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逼良为娼的中国学术量化评价制度
学术是太阳底下最为神圣的事业之一；学术能够使人不朽。学术之大大于天：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与其学术息息相关（——通常，人们用“教育”来描述这种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因为教育的关键和精髓在学术，故，我们直接用“学术”来描述应该更加准确）。如果一个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中华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
1919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志业”（ScienceasaVocation）的文章。韦伯说，志业与职业（profession）不同，职业的主要内涵是专业化的技能，而志业这个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宗教色彩：是上帝或其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召唤我去做一件事，所以我要毕其一生、全心全意投入这件事。《左传》里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晋国范宣子问来访的鲁国大夫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接着他就说他家从舜以上世代高官厚禄，直到他现在在晋执政为正卿，可谓不朽吧？穆子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此之谓“立言”者，“学术”也。
可是，令人遗憾和痛心疾首的是，当下中国，曾经神圣和能够使人不朽的学术几已沦为太阳底下最为廉价和令真正的学人蒙羞的事情。
何以然？——当下普遍实施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使然！
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迄今除个别人和个别媒体对此有自觉的意识和反省（又稍稍令人感到欣慰）之外，绝大多数学人都已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了。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实际上是拥有学术和政治话语权的教育管理者们所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通俗地说就是：人参与胡萝卜一个价，珍珠与沙子一个价。——这其中的荒谬不言而喻：它将凝结在生产一定量的人参或珍珠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与生产同等量的胡萝卜或沙子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等同了。因此，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量化考核症结何在》一文中说，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
笔者认为，这种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是一种不公正的邪恶制度，它贻患无穷，给中国当下学术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用罄竹难书来表达，其祸害程度甚至远远超过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灾难，已经到了如果不彻底铲除必将彻底窒息和扼杀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力以及阻碍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危急关头。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这种祸国殃民的邪恶制度的本质有清醒的意识。
那么，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逼良为娼。
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由来和实施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南京大学。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南京大学率先将SCI论文数量引入考核体系，这之后，以论文、著作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和科研单位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目前，在全国的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
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与之配套的制度是重奖激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水平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丰厚的物质鼓励。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曾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５万元奖金，国内核心刊物则为５０００元。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５０万元。据笔者所知，中国很多高校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5万元。在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大量发表论文的人还将相应地收获相对高的学术声誉和荣誉以及学术权力——学术话语权甚至政治权力——被提拔为拥有学术裁量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学术官僚。
二、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逼良为娼
曾经的学术大师每每告诫后学，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赶热闹，“板凳要坐十年冷”。世人皆知，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可是，这种历史随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而荡然无存。比如说陈景润，他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饭碗可能都会成问题。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使得那些本想坐实十年学术冷板凳的学人恐慌不已，为了自保——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最先被淘汰的必是你，他们多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分，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之中——有的居然一年能发表七八十甚至二三百篇文章，出版十几本“专著”。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据报道，到２００３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５位。与此同时，硕士点、博士点在高校遍地开花，各种名目的科研项目纷纷上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导师居然能够一个人带数十位学生。然而，与这些令人振奋的科研和学术教育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１９９８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１３位；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５１个国家中排名第３２位，在２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２７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３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正如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师无奈地说的，现在老师们的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在与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国内当前的学术风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2006年11月22日，记者曹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一文，该文通过十几位专家之口，较详细地道出了当下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我们来具体看看这篇文章：
曹建文：《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
●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
●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
●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应确保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重视同行评议，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
