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13日早上，刚过生日10天的18岁女生——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我是66届初中生，在学校的5年中闲呆了整整两年，文革初期的激情早就变成了不耐烦。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
“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觉得句句不入耳。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身体一直瘦弱，从初一第二学期就免修体育，这次毕业分配，除了北大荒国营农场，还有北京亚麻厂、西城红卫服装厂等。我坚决要求去北大荒，老师的耐心劝解也没有用。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
9点钟学生们准时在学校集合，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共120名，都是66届初、高中毕业生， 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遥远寒冷的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文革中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
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或蚂蚱的大眼睛。女生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
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突然衰老了？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和自己的眼泪做斗争，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后来，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中，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哪知道娘咋想你？那是抓心哪！”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曾无数次地伤过母亲的心。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抓心”的想念。
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期待着或惧怕着车轮的转动。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人生的艰辛从此拉开了大幕。
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有人小声嘟囔着：干嘛呀，我刚睡着。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才三点多呀，太阳怎么就出来啦？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
经过了许多城市——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些名字：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最后， 1968年6月15日中午时分，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迎春”的小站，大家下车了。刚下过雨，雨过天晴，蓝天上硕大的白云朵朵，缓缓地在头顶上飘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白的云团，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上千北京学生迅速集合又分开，我和同学们爬上大卡车，奔向852农场6分场4队。一路上经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子和草甸子，满山满野的乔木和灌木棵子连绵不绝，满眼都是新鲜的、干净的绿色。到了六分场境内，每过一个生产队，汽车就会停下来，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车厢里。北大荒的人真好哇，还给我们献花呢！我给家人写的第一封信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后来我才知道，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白的芍药，红的百合，黄的金针，紫的马兰……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满眼全是。
终于，汽车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小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这个坐落在广袤绿色中的生产队，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奉献青春的起点。红砖房子是大食堂，也是全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都在大食堂里举行。食堂后面，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盖顶的土坯房子，食堂前面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分列东西，墙壁是荆条抹泥，房顶是灰色机制瓦，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队领导有些歉疚地说，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等到秋天，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
一些老职工帮着，把行李卸下车，抬进宿舍。在大通铺上，18个女生依次排开，打开行李卷，这每人不足一米宽、二米长的地方，就是今后的家了。晚饭是炒韭菜，白面馒头。韭菜碧绿，而馒头——竟比碗都大！吃完饭已经八点了，天色才刚刚暗下来。北大荒的夏天，太阳到了晚上九点多才不甘心地落。宿舍里点的什么灯，有没有灯，后来已经想不起来了。大家太困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青春的睡眠是极其安静的，没有鼾声和梦呓，只有腿长个大的蚊子，在我们的头上盘旋，翅膀震颤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夜晚最为响亮的声音了。
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时只有27岁）找我谈话，说连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不用下地干活了。气象员只要每天四次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我说不行，自己是初中生，出身不行，不是团员，同学中有不少人出身好、政治面貌好又高中毕业，条件比我好多了。老董说，这个决定是党支部研究的，我们看你行，年龄小却很机灵。我说我还没过劳动关呢！他笑了，说：“想劳动好说，处理完手头工作，你可以就近去场院干活啊，哪儿没活儿？”可是我认定，只有和同学们一块扛着锄头下地才叫劳动。一个月后，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下地回来，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炕上，我觉得自己不下地干活，好象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冯敬兰，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这句话让我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孙指导员，坚决要求下地干活。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说，女同志做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连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同学们会有意见的，指导员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没错，外号“麻杆儿”的我显得特别单薄，168公分高的个子，体重只有47公斤。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说话嗓音沙沙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马德花6岁，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我教的“复式班”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当时根本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
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小孩子就瞪大了眼睛瞧着我。有时看到他们神秘地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你的名字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完全是大孩子哄小孩子。
3个六年级学生只比我小二三岁。时间一长，我干脆让六年级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小娃娃们有了不小的进步，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是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生生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2006年夏末，我和朋友们重访北大荒，在852农场6分场，意外看到了当年我招收的最小的学生车海燕，长发过腰的海燕身材高挑，五官秀丽，小酒涡和笑容一起闪烁。还有马德花，当年热情、爱说话的胖娃娃变成一个娇小消瘦、说话有些拘谨的中年妇女。长大后的马德花也成了老师，做了20多年，由于分场不再办学校，被“一刀切”下了岗，现在跟丈夫一起种地，她的女儿就读于哈尔滨理工大学三年级。彼此陌生的师生面对面，我说，马德花，我是你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啊。马德花立刻拉住我的手说：“冯老师，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你，老跟在你后面啊。那时你特别瘦。”我也看见了六年级的卢则广同学，他的妻子是分场的办公室秘书，而他却失业在家。他远远走来，没到跟前，就叫我冯老师，我说，真对不起，虽然我当过你的老师，可什么有用的知识也没有教给过你们。是的，对不起，马德花、车海燕、卢则广，在我短暂的教师生涯里，我只是一个和你们玩的大姐姐，没有教给你们什么知识，真的很抱歉啊。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连领导被我闹得不厌其烦，孙指导员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没想到新学期开始前的一个晚上，全连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孙指导员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肃宣布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散会后，与会者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
