件，是城市资产中最具活力、增值潜力最大的财富来源，它是城市经济活动的载体和城市经营的切入点，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 地租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在城市经济中，由于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级差地租作为一种经济杠杆，对于城市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也体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调节作用主要反映为以下几点：

孙玉、王晶认为：由聚集经济效益所引致的区位竞争均衡,在特定地块上,出价最高者将获得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哪种用途能产生更多的经济地租,该土地就会作为哪类使用,从而最终决定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城市区位利益的分布与土地利用格局具有空间上的一致性。这样,地租成为调节城市空间结构的杠杆。               

另外，级差地租不仅存在于同一城市的不同区位上，也存在于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一般来说，大城市的级差地租要高于小城市；因此，大城市昂贵的地价最终会形成一种排斥力，将那些占地过大的企业推向周围的中小城市。这样一方面控制了大城市规模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

不同的产业，由于其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对土地位置的要求和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在同一地块上安置不同的产业，会导致不同的产出率，形成不同的经济效益。如日本的统计资料表明，用于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土地的单位面积产值之比为1：100：1000。因此，在城市空间上由于各产业支付高低悬殊的级差地租的能力有差别，就会自动形成一种产业的布局方式，从而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土地潜在的效益得到最大发挥。

城市政府要经营好城市建设用地，首先是将土地收益用于城市基础建设，用出让城市建设用地来吸引城市建设的项目资金。因为,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是来自城市的土地。（谢文惠《城市经济学》237页）土地商品化的实质表现在于其级差地租的高低；因此，对于土地国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不但是增强国家财力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屠能认为：距离城市较近的土地，由于节约了运费，从而导致该处土地价格的上涨和较为集约的土地使用。级差地租的实质，是将从土地上获得的级差收益进行分配，这样就消除了土地区位因素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使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综上所述，城市地租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空间布局，对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效能发挥起决定性作用，对城市的和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及城市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城市地租水平体现了城市的总体实力及发展前景。

 

所谓城市土地的社会配置主要是讲对城市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而决定土地配置的核心要素是它对人的用处。众所周知，伴随着世界上人口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其工业化进程的同时造成的环境恶化，已经使得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土地毕竟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讲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而要解决这样涉及到城市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化发展的宏观问题，就必须严格从科学的高度和城市的实际出发，以求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之愿望。

首先，对城市范围内的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问题，必须要看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土地进行最佳利用，并且要探寻出最佳的利用途径及方式，以求土地利用的总体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这就涉及到土地用途的确定和如何科学开发的程序问题。比如，居住、办公、商贸物流等用途的确定，其实质就是如何合理解决生存、享受与发展的问题，这些用途性质确定得好，它会产生出倍增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否则，就会产生与之相反的后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广西北海和海南的“92年开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证问题。

其次，对城市范围内的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问题，还要看该城市的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众所周知，城市土地的首要含义就是空间和区位，它决定了城市土地资源的地域差异性，而土地资源的自然空间结构和土地经济利用的结果，在形成了土地区位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各种类型用地的特定的区位要求。比如，城市不同的空间区位对规划布局、环境配套、人文科技等要素的要求是有显著差异的，因为这些要素是支撑区位和空间的基本载体而非土地本身。另外，城市土地的自然条件的优劣也决定了城市总体区位和空间的层次，比如，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差异、港口城市与丘陵城市以及盆地城市的差异等。所有这些差异都对城市土地资源的经济利用和合理配置提出了很多的外部性要求。例如中国西部城市高科技园区开发中仅空气净化这一项，就可以让西部城市土地资源有效利用走上规模经济之路。

最后，随着土地的商品化，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不断分离，使得土地逐步被资产化，而作为一种资源和要素的本性反而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看土地的生产能力，而是把它看作成功经验的一种工具。当这种思潮在一定时期内盛行时就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而泡沫一旦形成，就会对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整体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

城市土地的社会配置其实质是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化发展的问题，它涉及到城市的人文特色、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等关系到城市发展战略的宏观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谨慎和从长计议，必须从科学和实际出发，惟其如此，才会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

 