1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在这一考核体系下,学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曹卫东认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同时也使学术评价体系改革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以量化考核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到底需不需要改革?如果需要,应该怎样改才符合学术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就这些问题,十多位专家发表了意见。
目前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经费、升迁紧密相联
从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引发热烈讨论,到10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论文数量规定影响学术创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再到日前曹卫东教授“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的呼吁引发学界认同,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相关的任何信息几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显然,许多人认同这些做法和提法,反映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不满。而近段时期以来,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认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滥用了它。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考核指标《科学论文索引》(SCI)论文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这一标准时,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SCI的正面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划拨和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譬如在何种类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等等。
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现在的职称评定,论文数量多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对记者坦言。他告诉记者,在评审时,大家一般都会与评委进行事先“沟通”,评委在摆不平“关系”的情况下,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数量多少来评,这样没评上的也都能“接受”。
除了这种职称评审的数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和奖金。
数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的确在促进我国学术事业快速发展,但也催生了一些不利于学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引导和刺激下,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扩大学术声誉,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于是,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现象愈演愈烈,动辄“批量生产”上百篇学术论文、几十本学术著作、百万字科研成果文章的“学术泡沫”现象屡见不鲜。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
针对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现象,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中一味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质,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不良学术风气。他认为,这种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应该予以改革。更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行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竞争力。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对记者说,现在老师们都有数量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
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与国外论文相比存在着不小差距,应引起足够警惕。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统计,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这说明我们追赶的步伐非常快。
“但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李国杰院士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而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少,论文总数和引文数都排得比较靠后,但其单篇论文引文数却排世界第28位,比我们好得多,说明我们单篇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应该引起全体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李国杰院士的这一结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0月27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和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往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05年,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153374篇,比上一年增加了42018篇,论文数量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4位。但从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情况来看,在过去10年间,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世界第13位。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是论文的实际价值呢?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平均索引率排名一直都在全球120名开外。有学者就此提出: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多少“泡沫成分”?“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对于学术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的态势应引起足够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同时也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凑、东倒西歪’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根本就不能称为学术成果。”
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公开秘密，滋生众多学术腐败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
“核心期刊”的概念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而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工作研究会联合出台的,在最新的2000年版本中确立了75个学科类别的1571种核心期刊。
长期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为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部门在订购期刊时作为参考刊目使用。但是，核心期刊在我国推广后，作用被扩大，变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标准。
南京大学当初将SCI引入考核体系,对在SCI上发表论文的人员给予奖励，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经验,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以核心刊物论文数量为指标的考核办法开始在全国普及。但是,经过十几年演变,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核心期刊”,受到了功利性侵蚀,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争相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使核心期刊成为稀缺资源,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据了解,现在一篇约5000字的学术论文的市场价,普通学报即一般的省级学术刊物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为1000—2000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为3000—5000元,而一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私下交易价格则要更高。
