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渐进式民主进程：从宽松环境到深圳政改

作者：黄金童2

中国马上搞全面民主是不行的，关键因素是国民素质不行。如果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很可能的结果是占国民2/3数量的穷人会把他的选票卖了。结果成了贿选，国家被垄断利益集团所操纵。如果广大穷人不卖选票，那么又很可能产生所谓：穷人多数的暴政。比方说占绝大多数的穷人选票会要求立即把富人的财产分了。中国（还有很多国民素质较低的国家）的民主悖论是：低素质的国民无法搞民主，而专制又不会提高国民素质，只会让国民素质更低下。这样低素质国民导致专制，专制又导致低素质国民。这就是中国民主难以实现的恶性循环。这也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难以成功的原因。邓小平89年说：“中国实行西方（全面）民主会导致军阀混战”所以他力主镇压89民主动乱。他理由是：“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当时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对邓的做法都不理解。现在看来。邓还是对的。

 

可是中国不实行民主也是不行的。原因是腐败。目前中国实行的还算是开明的专制体制，可其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人的粗略计算，国家一年的腐败资金大约有1。8万亿人民币之多，约占中国GDP的7。5%。仅政府投资一项腐败分子每年就要拿走一万亿，即每年5万亿政府投资的20%。其他大的腐败资金项目来源有：官员任命，行政审批。行政罚款，和政府批文（如出口配额）小的如政府用车，公款消费，政府检查等。几乎所有的政府活动都伴随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权权交易。严重的腐败同建设和谐社会是不能兼容的。腐败也成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拦路虎。中国人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就必须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腐败从哪里来，从专制中来，从缺少监督的权力中来。从信息封闭中来。从愚民政策中来。中国专制了几千年，也腐败了几千年。专制体制是腐败的温床，这是无数事实证实了的。江泽民89年对着电视机对广大国民说：我们党有能力遏制腐败。可他说得到做不到，他下台时的腐败比他上台时的腐败翻了十倍。腐败国际对各国腐败有个排名次。结果表现好的大都是民主，信息公开，有权力制衡的国家。表现差的要么是长期专制的国家，（中国：大约70名）要么是实行民主时间比较短的国家。（俄国：大约90名）

中国马上搞全面民主不行，因为国民素质差，会导致动乱。又不能专制，因为会腐败。民主改快了不行，不改也不行。那么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答案就是渐进式民主改革，慢点改，在保证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民主起来。还是邓小平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先做民主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做好示范，让人民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在民主活动中提高素质。从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走向良性循环。这样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约50年）再伴随经济成长，人民富裕，和教育的普及。中国的民主，和谐，现代化的强国才能建成。这样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大概相当于美国今天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地位。但中华民族的性格决定中国不会欺负其他国家，只会与其他国家一起走向世界和谐社会。

我们要看到，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有几个必要条件：

一．要有一个有民主理想和诉求的开明专制者。

二．这个专制者愿意用专制权力来保证社会稳定，

三．这个有民主诉求的专制者，愿意用他的专制权力来保证长时期的民主试点。

 

有人说这是天方夜谈，是不可能办到的。专制者一定会注重自身利益，保持专制权力而不会努力去建立一个埋葬能保卫自身利益的专制制度的民主制度。

我们说不对，专制者也受过教育，也看得到腐败的危害，也看到了民主国家的良好范例。他们也是爱国者，他们也是有理想的，也希望中国强大，和谐。特别是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腐败的强大的中国。中国有专制权力的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象江泽民一样，干个八年就退休，然后给中国留下更多的腐败（当然国家实力还是增长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成为中国民主改革的先驱，在自己下台的时候，象邓小平给中国市场经济打下基础一样，给中国的民主改革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的历史功绩。成为同唐太宗，汉武帝，毛泽东，邓小平齐名的历史人物。如果是我来选择，我一定选后者。我还相信愿意选后者的人一定不会是少数。如果这样说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那我请大家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戈氏拥有独裁权力，也没有什么眼前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危险。他大可选择同前任一样。享受人生，掌握权力。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他偏偏是爱国者，他看到国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虽然国家武力强大，可人民物质生活处于缺乏状态，社会不公平，腐败滋生。他为国家的将来，他要改革，要民主。他不害怕在民主实现时候失去自己的特权。他的民主理想取得部分成功，他自己却失去了权力。

 

