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研讨会（二）
徐景安：
我们的改革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这一点没有错。但具体怎么改、如何评价，是政府说了算，还是民众说了算，这是很大的区别。这不是语言表述的不同，而是改革动力、评价机制的区别。以人民满意度和幸福感为目标，就是要倾听人民的呼声、征求大家的意见，人们最不满意的什么？就从最不满意的改起，事业单位是要改革，但也许不是重点。改革的重点、改革的步骤、改革的方法、改革的指标都会不一样。最后让人民去评价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如不满意，再去改。这是很大的跨越。
幸福感是主观的，但它反映了客观要求，即人的重大需求的滿足。如果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高兴万分，那是神经病。所以幸福感，表现形式是主观的，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幸福感，个体差异很大，各人有各人的幸福。我们就可从各人的幸福中抽象、概括出几大要素，比如来自物质层面的幸福、情感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的幸福，就可研究制订幸福指数，创造满足幸福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条件和环境。最近，世界专家在罗马开会就研究幸福量化问题，制订幸福指数成了世界热门。因为，人们发现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并没有相应提高大家的幸福感，引起全世界的反思。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但很多人不满，这就值得我们反思。
南岭：
今天会议的内容很丰富，我们会很好的去消化。有些内容可能不是用大家的语言说出来，但是会把大家好的意见和建议用政府的语言说出来。谢谢大家!
郑铁：
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徐主任主要的思想是三爱：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改革目标主要是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定了这个目标，老百姓就会叫你改，有了这样的机制，改革才永远有动力。
满意度、幸福感，是人生终极的追求，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幸福。我想很多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都是把提高人民的幸福作为口号。只不过有的是真做、有的是假做。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过去提过不少好口号，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做。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一屆党政领导上台以后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的，实实在在地想做一些事情。
既然把幸福作为改革的目标，那么一定要对幸福这个概念做一个准确的定义。幸福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所以我觉得在评价幸福问题上，应该有客观的标准，还要有主观的表述。
人民是谁？我算不算一个人民？每个个体算不算人民啊？我们往往会说，你是一个个人，你不能代表人民，否定了个人的权利。我认为有人感到幸福，有人感到不幸福，有人感到极不幸福。你问我幸不幸福，看怎么说，在物质上我是幸福的，但政治待遇上我是很不幸福的。我从小就有一种被遗弃感，不是父母遗弃我，而是党遗弃我。那个时候想念书，不让你念，考取了也不让你念，我想入团、入党不让你入。我在农村当了八年的知青，三次推荐我去学校，到了县里面都被刷下去了。现在已经是小老板了，房子有了、车有了，应该幸福吧，但还是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依然是政治层面。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让在中国用，不给国民待遇，国外的东西给他发证，中国比它好、比它便宜却不给发证，你说我有没有幸福感？改革目标是让人们有幸福感，这个目标怎么实现？我认为是要靠政治体制改革。
每个人应该发挥聪明才智，占据应当占据的位置，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刚才讲到，政府没有改革的冲动，为什么没有改革的冲动？它不改革也没有人管它，这里的核心是什么？谁来让它改革，谁来推动它改革，这就是人民。说到底是政治改革，是民主化的过程。政府官员做错了可以弹劾，可以在议会上说你，咱们敢这么做吗？共产党的高官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就是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马英九上台了，他说拥护统一，条件就是允许国民党去北京建立组织行不行？这是大难题。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民党提出这两条在大陆都实现不了。过去我们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多看法。国民党八年的在野党锻炼了它，教育了他，最后高票当选。今天共产党有什么好怕的呢？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能够和共产党叫板。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应用五十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真正实行党内民主，第二步是实行精英民主，第三步是实行全民民主。
大家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改了，政治体制本身是上层建筑。现阶段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基础没有做出评价，达到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经济构成，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个包括法治化、民主化的进程，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关于GDP的问题，大家不要忘了，没有30年来GDP的增长，四川大地震哪有这么多的钱去支援它，哪有这么多的钱表善心？政府没有、民间也没有。唐山大地震，人死得比这个多，那时候哪有这么多的钱安置、捐献啊？过去片面强调GDP，现在不强调GDP也不行。每一次经济调整，实际上是严重破坏生产力，倒了多少中小企业，甚至是大企业。中国经济每年不达到7%增长的话，活不下去。政府的财政维持不下去，公务员的工资发不出去。
肖俊：
我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方面研究的教师，本人也是民主党派。谈新一轮的改革目标，确实很有意义，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并没有非常远大的愿景。邓小平确实很伟大，但他主要解决的是眼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很宏大、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与我们的哲学研究处在荒芜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改革的目标，就像徐主任说的，我们要找到简单的一种表述、简单的原则。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价值，社会主义就是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经济领域里，追求分配的正义。莫斯科一个餐馆的女服务员月薪是4000多人民币，深圳餐馆的服务员月薪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我们最近才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000块钱。我们有必要在下一步的改革当中，在分配正义这方面有所考虑，遏制财富分配过于集中，特别是遏制财富集中在特权阶层的身上。司法审判还存在很多不公正，司法审判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底线，特别要突出程序的公正、突出审判的独立。在教育方面，资源要均衡分配，就是机会均等的原则。