“惟‘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南通大学文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
钱荣贵进一步指出,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惟“核心期刊”论的错误学术评价方式是助长其泛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着学术的健康发展。
“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邢东田曾对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度发出过这样的诘问。
邢东田认为,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显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评价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对此,有学者戏言,现在评教授,一般的小学生都能当评委,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数字就行了。
以“核心期刊”为主的完全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严肃而又复杂的学术评价被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处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层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这种简单化地进行定量考核,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
学术不能太多与功利挂钩，要提倡学术界良知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量化式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从该不该改革上升到应该怎样改革和朝哪个方向改革的探讨。“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学术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控制越轨行为，激励评价对象提高学术水平，在推动学术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社会功能。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如果与公正程序相结合,则可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客观性又起到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造力的作用。”
目前,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学术评价无非是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评论、判断与鉴别。无论是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术机构,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学术。所以,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所谓学术本位,其本质即学术取向。这是学术评价创新的关键。
有专家则提出,应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评价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的惟一标准。
张保生教授认为,要充分发挥学术评价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必须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具有导向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但是同时,学术研究的知识或智力劳动的特点,使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从学术研究是发现真理的自由探索和知识创造过程来看,仅靠定量或定性评价,均不能准确刻画真理性认识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因此,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应当结合。
李国杰院士认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带头改革。他认为,目前首先应当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一篇SCI论文的规定。李国杰举例说,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并没有这个规定。现在一些刊物,好文章不能发表,滥文章发表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论文质量,强调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历史阶段,现在应该是强调论文质量的时候了。
关于如何促进学术评估的健康发展,李国杰院士认为,应该重视同行评议,这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最基本手段。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人情因素的干扰，但应相信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每个科研人员也应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
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自然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对学术研究人员和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李国杰说。
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是一项严肃、复杂而又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从宏观角度来看,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如何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
“学术研究是一项科学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迈进的认识过程,学术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它对另一种认识活动的认识,更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具有相对性。在学术发展史上,有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在刚一提出时并不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和承认。这说明,学术评价的结论具有暂时性,学术评价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张保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
其实，要知道学术腐败有多么严重，只要浏览一下方舟子在海外主办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或杨玉圣在国内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就可窥见一斑。那里，有大量令人瞠目结舌而又见怪不怪的学术腐败现象的具体案例。
三、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贻患无穷
由于目前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奖金、经费、升迁等紧密相联，不仅使那些毫无学术能力的庸才混进学术队伍，滥竽充数，也使得原本具有光明学术前途的学人为了自我生存而急功近利，参与到生产“胡萝卜”和“沙子”的行列中，丧失了学者的风骨和立场，沦为可怜的“学术娼妓”。遍地是“胡萝卜”和“沙子”而罕见“人参”和“珍珠”的中国学术的悲惨现状充分地说明，整个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已经彻底落空。现在，这一制度的恶劣后果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掏空了整个民族文化精神和学术的创造力，贻患无穷。因为，它制造了一个个难以改变的恶的循环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逼良为娼娼更娼、学术伦理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和践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和民主政治遥遥无期……
（一）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