第二个例子：中国第一个希望搞点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是胡耀邦。他有专制权力，可他并不用自己的权力来某私利。而是尝试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希望用某种新闻开放来促进国家的民主演变。当时他搞的是：宽松环境，就是允许人们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开放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来为将来的民主改革做好准备。他的宽松环境得到知识分子的极大拥护。形成了国内解放以来第二次学术繁荣的春天。（第一次大概是57年）可是胡的宽松环境导致国内很多人不切实际的要求在中国马上进行全面的民主改革。考虑到中国普遍较低的国民素质，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人们要求马上实行一个不可能成功的全面的民主制度，这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这样国家的高层集团（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集团）就不能任其发展。这就有了第一次反对自由化。（84年）反自由化的结果不算严重，只有魏京生给判了15年。方历之给点名批评。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既没有象1897年那样的潭此同的慷慨就义，也没有象康有为的流亡海外。只是胡耀绑为理想而牺牲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时党内尽管有很多人要求惩办胡耀邦，但因邓小平保护，胡本人并到没受到很大的冲击。从邓小平保护胡的事实来看。咱大胆猜测胡的宽松环境可能是邓支持搞的试点。不过自由化发展太快到是意外，威胁到社会稳定，邓小平当然要刹车。可在这种事前他支持的试点中，对当事人他当然要保护了。按当时台湾电台的分析，邓搞的是丢卒保车。

第二个例子是赵紫杨

胡下赵上，（请注意，胡和赵都是邓的推荐）尽管自由化运动有所收敛，但赵将宽松环境基本保存下来了。（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咱的猜测，就是说邓实际上是宽松环境的后台）只不过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封了。自由化的大本营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也就按住性子不搞什么眼下的全盘民主运动了。这样过了四五年。本来就这样来点有限的宽松环境就可以了。时间久了还可以慢慢的来谈民主。当时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说：考虑50年后在中国实行民主。看来一切都在邓的掌控之中。可也有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问题是腐败在飞速的发展。到了89年。中国的官僚的腐败团队打出了新中国第一次腐败小高潮。那时的中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多数人认为见腐败就应当反。89年前整个中国到处人们见面就谈腐败问题。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再加上近期的东欧和俄国的巨变。国内外有些人又想起他们的全面民主化计划来了。

64事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夹杂了许多政治势力的交叉作用。有反腐败的，有保腐败的，有搞民主化的，有保持稳定的，有想颠覆共产党的，也有热爱共产党的。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情绝非容易。咱化繁就简，来个简单描述，大家看看对不对。专制而又放权，官僚与资本共处。就造成了新中国第一腐败小高潮。那时还没见过腐败的国民民意对此强烈反弹，就有了学生的反贪游行。国内民主派知识分子见有机会，又有东欧事变的鼓励。就认为实行全面民主的时机到来。于是出动要求实现全面民主。这就使得游行示威停不下来，导致政府机关大学，全面瘫痪。本来仅仅是要求保卫腐败的官员不肯让步，到了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主张稳定的高层也同保卫腐败的人联合起来准备镇压。本来学生对没完没了的示威也烦了。动乱有点冷下来了。可国外那些希望动乱不断的人不希望就此结束，就有人从海外回来组织静坐绝食，结果是社会对民主运动的同情再起。动乱也就永无宁日了。这样一来，镇压就不可避免了。这里面的是非对错很难弄清，可现在咱觉得有几点是清楚的。腐败的人是动乱的起因。准备保卫稳定的人是没错的，这就是邓小平。反对腐败的人也是没错的。这是大学生。但是恐怕搞的时间太长了点。准备实现全面民主的知识分子至少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而海外回来的人则完全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这个运动是可操纵的。那我现在觉得，学生们游行一两天，反反腐败，然后继续上课。政府反省下民意的要求，做些反腐败的工作。少少来点动乱那还是好事情。象这样一来动乱不止，危害到国家稳定的根本。就好事变坏事了。人家镇压也就是有道理的。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所谓真理再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中赵紫杨的表现。动乱中期，赵直接到天安们广场的群众中去，很象温家宝在这次地震中直接到群众中去的风范。赵眼睛红红的向学生们说：“请同学们回到学校去，给党内改革派一个慢慢解决问题的机会。”看来这是避免悲剧的最后机会。也是使天安门事件从坏事变成好事的唯一机会。可是当时全国人民（包括笔者）都没有听懂他的呼吁，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看来赵紫杨既有民主精神，也是坚定的反腐派。当时他主张高级干部都把自己的腐败的孩子交出来法办，给人民一个反腐败的交代。他准备自己带头，首先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对这样的一个好总理，可惜人民没有给他必要的支持。（就是停止动乱）意味深长的是，事情过后，党内又有许多人要求惩办赵紫杨，邓小平再次保护了赵。而台湾评论家再次说邓小平丢卒保车。