李淑姸：
今天上午很多人讲了很多好的意见，特别是徐主任慷慨激昂的关于幸福度和幸福指数的讲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就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讲讲自己的看法。
第一，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不等于深圳的改革目标，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有定义的，新一轮顶多管三五年，不是终极目标。
第二，幸福指数是手段，不是改革的目标；刚刚有些老师讲到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是追求公平正义，我认为公平正义是价值尺度，也不是改革的目标。
第三，中国改革的方向、目标在十七大报告上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改革方向是中央政府定的，应积极主动去想阶段性的改革目标。例如，当年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全中国人民就努力搞富裕的社会主义，许多具体的举措都是下面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出来并付诸实施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怎么想方设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
第四，既然国家层面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作为地方政府，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率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框架，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制度性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如果把整个社会分为三个领域---企业、政府和非牟利机构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企业领域，在企业改革这一块做得相对比较完善，比如说股份制的引入，企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股票市场、价格制度改革（其中许多是徐主任当年任深圳体改办主任时率先主推的）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企业领域的七梁八柱。我认为当时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所以才有了全社会智慧的集体并发，还有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现在，我们进入到新的阶段，在政府治理模式、非牟利机构培育这两个领域的步伐相对慢了。所以，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应该面对我们的现实，就是在这两个领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七梁八柱。
改革的目标一定是建立一个框架性和制度性的东西，而不是搞内装修，内装修是个体的需求，它与个人的幸福感、满意度有关，但是框架性的东西是一个政府包括执政党必须面对的，而且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如果说股份制改革实现了企业制度创新，意义重大的话，那么，政府治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因为政府组织形式的改革和创新不但有利于划清政府与人大、政府与政协、政府与非牟利组织、政府与政党、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边界和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有利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制约。例如，国外许多区域性的政府组织组成政府协会，政府和政府之间可以搞联盟，共同协调解决区域性规划、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问题，很多区域性的治理问题都可以通过政府协会来协调解决。
第三个重要领域是非牟利组织的培育，包括要优先重点发展的非牟利组织类型、组织形式、活动边界、游戏规则、设立审批程序、监管办法，等等。非牟利机构这一块的改革和创新，如果注册和监管做到位了，如果我们按照联合国非牟利组织的20个分类，把其中的几类重点发展好，这对和谐社会的贡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的非牟利机构的注册和监管能够和企业注册一样简单，而且监管到位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到位了。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曾认为把跨国制造型企业引进来就是发展经济，后来认识到把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性总部以及跨国银行引进来更为重要。现在还要提高一个层次，就是有区别地引进一些国际著名的非牟利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在深圳设区域性总部是同样重要的事情。理由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跨国制造型公司和跨国银行都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许多跨国公司每年都有捐赠的预算。深圳很多跨国企业每年都有要资助的项目，而且它们喜欢跟国际性的慈善机构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如慈善机构专业。如果深圳在非牟利组织培育这一领域要追求先发优势而不是后发优势的话，就不但要积极培育本土的非牟利机构，而且要有选择性地引进不致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非牟利机构。如果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深圳就不仅仅是现在的深圳。如果一半的全球性非牟利机构的年度周年大会或论坛都在深圳召开一次的话，你想一想对我们的GDP、我们的服务业是什么样的带动作用？我们的高端服务业、我们城市闪亮的名片会是怎样的情况？这比吸引多少个跨国公司还要厉害！我始终认为，如果民政局长当得好，民政这个领域改革和创新拿捏到位，会对一个城市的和谐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它给外界的印象就不仅仅是一个花钱的部门，它会对招商引资做出独特的贡献。
在培育非牟利组织的时候，首先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的作用。通过它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和培育非牟利机构是一种比较稳妥的途径。