多年后，我在一篇散文里写到此事：“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连里的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才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那样矫情任性，蛮不讲理，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啊！岁月流逝了，而留在心头的全是感谢、感激和感恩。孙指导员，谢谢你，谢谢你们对一个18岁女孩子不懂事理的宽宥。”
转眼到了1970 年，已经整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同学们认为我的文字能力强，算盘打得好，一齐推荐我到团里参加工作队。我去的单位是团直属种畜连，在那里认识了诗人郭小川的儿子，1964年支边的北京知青郭小林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美丽姑娘小杨，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至今。
我毕竟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的教育，在工作队众多青年中很快脱颖而出。我正派直爽，有口才，文笔好，知识丰富，还写的一手好字，深受领导喜爱。运动结束后，我被调到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文书是个重要岗位，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领导的得力助手。我还不是团员，这让我又郁闷又自卑。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852农场的军官，对知青像父亲般地呵护。他对我是否团员，并不看重，还把管理职工档案、户籍等机密工作也交给了我。看我能写会画，特地让工人在单位门口修了一块几米长的墙壁做黑板报，不仅成为我展示才华的园地，也成为商业连亮眼的窗口。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刚刚恢复，对我家庭、出身情况的函调总是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派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他不喜欢我这个文书，觉得我清高、骄傲，说话倔，不好使唤。我也不喜欢这个新指导员，嫌他懒，屁股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看报纸，觉得他很不懂事。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母乳不够，天天饿的哇哇哭。那时奶粉是紧俏物资，如果李连长在，一定二话不说就批了，可是办公室里只有指导员和我。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哭笑不得，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我看着那个小伙子急得快哭了，插嘴说：“人家小孩刚出生，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你就批了吧。”指导员就是不批，我说：“以后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吧。”最后那个人失望地离开了，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唉！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共产党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年轻鲁莽对我的伤害，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反问：“函调里说我父亲是自杀的吗？我不记得。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其实，我是看着父亲在家中死去的，那时正值肃反运动后期，我还不到6周岁呢。父亲自杀后并没有过任何定性或组织结论，仿佛白死了一样。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贡生。先祖们的事，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一位高祖是道光丙申年的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世纪，后在20世纪前半叶军阀混战中屡遭抢掠，迅速败落。大我20岁的长兄在写给我的家庭材料中，详细叙述了父亲的经历，他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无党派副区长，姐姐也记得父亲当过八路军的事。可是，他为什么在运动中自杀？偏偏选择41岁生日时放弃生命，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谜，永远的痛。我童年就离开了家乡，家人全生活在北京，而关于我的函调一再寄往祖籍地，石沉大海就不难理解。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说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什么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
回忆起往事，我觉得，在852农场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就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处理，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知青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共产党宣言》等。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所以，我连续被评为先进，被通令嘉奖，有很好的人缘。
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业，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公开信一出，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我在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是共产党员啊。”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挨着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
当时团里有许多现役军人干部，他们的家属纷纷安排在商业、教育岗位。某某是现役军人、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在商业连当商品调拨员，她休完产假有半年没上班了，前不久因为连里扣了工资还大闹办公室，自称国家干部，扣她工资犯法。老连长说，公社妇联主任属于国家干部管理，你是生产大队的妇联主任，不是干部管理。她恼羞成怒，拍着桌子破口大骂，恶毒诅咒老连长。我目睹了她的嚣张跋扈和无理取闹，实在气不过，给团领导写了一封信，质问：毛主席号召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难道解放军的家属就可以蛮不讲理吗？这封信由政治部主任（现役军人）批给副主任处理，副主任是文革中的三结合干部，不敢得罪现役军人不说，还把我的信送给那位组织股长。当他们闻讯我被推选上大学后，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了。
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就应该出来辟谣啊！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又坐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指导员冷冷回答：“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知青上大学，演变成一场打击报复的运动，我一下病倒了，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坚强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还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一所地方中专——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生活、工作了5年的852农场（建设兵团三师20团）。老连长李振奎、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我走后，许多知青也陆续离开了北大荒。1991年最后一批北京知青也带着家眷回到了北京。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因为你是高才生啊！”谁在恭维我？对方说，我是某某啊，听不出来了？！原来是我在商业连的指导员，就在那一瞬间，我原谅了他对我的伤害。指导员娶了北京女知青，所以也一起回到北京。后来我和他几次见面，他随和多了。
转眼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40周年。我始终认为，我的人生从北大荒开始，无论历史怎样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个人的青春时代都是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我终生感激那些给予我呵护和帮助的老一辈北大荒人，也感念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人生的任何经历都是宝贵的，伤害也是人生成长必不可少的过程。有过那些岁月的磨练，才有了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