原本作为神圣性的学术事业，在学术量化评价制度面前斯文扫地，荡然无存。学术被亵渎了。靠制造学术垃圾而爆发的学术流氓俯拾皆是。笔者曾亲身经历过多场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些博士论文，连题目都不通，更不要说是内容了。但，最终都会顺利通过——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不通，人们自然会问：导师是怎么把关的？答案很明显：博导是靠制造垃圾论文和著作当上的。当然，功劳就是所谓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而那些辛辛苦苦孜孜以求真学问的学者，由于不屑于附和不公正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成果发表（更多的是没有多少刊物给他们发表），故，在这种制度竞争中，他们必然会遭遇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要想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学术大师”？做梦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垃圾大学”吧！
据说北大有个顺口溜，我认为它也适合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甚至整个中国的高校：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如果再发挥一下，这句顺口溜也可以有限制地（同等学术资历和年龄等）这样说：一流的讲师，二流的副教授（硕导），三流的教授（博导）。——面对现实，自珍者只有用孔老夫子的话自我勉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
受益于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投机取巧、鱼目混珠之徒一旦掌握并控制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发生了——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中国学术界占有和掌握重要学术资源的，不客气地说多都是武大郎。武大郎天生有经商才能：他们可不会开独家店的，开连锁店是他们的经营战略。众所周知，武大郎开店是不可能让“大个子”入内的。如此恶性循环，“黄鼠狼生老鼠，一辈不如一辈”。可以想象：垃圾导师培养出来的学术接班人再培养出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子子孙孙，会是什么结果？当下，中国每年培养出来的博士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可那又怎么样？除了浪费资源以外，零加零还等于零。更有甚者，豺狼当道，正义难伸。这下可苦了那些以学术为“志业”而非职业，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本分学人！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他们实在是囊中羞涩——他们的成果太少——人参和珍珠哪能像胡萝卜和沙子一样多！这种只讲量不讲质的评判标准，让有良知的学人的精神和人格备感羞辱和屈辱。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酒囊饭袋，他们只能黯然神伤，徒增无奈。长此以往，他们的学术生命和创造力必会备受打击，以至江郎才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退出“学术江湖”。笔者所见到的清高者无不说自己是在“混饭吃”而羞于说自己是在搞“学术”。——都是“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惹的祸。
（三）逼良为娼娼更娼
生存还是毁灭？实在地说，能够生产人参和珍珠的人，若能放下身段生产起胡萝卜和沙子来，也决不逊色——只要他们愿意。俗话说，人得逼，马得骑。遭遇现实残酷的逆淘汰的学者，若是放下斯文，他们会跑得比“范跑跑”还快。他们一旦“放下”了，其生产学术胡萝卜和沙子的效率当是那些学术登徒子无法望其项背的。此之谓变本加厉的“逼良为娼娼更娼”！君不见，著名的某某学界名人、博导甚至最高等级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剽窃、抄袭，一稿多投遍地开花？等等等等。
而这是最最可怕的。承担着整个民族文化精神使命的知识精英一旦“破罐子破摔”普遍地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之中，就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岌岌可危了。因为，代表民族精神的一定是“人参”和“珍珠”而不是“胡萝卜”和“沙子”。人们早已意识到，“知识分子死了”——代表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死了。而“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恰恰是彻底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放眼望去，堂堂中华，有几个人能够在学术量化评价制度面前“不食周粟”？
（四）学术伦理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和践踏
恶法非法。不义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引发了学术界的恶性竞争，使得很多学人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从而彻底突破和践踏了传统的学术伦理道德底线。——所谓学术腐败是也。
连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学者都堕落了，全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就更遑论了。
（五）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硬件方面堪比发达国家，可是，在“软件”方面，我们仍是一个“弱国”。因为，大楼不等于大师，天下最多的博士数量与诺贝尔奖丝毫无关。没有真正学术支撑的文化繁荣是虚假的海市蜃楼。
学术上遍地的胡萝卜和沙子，是当下所有学人的耻辱，它也正是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的表征。
（六）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和民主政治遥遥无期
“学而优则仕”。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当下的学术彻底堕落，学术生态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因为，政治人才的选拔依赖于国家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而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之下，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注定是病态的，其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人才注定是伪劣的。而这些伪劣的人才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政治网络。今天，官场的腐败与病态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亦即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以往，人们往往将一切社会责任归咎于政府官僚的政治腐败，并认为这才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病根。其实这是假象。最终的根源在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出在学术上。不义即不公正的学术量化评价标准破坏了正常的人才培养选拔程序，使得大量伪劣人才进入社会金字塔的高端。事实上，大量假冒伪劣的人才进入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我们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汰优择劣的必然结果。而如果主导社会进程的政府官员普遍由泥沙构成，那么可想而知，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政治进程将会多么艰难和遥遥无期了。
——中华民族完了！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贻患无穷，其恶果罄竹难书！
……
————
[后记：写作此文，不仅仅出于笔者的正义感，它可能与笔者是当下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也有某种内在关系。笔者问心无愧的是：迄今为止，笔者共出版两部著作和发表过十几篇文章，都是拿版税和稿费的，从来没有花过自己和国家一分钱。其中，与杨艾祥合著的《走火入魔的英语》200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8000册，版税8%。该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直接促成了国家教育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制度的修正。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并不被同行认可为“学术著作”，也没有给笔者在学术界带来半点好处。2007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首印5000册，再印2万册。版税8、9、10、12%。这本书是笔者用了将近30年时间，在字字血、声声泪中以青春为代价完成的，它的空前绝后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正在逐渐显露出来。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国内学术界“武大郎们”和“学术娼妓们”的心目中可能连狗屁都不如。……奈何奈何我奈何！]
2008，6，23[24、25再修改]
学术是太阳底下最为神圣的事业之一；学术能够使人不朽。学术之大大于天：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与其学术息息相关（——通常，人们用“教育”来描述这种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因为教育的关键和精髓在学术，故，我们直接用“学术”来描述应该更加准确）。如果一个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中华民族的学术出了关键性的大问题。