总的来讲，我认为深圳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建设，是框架性的建设，要多少个七梁八柱就搞多少个七梁八柱，一根也不能少，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厦就不会稳固，也就无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国有企业改革是核心的话，那么，现阶段政府治理是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五，深圳最新出的改革纲要，我认真看了，我对它的评价非常高，这个改革计划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它不是搞年度计划，而是既考虑年度问题又考虑比较长期的问题，考虑了中长期的东西，制度性的东西就可以进来。其次，表述很有智慧，其中的语言可能和我们平常的语言不一样，例如说到区人大代表的部分直选，就提新增和补增等人大代表的直选，要知道这是深圳范围内的改革，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做试点，很多东西是试验性、一步步来的。如果有些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很高，觉得深圳近期改革纲要不解渴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我更加理解的是改革纲要的设计者，因为操作性比什么都重要。
徐景安：
你所说的改革的具体框架，政府治理、企业、非谋利组织，我都赞成。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改？为什么要放开对非谋利组织的限制？比如成立基金有规定，公募基金需要部级单位作为主管，这一条就把你卡住了,怎么申请都不批。后来起草基金规定的人说，我们起草这个规定是给外国人看的，说明中国也允许成立基金，否则怎么与国际接轨啊？但是，我们是不希望成立基金的。为什么不让成立基金？就是怕你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像吴海宁说，我们民主党派有多少支部、每个支部有多少人，可以发挥多大作用，这让共产党更害怕了，岂不是潜在的反党力量？吴海宁还抱怨限制发展民主党派，看，现在已发展成这样了，还不限制？关键是治国理念不改变，你们都是白讲，可能越讲让共产党越害怕。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取决于什么样的治国理念，取决于什么样的改革目标？
刚才淑研说中央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清楚了，如果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凭什么放开对非谋利组织的限制？凭什么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现在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从中可以找到什么改革的理由？什么改革的依据？我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单单发展经济，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使中国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样的解释被认可了，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成为改革目标了，你们说的这个那个的改革都有依据了。今天的中国不缺具体的制度设计，缺的是推动新的改革的理论、思想、观念，而又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衔接，成为有改革理想、改革抱负、改革冲动的政治家发起新一轮改革、冲破改革阻力的理论支撑。让反对改革的人没有理由反对，改革者高举的是无懈可击的正义神圣的旗帜。这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民起义要解决贫富不均，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帜。以意识形态的真理为合法性来源的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的的支撑是无法推进改革的。
李淑姸：
我提一个问题，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2008年5月12号14：28分，四川经历过地震的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天，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在中国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地震灾区的人会认为好在我没有被压住，不在地震灾区的人好在没有在地震带，有人马上会打电话问我们家是砖瓦结构还是混凝土结构？
徐景安：
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于汶川大地震的人来说，爬出来的人是最幸福的，而被难者的家人是最不幸的，特别是死了孩子的父母尤其悲痛。汶川大地震中大批校舍倒塌，学生死了很多。如果以民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作为目标的话，校舍就会按标准建，死伤就不会那么多。汶川大地震也了说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当发生灾难的时候，不仅及时救援，还给了大量捐助，除了使受灾同胞减少痛苦以外，还给有爱心的人施善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对于没有受到灾害的人来说，汶川大地震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感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身体的健在是幸福的基础，人要爱自己；要有爱心，一个有能力救助他人的人是幸福的，人要爱他人；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高尚的，人要爱大家。汶川大地震还告诉我们，完整的家庭、平凡的生活、健康的体魄、真诚的友爱，就是幸福的。要珍惜已有的幸福，不要奢求得不到的幸福。
幸福感既来自于实际的拥有，包括物质享受、社会地位、权力占有；又来自于精神、情感、心境、胸怀、观念，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心态可以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既要在物质上、权利上给人们平等追求的机会，更应该在精神情感的满足上开辟多种渠道。人的正常欲望应该有条件地得到满足，更在于人的追求需要引导。现在，物质、权利上存在种种不平等，又用发展第一、物质第一进行错误的诱导，必然造成人越来越不满。今天的中国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人关心中国人的思想，也没有理念来教化民众。一边用发展第一、物质第一刺激人的物欲，一边又唱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的高调，意识形态工作除了实行形式上的管制以外，已完全丧失了教化功能。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全党、全民中成为主流价值观。道德不可遏制地坠落，犯罪不可遏制地泛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治国理念出了大问题。如果以提高幸福感、满意度作为改革的纲，那就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
杨龙芳：
这个改革纲要，好像是在无奈情况下不得不表个决心。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有“心术”；虽没有智慧，但是它有“点子”。徐主任提出的目标，严格的来说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可能是使命，可能是宗旨，可能是短期达到的东西，也是长期遵循的理念。
