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改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这是一大进步。

    “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取的特殊手段。1983年8月，鉴于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俗称“严打”，明确将七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强调“从重从快”。20多年来，“从重”往往被理解成多判、重判甚至多杀，从而形成了战役式、运动式警务模式，在短期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击行动，加大制裁力度，进行专项整治，通常能够取得突破性成果，但却形成了“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周期性治理模式。这也是运动式工作思路的表现，而不是建立预防性、长效性制度环境的工作思路。这种工作模式在各行各业都存在，比如，我们经常看到高速公路收费口悬挂着大大的条幅，上面写着“大干100天，确保无重大交通事故”，还有很多场合看到的“大干80天，向国庆节献礼”，都是这种运动式思维模式的体现，我们需要反问：100天之后呢？难道100天之后，就不要加强交通管理了吗？

    北京市公安局对取消“严打”而进行的改革，是一个进步，应该鼓励，但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只是警务模式的改变上，我们有必要分析反思“严打”这种运动式工作模式背后的惯性思维模式，从而举一反三，反思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执政模式。

    政府治理，属于公共管理领域，照样遵循管理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和要求。管理的原则，是公平和效率，管理的手段，是控制和激励。控制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好的管理，应该是事前控制，也就是预防。好的管理，是减少问题出现的机会，不是等待问题出现了才去处理，那就变成“危机处理”，而不是通常的管理。同理，尽量铲除犯罪发生的土壤，才能更加有效地减少犯罪，而不是等犯罪出现了，治安形势不好了，才去“严打”。这是从社会管理的理念角度首先要反思的。

    那么，怎么去预防呢？其关键还在于营造制度环境。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很早以前，商场经常发生售货员货物卖出去了，自己将钱揣兜里了的营私舞弊现象。中国的商场经理通常这样思考问题：这个售货员品行有问题（因为背后的假设是人之初，性本善，只是这个人品行出了问题），于是让他写检查，批评教育一顿，留岗查看。结果，没两个月，他又这么干了，于是“严打”，直接将他开除了。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屡禁不止，为此还出台了一个制度，主要意思是“严禁私藏货款”，（按照惯性思维，严禁什么，通常是这问题比较严重，最终结果是难以严禁什么）。再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在很多人身上发生，只好感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美国的商场经理是另外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个售货员为什么能够营私舞弊呢？（背后的假设是人之初，性本恶，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可能营私舞弊，因此，不在人上动脑筋，而考虑他能作弊的机会和环境），经过研究发现，他的工作环境中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不对称，给了他作弊机会，是制度环境出了问题。于是，花时间制造了一台机器，使这三流对称，从而消除了售货员营私舞弊的机会，这种现象也就基本没有了。这台机器，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就是商场收银机。一台机器，其实就是一套制度，体现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对称，决策、执行、监督分设的管理原则。

    这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危机性的，一种是预防性的；一种是人治的，一种是法治的；一种在人的批评教育和处罚上下功夫，一种在改变制度环境上下功夫，而最终治理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取消“严打”，就是要改变这种运动式突击治理模式，而要建立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包含预防机制、决策机制、竞争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总之，是要在分析反思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法治理念和法制环境。

    “严打”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一个稳定的社会治理，不应该总有特殊时期。而且，就算有，谁来决定什么是特殊时期呢？还是执政的人，最终又导致了某些人的个性判断，取代了制度程序，留下了执政者随意性的空间。其根本，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正如2003年，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第一次正式提出：“公安机关要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也是司法机关，乃至政府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具体体现。

    因此，取消“严打”，改变的不仅仅是警务模式，而改变的是“人治”转向“法治”的价值取向和执政模式。

名言警句

人最可悲的是没有知识和不能自我约束。——蒙田
The worst estate of man, is where he loseth the knowledge and government of himself. - Montaig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