1919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志业”（ScienceasaVocation）的文章。韦伯说，志业与职业（profession）不同，职业的主要内涵是专业化的技能，而志业这个词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宗教色彩：是上帝或其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在召唤我去做一件事，所以我要毕其一生、全心全意投入这件事。《左传》里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晋国范宣子问来访的鲁国大夫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接着他就说他家从舜以上世代高官厚禄，直到他现在在晋执政为正卿，可谓不朽吧？穆子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此之谓“立言”者，“学术”也。
可是，令人遗憾和痛心疾首的是，当下中国，曾经神圣和能够使人不朽的学术几已沦为太阳底下最为廉价和令真正的学人蒙羞的事情。
何以然？——当下普遍实施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使然！
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迄今除个别人和个别媒体对此有自觉的意识和反省（又稍稍令人感到欣慰）之外，绝大多数学人都已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了。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实际上是拥有学术和政治话语权的教育管理者们所制定的一个“游戏规则”，通俗地说就是：人参与胡萝卜一个价，珍珠与沙子一个价。——这其中的荒谬不言而喻：它将凝结在生产一定量的人参或珍珠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与生产同等量的胡萝卜或沙子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等同了。因此，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量化考核症结何在》一文中说，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
笔者认为，这种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是一种不公正的邪恶制度，它贻患无穷，给中国当下学术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可用罄竹难书来表达，其祸害程度甚至远远超过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灾难，已经到了如果不彻底铲除必将彻底窒息和扼杀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力以及阻碍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危急关头。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这种祸国殃民的邪恶制度的本质有清醒的意识。
那么，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逼良为娼。
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由来和实施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南京大学。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南京大学率先将SCI论文数量引入考核体系，这之后，以论文、著作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和科研单位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目前，在全国的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
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与之配套的制度是重奖激励。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水平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丰厚的物质鼓励。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曾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５万元奖金，国内核心刊物则为５０００元。而华中地区一所高校则一度规定，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可获得奖金５０万元。据笔者所知，中国很多高校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和《新华文摘》上发表一篇文章奖励5万元。在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大量发表论文的人还将相应地收获相对高的学术声誉和荣誉以及学术权力——学术话语权甚至政治权力——被提拔为拥有学术裁量权和资源分配权的学术官僚。
二、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本质——逼良为娼
曾经的学术大师每每告诫后学，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赶热闹，“板凳要坐十年冷”。世人皆知，重大、关键的科研成果可能开启一个时代，一个人一生有一次就很了不得了，在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成果会影响一个学科很长时间。可是，这种历史随着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而荡然无存。比如说陈景润，他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标准，陈景润既不可能当上教授，连饭碗可能都会成问题。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实施，使得那些本想坐实十年学术冷板凳的学人恐慌不已，为了自保——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最先被淘汰的必是你，他们多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分，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之中——有的居然一年能发表七八十甚至二三百篇文章，出版十几本“专著”。这是典型的逼良为娼。据报道，到２００３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５位。与此同时，硕士点、博士点在高校遍地开花，各种名目的科研项目纷纷上马，某些“精力充沛”的博士生导师居然能够一个人带数十位学生。然而，与这些令人振奋的科研和学术教育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我国科技界近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１９９８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内地排名世界第１３位；２００３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５１个国家中排名第３２位，在２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２７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３位。也就是说，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已连续多年空缺。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风日益浮躁，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正如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一位教师无奈地说的，现在老师们的压力都很大，每天为完成考核东拼西凑写文章、编书，制造大量“知识垃圾”，还要走关系、托门路发表，都快赶上卖假药的了，真是斯文扫地。著名华人数学大师邱成桐在与国内学术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国内当前的学术风气感到忧心忡忡。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风很糟糕，我呼吁一下，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中国科技的发展至少退后20年，如果这些基础教育不重视，问题越积越多，以后会更难。”丘成桐认为，导致教育重量不重质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用“文革”“亩产万斤”的形式作为工作成绩向上汇报，却完全不考虑教育的真正使命。
2006年11月22日，记者曹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一文，该文通过十几位专家之口，较详细地道出了当下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我们来具体看看这篇文章：
曹建文：《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
●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
●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