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为目标的有效性，这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个衡量的东西就是效能，即满足个体动机深沉的需要，这又是失败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今天更严重了。我所说的效能和徐主任的话是一样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的人说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文明。有人从体制上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小政府、大社会。这些目标要落实到效能上，你能不能满足中华民族的每个个体的需要？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自由、有秩序、充分活力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对个人有深刻的认识，讲人的全面发展，只可惜我们接受了晚年的马克思思想，不接受早年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接受的是“术”的马克思主义，不接受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从效能上来谈，改革最终总离不开个人的判断。
徐景安：
效能是由个体来评价的，你说个体评价的效能是指什么？
杨龙芳：
满足个人动机的内在的深层需要，这个需要可能是终极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直接意义上的。
王为民：
我是做民营企业的，很高兴参加研讨会。刚才徐主任讲了，深圳要建设成全国的示范市，乃至于全世界、全球的示范市，这是很远大的目标。中国追求、寻找理想社会，从古到今，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找，最后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物资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有极大的富足，但是普通老百姓希望更加高了，温饱解决之后更高的需要就产生了。改革的方向一方面是解决温饱；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精神层面。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的儒家思想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没有上升到官方的层面。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太宝贵了，我们为什么不用？火炬海外传递，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国民党和台湾同胞挥着他们的旗帜，我们挥着五星红旗，是什么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不希望国土分裂，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大一统思想。我们长在红旗下，接受党的领导，海外很多人是不认同的，传统价值观能够起到凝聚全体中国人的作用。
徐景安：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要继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目标来说，能不能说深圳回归到传统社会？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示范市？
王为民：
并不是要共产党完全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应该尊重传统价值观。中国年轻人没有什么价值观，只相信钱，这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了。他们过圣诞节、情人节，知道西方的母亲节，却不知道中国有孟母。明天是端午节了，第一次把传统节日列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向尊重传统迈进了一步。
陈泽洪：
深圳市改革的目标，首先要与深圳市的定位连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是相当一段时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城市都可以做示范市，而深圳呢？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呢？我们是全国的经济特区，我们的改革方向还是要根据经济特区的目标出发。，香港面积比我们小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事务比深圳复杂得多，香港就一个特首，以前是一个港督，把香港的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我们照搬内地的管理体系，现在是一个市长九个副市长，人大、政协就更多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学香港的体制。
陈广：
幸福感和满意度可以成为一个宗旨，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也可以作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目标，需要一定的制度来保障、实现。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民主、公正、和谐、自由，政治要民主，制度要公正，社会要和谐，人要全面自由发展，最终达到徐主任提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徐景安：
新一轮的改革不是三年、五年，起码应该是30年，30年是什么概念？中国共产党搞革命30年，搞政治30年，搞经济30年。后一个30年以什么为纲、为中心、为目标呢？普遍幸福、普遍满意可作为终极目标，这30年就提高幸福感、满意度吧！
本来搞革命、搞政治、搞经济都是为了人民幸福，但历史往往会捉弄人，会走错房间，或者说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搞革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政治前提。建国后，本来应该搞建设，但还是搞政治，斗来斗去，弄得大家不幸福。邓小平扭转方向，以经济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标达到了，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幸福。后30年，真的该关注老百姓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了。如果后30年还做不到让绝大多数人幸福、满意，那我们究竟为了什么？今天不把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目标，还会走错房间、再绕弯路，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
钟旭东：
我是天平保险经纪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会议。
什么是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参照一下前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前30年的改革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达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这一目标。
今后30年乃至于更长一段时间里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我想应该是精神层面了，仓廪实，而知礼仪嘛！提高人们精神层面的水平，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幸福，这是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要做的事情。
徐景安：