谢文惠和邓卫认为：城市土地利用，是牵涉到城市生产布局与城市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土地利用的原则是节约土地资源、优化土地配置 、提高土地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城市土地利用还存在不少问题，它们妨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城市经济中发挥合理的调控作用；土地的利用没有达到最优化状态，潜在效益远未得到有效释放。这些问题主要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压力一直比其它国家大。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流动人口日益增多，使城市人口膨胀得较快；与之同时，城市用地却日益紧张。这除了城市建设相对人口增长有“时滞”之外；还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从统计部门到规划部门，都只考虑户籍人口的用地需求，而不反映流动人口的用地需求、尤其是常住流动人口的实际存在，从而使城市建设用地被人为地压缩，更显紧张。

衡量一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是否合理、是否“物尽其力、地尽其用”，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城市单位土地创造出的国内GDP的高低。遗憾的是，作为四大生产要素（劳动、资金、土地、技术）之一的土地，常常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较少关注的对象。在广大农村，土地由于直接的产出而获得农民的青睐；而在城市里，土地的产出则往往是间接的、隐性的，因此容易被忽视。一般情况下，生产企业在财务上建立了“全员劳动生产率”、“百元资金利税率”,以及“技术进步贡献率”等一系列指标来检查劳动、资金、技术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而惟独没有土地作为要素投入的效益指标,因而掩盖了我国城市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土地产出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城市作为工业基地的作用而忽略了其生活服务功能，只重视生产性建设而忽视非生产性建设，使城市用地中工业、仓储等生产性用地比重居高不下，而道路交通、生活居住、绿化率等非生产性用地比则一直较低，城市用地结构很不合理。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规模越大，基准地价越高；人口越密集，地价就越昂贵。由此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成本的不断上升，为地产泡沫的产生埋下了伏笔。（杨重光 梁本凡《中国城市经济创新透视》）

对于土地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一是市场调节，即根据土地价值来分配土地；二是行政调节，即通过政府力量来分配土地；三是技术调节，即结合城市规划来分配土地。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对城市土地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按土地价值规律办事。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调节是土地配置的惟一手段。因为有很多城市用地，本身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对于社会公众和生态环境有很大影响、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公园绿地、政府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道路用地等等，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而必须运用土地管理部门的行政调节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技术调节。因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就在于科学地预测城市的发展并合理地分配城市的用地，使城市空间结构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并重，即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当前，我国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主要还是规划和管理所造成的。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规划部门要注意防止两个极端：一是忽视土地价值，片面强调城市空间形态与用地结构中的技术因素，追求形式效果和艺术目标，使规划流于“华而不实”的做法；二是过分依赖市场需求，单纯追求土地收益而使城市公众利益与长远利益受损的做法。

在城市经营理念铺天盖地的今天，土地作为核心的城市经营客体，由于它是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载体和城市最大的资产来源，它在城市经营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其战略高地的特殊角色；因此，必然会成为中国广大的核心城市经营主体的众矢之的，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恰恰在于，土地它不是常规意义下的城市经营过程中的一次性卫生筷，也不止是城市经营的突破口。因此，就不能把土地收入作为惟一的城市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来看待，不能把城市经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土地的出让金上，必须把土地当作可持续化发展的长期财富来深刻认识，惟有如此，才会有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的前提。

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在城市经营的过程中，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锁定在城市土地的出让金上，仅仅依靠出让城市土地来满足城市发展的资金需要，其实质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试问30年、50年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已经早就提出了，只不过广大的核心城市经营主体不愿意正视罢了，而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政绩工程在作祟，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城市的可持续化发展首先是城市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化；其次，是土地收益的可持续化。把级差地租和一次性收益变成“时差地租”和可持续化地租，根据使用时间进程确定不同的地租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消费门槛，扩大消费，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炒地皮，从源头上杜绝地产泡沫，从而确保城市土地的长期收益。

中国城市要走向现代化，是站在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之上的，因此就不可能以欧美国家的一些发达城市为蓝本，也承受不了那种超重的现代化压力。因此，只能是节地型的现代化，即与集约型的城市化、内涵型的工业化相适应的，以“满足适度规模、优化土地配置、强化集中功能、提高产出效率和注重持续发展”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