●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应确保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重视同行评议，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
1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在这一考核体系下,学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曹卫东认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同时也使学术评价体系改革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以量化考核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到底需不需要改革?如果需要,应该怎样改才符合学术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就这些问题,十多位专家发表了意见。
目前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经费、升迁紧密相联
从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引发热烈讨论,到10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论文数量规定影响学术创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再到日前曹卫东教授“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的呼吁引发学界认同,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相关的任何信息几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显然,许多人认同这些做法和提法,反映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不满。而近段时期以来,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认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滥用了它。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考核指标《科学论文索引》(SCI)论文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这一标准时,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SCI的正面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划拨和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譬如在何种类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等等。
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现在的职称评定,论文数量多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对记者坦言。他告诉记者,在评审时,大家一般都会与评委进行事先“沟通”,评委在摆不平“关系”的情况下,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数量多少来评,这样没评上的也都能“接受”。
除了这种职称评审的数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和奖金。
数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的确在促进我国学术事业快速发展,但也催生了一些不利于学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引导和刺激下,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扩大学术声誉,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于是,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现象愈演愈烈,动辄“批量生产”上百篇学术论文、几十本学术著作、百万字科研成果文章的“学术泡沫”现象屡见不鲜。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
针对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现象,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中一味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质,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不良学术风气。他认为,这种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应该予以改革。更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行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竞争力。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对记者说,现在老师们都有数量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
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与国外论文相比存在着不小差距,应引起足够警惕。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统计,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这说明我们追赶的步伐非常快。
“但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李国杰院士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而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少,论文总数和引文数都排得比较靠后,但其单篇论文引文数却排世界第28位,比我们好得多,说明我们单篇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应该引起全体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李国杰院士的这一结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0月27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和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往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05年,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153374篇,比上一年增加了42018篇,论文数量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4位。但从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情况来看,在过去10年间,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世界第13位。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是论文的实际价值呢?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平均索引率排名一直都在全球120名开外。有学者就此提出: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多少“泡沫成分”?“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对于学术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的态势应引起足够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同时也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凑、东倒西歪’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根本就不能称为学术成果。”
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公开秘密，滋生众多学术腐败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
“核心期刊”的概念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而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工作研究会联合出台的,在最新的2000年版本中确立了75个学科类别的1571种核心期刊。
长期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为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部门在订购期刊时作为参考刊目使用。但是，核心期刊在我国推广后，作用被扩大，变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标准。