我大概体会到你的意思，人的物质追求是无限的，一个人要满意，光追求物质永远不会满意、永远不会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精神文明提高到一定高度，我是赞成的。现代化、现代文明、改革30年就是追求物质放在第一位，这个理念已经被所有的中国人接受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所有人都琢磨着怎么挣钱，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而精神文明是一团糟，成了中国最大的难点，今天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来教育党员、民众、员工、学生。对党员怎么讲？要保持先进，凭什么人家都富起来，我要克己奉公？对民众说什么？更没词，再提为人民服务，被人们笑话。怎么教育孩子？人家打你、你就打他，成绩好老爸给你奖励。对员工怎么说？好好干，给奖金，不好好干就给我滚蛋。精神文明的建设、意识形态的改革将在后30年中提升为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均财富，中国追不上美国的话，在精神文明上可以追上美国。前30年搞经济，后30年搞精神，这样分就不合适了。后30年还是要发展经济，老百姓说你们都富起来了，就不发展经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一起抓，光说一句是不够的。
鄢维民：
我个人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本位阶段，或称自然主宰阶段，在蒸气机发明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被动的，从属的；第二阶段是人本位阶段，人发明创造了动力与信息社会等，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技术进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物质的消耗不断加速，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第三阶段，天人合一阶段，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健康、和谐、永续。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相比是短暂的，在善待自己的同时，善待自然，善待子孙，人类才能避免走向自我毁灭。今天油价上涨，粮价上涨，环境污染，地球变暖已经揭示了这一点。中国和印度等30亿人迈向现代化，能源资源环境按照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不能承受。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靠利润最大化机制，不能实现绿色发展。为了保障长远利益，除了资本的力量之外，还需要文化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信念的力量。中国只有实现了发展模式转换，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方面顺应了健康、和谐、永续发展的需要，中国才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成为领先者。
我去年去美国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副主席聊了两个小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在20年以前重新让你入共产党，你入不入？我说我还入，他说为什么？我回答,资本不是人的主人，人是资本的主人，权力不可以奴役人,资本也不可以奴役人。西方文明解放了个人，东方文明在解放个人的同时，要解放人类，实现和谐。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人至今依然会在自然和专制的双重奴役下活着，走不出亚细亚方式的怪圈。但是，自秦汉之后，中国拥有了近两千年的平稳发展，有改朝换代，却维系了一统江山。中国文化维稳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建立人类的第三文明中进行有益的探索。中国人说过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关系要得到有序的维持。如果放任资本去追逐利润的话，地球肯定毁灭。人是资本的主人，不仅要获得眼前的利润，还要关注长远利益。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下一代的关系，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去考量，不仅仅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体系。李嘉诚讲建立自我、坚持无我，这个自我是健康的，而不是不健康的。
共产党作为一个党也好、作为一个政权也好，它存在的机制和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作为共产党员，旗帜是什么？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是可以立足的，构造了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今文明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基础，也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基石。
自从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上面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经济领域通过改革开放和股份制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政府的产生和治理这一块，没有解决从集权到民主、到人权，从腐败到廉洁，从人治到法制。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基础，完全可以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坚定不移的、有序的、可控的推进透明度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包括国务院的财政预算、省级、市级、区级财政预算能不能保证公开性、透明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也应加紧推进。
徐景安：
谢谢大家，明天是端午节，今天是星期六，身为中国人的一份子，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党的最高领导，问题是感觉到了，包括贫富差距、环保治安、腐败犯罪，还有台湾统一、西藏独立、美国抗衡等等。为此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还是没个抓手，推动不了新的改革。在这个背景下，汪洋来到了广东省，提出要解放思想，推动新一轮的改革。我的解读就是汪洋书记受了总书记的旨意或者是汪洋书记体会总书记的意图，探索出一条路子来。不管怎么样，无论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还是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命运，中国需要新的改革。但面临的巨大困境，就是缺乏共识。当年改革是有共识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全党、全民都要求改革。加上邓小平的权威和智慧，用经济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来统一大家的认识，然后是先试、先闯。30年的改革取得伟大成果，毛泽东提出的赶英超美，小平实现了，我们超过了英国，赶上美国也有了预期。后30年怎么改，就存在严重分歧。今天的中国表面上是制度问题，但背后是理念问题。坚持专政制度，还是回归儒家的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制度？没有共识、没有理念，建立什么制度？要推进改革，必须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理由。党的最高领导，需要权力，更需要权威。权威不是靠资历，而靠思想、理论、智慧。领袖是用理论去掌握群众。现在缺的就是理论。