首先是城市的空间大了，令人头痛的拥挤嘈杂、交通阻塞等现象不复存在；其次是生态环境不致被破坏，城市的绿化率大大提高，一般可达50%以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用洛杉矶人的话来说“现代人要的是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你来到这个城市，无论是市区还是都会区，到处感觉赏心悦目，清新自然。市中心区虽高楼林立、繁荣繁华，但因有许多绿色的广场、公园，仍不失自然风貌。都会区的卫星城镇更是景色宜人，不说快速便捷、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仅城镇小区的居住环境就让我们倾倒。有的城镇依水而建，顺山而上，树木丛中各式建筑显顶露墙，隐隐绰绰，整个城镇被绿水青山所淹没；有的城镇平地而起，小楼、别墅散落在树林之中，分不清是城中的林，还是林中的城，整个城镇就像一座开放式的大公园。尽管是冬季，城镇上一幢幢造型各异、富有个性的小洋楼的门前屋后，常青树葱笼，草坪青翠，花卉绽放，主人总把环境点缀得生机盎然。置身其间，脚下小松鼠欢蹦乱窜，树上鸟鸣声不绝于耳，温馨静谧的环境，令人陶醉不已。有人说如入仙境，有人说应是人间胜地。当禁不住发问，“此地房价如何？”回答令人咋舌，“少则百万美元一幢，多则数百万美元一幢”。地是一样的土地，建筑材料也大同小异，看来房价之高低，关键是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上的差异，根本一点还是在于土地开发的理念。

尽管美、加两国有大片的土地资源，特别是加拿大，目前开发的地区仅在美国边疆向北约200公里范围内；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科学、合理地挖掘利用土地资源。在西雅图，港务局的人员说，海湾中的集装箱码头区，有2500公顷是在滩涂上建设起来的。20世纪初，他们利用疏浚航道的土方，筑起了一个人工半岛，据说所挖的土方相当于巴拿马运河的开挖量。这项工程的资金筹措，政府采用了发行公债的办法，到期将增加出来的土地抵卖给持债券人，此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们用当年开挖地铁和地下城的大量土方，填到了圣劳伦斯河中间的小岛上，使圣海伦岛的面积扩大到138公顷，为申办1967年的世博会的各项建设提供了空间。在温哥华附近的卫星城列治文市，市政府官员介绍，1867年以前，该地区是阿姆弗雷泽河中的冲积三角洲，潮来一片汪洋。1867年以后，当地人组织开发了这块40平方公里的滩涂地，围起42公里长的海堤，开挖围堤河和纵横交错的沟渠，使土地不受海水侵袭而得到改良；尔后又逐步建设起50座双向泵站和加高加固了堤防，达到了能抵御200年一遇高潮和暴雨灾害的防御标准。列治文市就是从这块向海洋要来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目前，该市工商业繁荣，农渔类发达，房地产业兴旺，人居环境优雅，已成为加拿大最有发展前途和最具吸引力的中小城市。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方面，蒙特利尔市堪称首屈一指。蒙特利尔的地下城分成三大片，面积达400多万㎡，有10个地铁车站与此相连。总长30多公里，密如蜘蛛网般的步行街道，将2000多个商店、200多家饭店、40家银行、30个电影院、７个大型旅馆、3000多套住宅、２所大学、２个火车站和１个长途汽车站串联一体，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城市体系。这里各类公司商场、游艺厅、歌厅、酒吧、咖啡馆、展览馆等等一应俱全，可以说地上有的一切，下面应有尽有，每天吸引着50多万人在这里出入。我们乘电梯进入地下城观光，见一般都有五六层深，每层商店林立，布置豪华，步行街四通八达；底层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宽敞而又直通地面的中心广场，既可采光，又能通气，更具人性化的效果。有的广场中模拟热带气候，各种奇花异草郁郁葱葱；有的广场中泉涌喷溅，青藤垂挂；有的广场中设有乐池舞台，常有艺人和业余艺术家在此献技；每个广场中都有凳椅，可供游人休憩。蒙特利尔人把土地之下的空间开发、利用得淋漓尽致。（《美加两国的土地开发》中国房地产报） 