南京大学当初将SCI引入考核体系,对在SCI上发表论文的人员给予奖励，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经验,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以核心刊物论文数量为指标的考核办法开始在全国普及。但是,经过十几年演变,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核心期刊”,受到了功利性侵蚀,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争相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使核心期刊成为稀缺资源,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据了解,现在一篇约5000字的学术论文的市场价,普通学报即一般的省级学术刊物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为1000—2000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为3000—5000元,而一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私下交易价格则要更高。
“惟‘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南通大学文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
钱荣贵进一步指出,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惟“核心期刊”论的错误学术评价方式是助长其泛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着学术的健康发展。
“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邢东田曾对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度发出过这样的诘问。
邢东田认为,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显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评价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对此,有学者戏言,现在评教授,一般的小学生都能当评委,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数字就行了。
以“核心期刊”为主的完全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严肃而又复杂的学术评价被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处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层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这种简单化地进行定量考核,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
学术不能太多与功利挂钩，要提倡学术界良知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量化式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从该不该改革上升到应该怎样改革和朝哪个方向改革的探讨。“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学术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控制越轨行为，激励评价对象提高学术水平，在推动学术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社会功能。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如果与公正程序相结合,则可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客观性又起到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造力的作用。”
目前,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学术评价无非是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评论、判断与鉴别。无论是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术机构,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学术。所以,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所谓学术本位,其本质即学术取向。这是学术评价创新的关键。
有专家则提出,应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评价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的惟一标准。
张保生教授认为,要充分发挥学术评价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必须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具有导向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但是同时,学术研究的知识或智力劳动的特点,使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从学术研究是发现真理的自由探索和知识创造过程来看,仅靠定量或定性评价,均不能准确刻画真理性认识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因此,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应当结合。
李国杰院士认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带头改革。他认为,目前首先应当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一篇SCI论文的规定。李国杰举例说,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并没有这个规定。现在一些刊物,好文章不能发表,滥文章发表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论文质量,强调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历史阶段,现在应该是强调论文质量的时候了。
关于如何促进学术评估的健康发展,李国杰院士认为,应该重视同行评议,这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最基本手段。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人情因素的干扰，但应相信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每个科研人员也应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
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自然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对学术研究人员和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李国杰说。
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是一项严肃、复杂而又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从宏观角度来看,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如何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
“学术研究是一项科学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迈进的认识过程,学术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它对另一种认识活动的认识,更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具有相对性。在学术发展史上,有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在刚一提出时并不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和承认。这说明,学术评价的结论具有暂时性,学术评价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张保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
其实，要知道学术腐败有多么严重，只要浏览一下方舟子在海外主办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或杨玉圣在国内主办的《学术批评网》就可窥见一斑。那里，有大量令人瞠目结舌而又见怪不怪的学术腐败现象的具体案例。
三、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贻患无穷
由于目前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奖金、经费、升迁等紧密相联，不仅使那些毫无学术能力的庸才混进学术队伍，滥竽充数，也使得原本具有光明学术前途的学人为了自我生存而急功近利，参与到生产“胡萝卜”和“沙子”的行列中，丧失了学者的风骨和立场，沦为可怜的“学术娼妓”。遍地是“胡萝卜”和“沙子”而罕见“人参”和“珍珠”的中国学术的悲惨现状充分地说明，整个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已经彻底落空。现在，这一制度的恶劣后果正在逐步显露出来。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掏空了整个民族文化精神和学术的创造力，贻患无穷。因为，它制造了一个个难以改变的恶的循环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逼良为娼娼更娼、学术伦理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和践踏、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和民主政治遥遥无期……
（一）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