民间的思想空前活跃。一些儒家，一说就是儒学如何如何，儒学是有好东西，但是能用儒学来统一大家思想，建儒家共和国？一些学者，一说就是西方文明如何如何，西方文明是有好东西，但是能用西方文明来统一大家思想，照搬美国？还有一些人，一说就是改革前如何如何，改革前也有令人怀念的地方，但是能用这个来统一大家思想，再倒退回去？旧的破除，新的没有确立，中国的理论思想界处于青黄不接时期，这也是创造新理论、新思想、新理念的好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体制内不敢创新，口号是新的，内容是老的，明明要纠正发展第一带来的物本位、不和谐、不科学，才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但前面总要加一句，首先是发展，就怕不重视发展。如果邓小平讲经济为中心，再加一句首先是政治，还改得起来吗？今天，就是缺乏理论的勇气，不知道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所以，说归说，做归做。上面口号来回变，下面还是照样干。而体制外缺乏创新能力，连说一下创新都反对。各派都认为，中国不需要创新，照搬就可以，不是搬美国，就是搬儒家，要不就搬毛泽东。然而，中国不是搬哪一家、哪一派所能解决的。
我可能是一人一派，主张继承、综合、创新，即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经过有机的综合，进行创新。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提炼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动新一轮改革的理论旗帜。为什么要三爱，而不是一爱，是为了追求人的永恒幸福，这是修身齐家的理念。为什么倡导三爱，而不是一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这是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首先爱自己，然后再爱他人，再爱大家，这个理念既可以为党所接受，也可以超越民族、国界为全世界所接受。马英九就职演说中讲，大陆与台湾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的分歧。这讲到了要害，统一的最大的障碍在于理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其理由是：“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德国总理也是在价值理念上挑战中国。一个国家要被人家尊重，固然需要实力，更在于文化。只有实力而没有文化，只是一个暴发户。从国内治理，到国际交往，中国除了讲经济，还会讲什么？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每月一次，已举办了六次。把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人士，左派、右派请到一起，进行对话，其目的就是在理念上、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同时，兜售我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希望能够被大家所接受。我还在做企业文化，将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企业文化推广。企业都知道让股东满意，也知道让顾客满意，但是否让员工满意就成了问题。让高官、骨干满意，不成问题，又是高薪、又是期权。但是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就不关注、不重视。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劳动力市场待业的人多得是。企业也是少数人满意，多数人不满意。与社会少数人满意，多数人不满意一样。企业的正确决策、高新技术，最终是通过普通员工、一线员工的服务实现的。他们长期处于不满意的状态中，能让顾客满意吗？最终会损害股东利益。东航支线一天18架飞机返航，就是突出的例子。一个企业不顾及广大员工的利益，上下差距拉得太大，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今天讨论深圳改革纲要，我想把幸福感、满意度装进去。这不是官方语言、民间语言的表述问题，而是改革理念、改革目标、改革机制、改革动力问题。
我对幸福问题比较早地进行了研究。2004年出版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现代文明说起问题来很复杂，其实又很简单，就是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与追求。我还专门写了一章“关心人、帮助人、引寻人追求幸福，使中国的民众树立起正确的幸福观，是关系中国命运以至人类命运的重要话题”。现在，幸福已成了世界热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要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今人的共同追求。宗教徒将幸福寄托来世，凡人将幸福寄托于现实。这是值得做的一篇文章。当西方追求GDP而没有找到幸福，转而研究幸福经济、幸福政治、幸福指数，而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大都还处于中学生水平。到时中国也许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一，而幸福指数则是世界到数第一。到那时，再来反思，就太晚了。今天深圳是完全有条件用幸福指数替代GDP为全国做示范，闯出一条新路来。谢谢大家。（掌声……）
附：
参加会议名单
南岭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体改局主任
徐景安 厡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俞仲文 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高兴烈 原深圳商报总编
徐建 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
陈广 深圳市体改办处长
杨建 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
杨龙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肖俊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陈泽洪 深圳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韩邦凱 原蛇口培训中心教务长
过永鲁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长
鄢维民 深圳市证券协会秘书长
李智杰 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副秘书长
顾立基 招商局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
郑铁 深圳市圣爱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
吴海宁 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志俭 大唐金融集团执行
李淑妍 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副总经理
吴洁 深圳市中国广播电视传媒公司总经理
钟旭东 深圳市瑞南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
熊戈枫 深圳市在线通数据网络公司副总经理
朱璇 梵华商务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王为民 深圳鼎宏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师
吴俊 实用儒学网创办人
刘华电 深圳市体改办
杨卓如 深圳市体改办
马晓军 深圳市体改办
易运文 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长
屠海燕 证券日报主任记者
李斌 南方都市报记者
李震 深圳电视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