在边疆开发的例子中，以美国对其西部的开发最为典型。1776年美国独立时，只据有大西洋沿岸地区，面积约40万平方英里。而它的西部是6.5倍于当时美国本土的处女地，1748年在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土地公司的组建，可视作美国开始从事西部开发的标志，但后来由于英王的阻止而进展迟缓，直到美国独立后才正式启动。1784、1785和1787年制定的三个土地法，是美国开发西部的纲领：一是宣布西部土地国有化；二是决定将公地向自由移民开放；三是规定在西部建立的新州必须采取共和制，并不得实行强迫劳动。西部的开发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它先将西部土地收为国有，然后又廉价出售给自由移民，并将公地出售与土地授予和承认“先占权”相结合，使农地开发与牧业开发、矿业开发、市镇开发、交通建设得以并举、互动，从而赋予19世纪美国的经济革命以“爆发式”的特征。成千上万独立农民得以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封建残余束缚地自由发展，并以自由土地开发为中心形成农业、矿业、城镇和铁路全面开发的格局，构成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经典时期。这个大规模的拓殖运动，即使仅就其基本的和主要的过程而言也绵延了100多年，伴随美国经济与整体发展中的成年时期即工业化的始终，对边疆的开发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长期起作用，并与这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进程如此息息相关，这样的例子在整个世界历史也是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到19世纪末，已实现美国人口中心、农业中心、工业中心的西移，同时把美国由一个弱小的国家推上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1895年其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从发展过程看，美国西部的开发可分为三个阶段：农业开发阶段（1750-1850年）、工业开发阶段（1850-1950年）、科技开发阶段（1950年至今），其开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深化，由浅层开发而至深层开发。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发展重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可以被看作这种转移的几个标志。（叶川《美国西部开发史》）

灵活优惠的土地开发利用政策。19世纪美国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西部迁移，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这一时期陆续出台的《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规定，只要在西部地区种草植树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低价或免费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美国因为土地可以私有，当然可以通过赠送土地的方式来鼓励开发落后或贫瘠地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鼓励西部开发，但是完全可以制定其他多种优惠政策来调动西部开发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分租或批租给某单位和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有保障等政策，规定几十年不变，承包或承租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和经营管理权。政府的目的就是先投钱，慢慢少投钱到不投钱，鼓励、养活并稳定一部分人长时间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鼓励承租者将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而绝不收取利润，一直到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

因地、因时制宜地赋予较大的自主权。美国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除了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政策外，州、县等地方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企业的进入，巩固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经济基础。我国西部在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等方面占全国的比重较低，不可能指望西部近期内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因此应该加大改革力度，运用新思路、新方法。只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遵纪守法的原则下，敢闯敢试，多想多干，谁能实现自己的迅速发展，谁能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和对中央财政的负担，谁就是正确的，谁就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例如，能否考虑西部部分省份在项目审批、进出口企业登记、企业上市、开发区设立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还可以考虑赋予西部各省在对外开放、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引进外资方面更大的权力；另外，在发行地方债券、建立地方银行以及设立地方证券场外交易中心等方面，可以考虑给予西部各省更大的优惠。 

重视发挥高科技产业拉动作用。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发战争财，发展了一批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规模实力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大都分布在美国的西部地区。进入冷战时期以后，美国大量的军工企业转为民用，利用原有的军事高科技基础，再加上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西部地区以宇航、核能、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我国西部地区早在“三线”建设时期，就发展了相当一批出于国防考虑的重化工业和军工企业，奠定了西部地区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由于没有利用军转民时机，大力提高技术层次，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以目前整个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工业效益不够理想。西部地区应该利用原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集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其成为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龙头”。例如，西部地区拥有酒泉、西昌两个卫星发射中心，西安飞机制造基地、重庆钢铁和汽车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基地等等，都可以为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技术和人才，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建设自己的“硅谷”来提升自身的产业层次和素质。（高国力《美国如何开发西部》）