原本作为神圣性的学术事业，在学术量化评价制度面前斯文扫地，荡然无存。学术被亵渎了。靠制造学术垃圾而爆发的学术流氓俯拾皆是。笔者曾亲身经历过多场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些博士论文，连题目都不通，更不要说是内容了。但，最终都会顺利通过——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不通，人们自然会问：导师是怎么把关的？答案很明显：博导是靠制造垃圾论文和著作当上的。当然，功劳就是所谓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而那些辛辛苦苦孜孜以求真学问的学者，由于不屑于附和不公正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成果发表（更多的是没有多少刊物给他们发表），故，在这种制度竞争中，他们必然会遭遇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要想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学术大师”？做梦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垃圾大学”吧！
据说北大有个顺口溜，我认为它也适合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甚至整个中国的高校：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如果再发挥一下，这句顺口溜也可以有限制地（同等学术资历和年龄等）这样说：一流的讲师，二流的副教授（硕导），三流的教授（博导）。——面对现实，自珍者只有用孔老夫子的话自我勉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二）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
受益于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投机取巧、鱼目混珠之徒一旦掌握并控制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发生了——武大郎开学术连锁店。中国学术界占有和掌握重要学术资源的，不客气地说多都是武大郎。武大郎天生有经商才能：他们可不会开独家店的，开连锁店是他们的经营战略。众所周知，武大郎开店是不可能让“大个子”入内的。如此恶性循环，“黄鼠狼生老鼠，一辈不如一辈”。可以想象：垃圾导师培养出来的学术接班人再培养出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子子孙孙，会是什么结果？当下，中国每年培养出来的博士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可那又怎么样？除了浪费资源以外，零加零还等于零。更有甚者，豺狼当道，正义难伸。这下可苦了那些以学术为“志业”而非职业，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本分学人！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他们实在是囊中羞涩——他们的成果太少——人参和珍珠哪能像胡萝卜和沙子一样多！这种只讲量不讲质的评判标准，让有良知的学人的精神和人格备感羞辱和屈辱。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酒囊饭袋，他们只能黯然神伤，徒增无奈。长此以往，他们的学术生命和创造力必会备受打击，以至江郎才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退出“学术江湖”。笔者所见到的清高者无不说自己是在“混饭吃”而羞于说自己是在搞“学术”。——都是“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惹的祸。
（三）逼良为娼娼更娼
生存还是毁灭？实在地说，能够生产人参和珍珠的人，若能放下身段生产起胡萝卜和沙子来，也决不逊色——只要他们愿意。俗话说，人得逼，马得骑。遭遇现实残酷的逆淘汰的学者，若是放下斯文，他们会跑得比“范跑跑”还快。他们一旦“放下”了，其生产学术胡萝卜和沙子的效率当是那些学术登徒子无法望其项背的。此之谓变本加厉的“逼良为娼娼更娼”！君不见，著名的某某学界名人、博导甚至最高等级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剽窃、抄袭，一稿多投遍地开花？等等等等。
而这是最最可怕的。承担着整个民族文化精神使命的知识精英一旦“破罐子破摔”普遍地参与到制造学术垃圾的行列之中，就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岌岌可危了。因为，代表民族精神的一定是“人参”和“珍珠”而不是“胡萝卜”和“沙子”。人们早已意识到，“知识分子死了”——代表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死了。而“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恰恰是彻底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放眼望去，堂堂中华，有几个人能够在学术量化评价制度面前“不食周粟”？
（四）学术伦理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和践踏
恶法非法。不义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引发了学术界的恶性竞争，使得很多学人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从而彻底突破和践踏了传统的学术伦理道德底线。——所谓学术腐败是也。
连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学者都堕落了，全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就更遑论了。
（五）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在硬件方面堪比发达国家，可是，在“软件”方面，我们仍是一个“弱国”。因为，大楼不等于大师，天下最多的博士数量与诺贝尔奖丝毫无关。没有真正学术支撑的文化繁荣是虚假的海市蜃楼。
学术上遍地的胡萝卜和沙子，是当下所有学人的耻辱，它也正是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沙漠化的表征。
（六）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和民主政治遥遥无期
“学而优则仕”。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当下的学术彻底堕落，学术生态被彻底破坏，从而导致政治生态彻底恶化。因为，政治人才的选拔依赖于国家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而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之下，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注定是病态的，其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人才注定是伪劣的。而这些伪劣的人才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政治网络。今天，官场的腐败与病态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亦即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以往，人们往往将一切社会责任归咎于政府官僚的政治腐败，并认为这才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病根。其实这是假象。最终的根源在教育，而教育的问题出在学术上。不义即不公正的学术量化评价标准破坏了正常的人才培养选拔程序，使得大量伪劣人才进入社会金字塔的高端。事实上，大量假冒伪劣的人才进入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我们的学术量化评价制度汰优择劣的必然结果。而如果主导社会进程的政府官员普遍由泥沙构成，那么可想而知，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政治进程将会多么艰难和遥遥无期了。
——中华民族完了！
学术量化评价制度贻患无穷，其恶果罄竹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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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写作此文，不仅仅出于笔者的正义感，它可能与笔者是当下学术量化评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也有某种内在关系。笔者问心无愧的是：迄今为止，笔者共出版两部著作和发表过十几篇文章，都是拿版税和稿费的，从来没有花过自己和国家一分钱。其中，与杨艾祥合著的《走火入魔的英语》200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8000册，版税8%。该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直接促成了国家教育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制度的修正。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并不被同行认可为“学术著作”，也没有给笔者在学术界带来半点好处。2007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现代人生哲学：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首印5000册，再印2万册。版税8、9、10、12%。这本书是笔者用了将近30年时间，在字字血、声声泪中以青春为代价完成的，它的空前绝后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正在逐渐显露出来。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国内学术界“武大郎们”和“学术娼妓们”的心目中可能连狗屁都不如。……奈何奈何我奈何！]
2008，6，23[24、25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