 

第四个例子是江哲民。江氏是89镇压动乱后，还是由邓小平推荐上台的。一般认为

他是专制制度的强力捍卫者。可他却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搞村级选举试点。实质上也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民主起来。如果他内心真的是如人们所看到他的外表那样，是专制的捍卫者的话，那他为什么要搞村级选举试点？本人的看法是：他也看到专制条件下腐败无法遏制，也看到民主国家的成功。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和谐。所以他也想搞点民主改革。看看从低层开始的民主实验能否最终扩展到全中国。其实这是中国历史性的伟大尝试，江是在中国第一个在实践上吃民主螃蟹的人。他部分找到了在中国实行渐进民主的正确途径，就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民主起来。不过他的民主试点还是失败了。原因是用来民主试点的人群选错了。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作主，学术名词就是指大多数公民对重大社会问题有最终决策权。这就要求人民群众有相当的素质，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民主只是工具，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如果人民素质不够。总是做出错误决定，那民主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只有人民能经常作出好的决定，民主才是好的工具。比如人们不会给小孩子民主自由，因为小孩子缺少行为能力。甚至会作出损害自己的事情。所以家长对于孩子，虽然有时貌似民主，实质上最终还是专制的。当然这种专制是以对孩子的爱为基础的，所以它具有合理性。其实专制也并不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在有爱心和公德心的领导人搞专制时，有时会比民主制度有更高的效率。

民主要求有高素质的国民。中国的民主试点本应在高素质人群中做试点。可这次试点的人群是中国国民政治素质最低的村民。它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事实是，在多数村级选举中，贿选的情况占了大多数，族群和金钱在多数情况下主导了村级选举。使得对民主抱有很大希望的人也认为村级选举是不成功的。这样一来，从下而上的渐进式民主改革道路就暂时停下来了。虽然村级选举不算成功，但它开了一个先河，就是在中国也可以搞部分国民的选举，它让人们对在中国搞选举试点有了适应性。相对于六四后的那种对民主选举两个字提也不能提的不正常状况，那是前进了很大一步。

这一次是胡锦接班。

胡锦涛同样是邓小平的推荐。那时候还是江泽民在台上的时期，邓已经指定胡做江八年任期满以后的继承人。邓有能力一连指定四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并且在自己去世后自己选择的接班人还能顺利接班。这样的领导人的确不多。对比列宁选的接班人，斯大林选的接班人，毛泽东选的接班人都不能成功。邓的看人的能力并能将其送上台的能力的确非同寻常。让人欷嘘感叹。有绝对的权力真是好。不过历史上有绝对权力的人并不少，可象邓小平这样的能用自己绝对权力来为自己国家服务，并作出如此众多重大贡献的还真是不多的

胡刚上台时显得很低调。可能那时他还没有掌握好充分的权力。即使这样他还是领导了中国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在几年内抓了五万处级以上干部。不过他也知道，即使这样腐败并没有减少，还在快速发展，靠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他在最近的党代会上提出了要进行反腐败，防腐败的制度建设。早在四年前，胡锦涛视察广州时，就提出希望：“希望广东的同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先走出一步。”可这个希望没有落实。可能是当时他的权力还不是十分巩固。如果广东先搞政改，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改得不好，出了问题是要丢官的。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先例。现在胡锦涛已经顺利接手军委主席。并在整体上控制了国家权力。这时候他最先要做的就是：深圳政治体制改革试点。

我们看到的是惊人的事实：就是一群有专制权力的独裁者，不是忙着搞好自己的生活，不是急于谋取自己的私利，而是前俯后继的要搞民主改革。从宽松环境，到民主动乱再到村级选举，最后是深圳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邓小平指定的每任专制者都没有忘记民主。从此，我觉得中国的渐进式政改是有希望的，因为有一群有理想的专制者的关心和推动。中国不是有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是有三四个戈尔巴乔夫在那里关心推动这个缺少民主条件的国家中的困难重重的民主改革。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有了有理想，有权力的专制者的推动。找到了渐进式政改的正确道路，然后选择了正确的试点人群，高经济水平的深圳，和高素质的深圳人民。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充满了成功的希望。我们希望实施者一定要本着慎重初战的精神，要先易后难，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要广泛征求意见和改革方案，经过比较和筛选，精心设计最后方案，严密实施，，象深圳过去曾经给中国市场经济作出的榜样一样，尽管并不容易，可为了建成世界第一的现代化的没有腐败的和谐强国，这次深圳也一定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成功的民主道路来。

2008。-6-14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