加拿大原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最早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是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争夺对北美的控制权，于1763年打败法国，占领魁北克。1867年7月1日，魁北克等东部四殖民地在渥太华成立联邦式“加拿大自治领”，成为北美第二个独立国家，但最高行政权仍归英王。最早获得开发并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加拿大的东部地区。联邦政府成立后，为了推动西部和内地的开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1872年颁布“自治领土地法案”，规定凡交纳10美元注册费的移民即可领取160英亩公共土地；拨付大量土地用于修筑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将西部1/8的土地约400万英亩拨给学校作办学基金；于1878年开始实行保护性关税，将进口工业品的关税率由15%提高到35%。

据统计，到1906年，按1872年土地法领取宅地者达4.1万户，其中不少人来自英、美。不到半个世纪，西部基本被占领完毕。但加拿大东西部的差别并不特别明显，因早在1858年英国人就在其西陲建立“不列颠哥伦比亚”，后又把温哥华殖民地收入旗下，并将它作为西部开发的中心。加拿大4／5的工业在东部，但90%的煤蕴藏在西部，这影响了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加拿大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原材料和粮食，它们大多产自西部地区。（辟疆《加拿大西部开发历程》） 

前苏联真正自觉地、有计划地正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始于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末期。前苏联工业的大东移，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特别是在西部欧洲资源日趋枯竭之后，更加快了工业东移的速度，明确确定西伯利亚的基本经济开发战略目标，即西伯利亚应成为全苏最大燃料动力供应基地，全苏耗能产品（有色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木材加工业产品）生产基地和多种工业原料供应基地的目标。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历程，可以看出，上述规划对于深化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平衡全苏联生产力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前苏联的开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显然存在各种弊端和问题，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国家有明确的长期战略目标和计划，重点突出，开发有序，分步实施。从时间上看，几乎每10年都有一个较大的开发举措出台，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从空间地域上看，开发主要通过以一个或几个特大型项目为中心组建综合开发区，由西向东、以点带面推进，具有明显的渐进性。70年代以后，组建区域生产综合体成为东部实施大型区域开发的基本途径。 在我国今天的西部开发中，这一点是值得借鉴的，即开发应有统筹规划，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并将此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哄而上，乱铺摊子，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研究前苏联东部开发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条件下，开发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前苏联时期的开发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也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开发并没有增强东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前苏联的东部开发都具有军事目的，战前是为了建立战略后方，战后则是出于与美国的全面抗衡和争夺。与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相同，前苏联在东部开发中实行的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方针，这使前苏联原本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工业部门结构，以及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在东部开发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没有形成经济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内在潜力，东部富庶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全面发展。与西部相比，东部农、轻、重发展比例和工业内部发展比例失调的问题更突出、更典型，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原料化倾向更严重，经济军事化程度更高。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一直采取措施发展落后地区的科学事业。直到50年代，科研院所和大多数科技骨干都还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远离生产建设中心。前苏联迫切需要调整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苏联政府做出了科技力量东移的重要决策。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组建，是东部科技开发的重要步骤；到80年代末，西伯利亚分院已发展成为前苏联科学院最大的分支机构，在科学研究、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促进西伯利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绩，它的许多科研成果早已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前苏联正是在东部开发的过程中，完成了科技力量调整和布局的任务；同时，新西伯利亚科学城自身也成为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相媲美的科学重地。西伯利亚分院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吸引、稳定和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李建民《西伯利亚的开发启示》）

1991年俄罗斯在经济转向市场和国家地缘政治地位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东部开发的模式也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表现在：

第一，以往“生产力东移”的模式被西伯利亚“自我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全国生产力配置的原则，由原来最大限度保证全国的经济效益变为满足市场需求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第二，开发投资主体多元化，由原来的主要靠中央财政支持，变为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多元投资，国家仅对新区的地质勘探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尽量吸引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在吸引外资时，由联邦政府担保，采取矿床抵押或矿床租赁的办法筹集贷款和投资。

第三，恢复和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主要靠挖掘地区自身潜力。

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和模式的转变表明，仅靠开采自然资源不会带来真正的发展，开发必须遵从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我国的西部开发，绝不能再走资源扩张型的老路，西部必须开发出今后自我发展和长期发展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和协调增长，最终缩小东西差距，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