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时代的企业生存

 原文发表在《国企》，2008年第4期

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导致了钢铁企业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但在通胀时代，这种压力不过是所有企业的一个缩影。农产品和各类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扬，必然导致相应的下游企业成本上升，从而推动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反映到市场上来，就是终端消费品的价格膨胀。这意味着什么呢？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当然迟早会反映到提高工资的要求上，这就反过来推动企业的人工成本的上升，从而整个经济表现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这样一种标准的螺旋式上升的通道当中。

在这个通道当中，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吗？不一定。因为许多企业具有成本转嫁能力。如果一个企业发现自己的成本在持续上升，就可以通过提高自己产品价格的方式，来向下游需求方（厂商或者消费者）转嫁自己的成本。结果，物价上涨对这些企业没有影响。比如铁矿石价格上涨，宝钢、武钢和鞍钢等钢铁行业的龙头企业就会做出快速反映，把产品价格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能够向下游转嫁成本压力，一般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第一，这个企业面临的消费者是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的，由于消费者对产品价格不敏感，厂商提高价格不至于导致需求下降，也就不影响厂商的收益。第二，厂商自身的产品替代性不强，或者如果替代性强的话，厂商具有市场上的垄断势力也行。这两个条件意味着厂商对产品的价格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即使提价，消费者也奈何不得。

茅台能够提价，是因为这种特定的酒类消费者群的价格需求弹性缺乏；电信企业能够提价，是因为垄断势力。宝钢等能够提价，也是如此。如果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还有一种最有效的转嫁方式：通过补贴转嫁给纳税人！这是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不会写的。面对成本上涨，大型国企可以不选择内部挖潜，甚至也可以不选择提高产品价格，而是选择做低利润，甚至做亏损，这样做就可以向主管部门哭诉，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诉的结果就是得到大量的财政补贴。这些补贴的资金来源当然就是纳税人所交的税收了。因此，大型国有企业面对高成本时代，有这样一件特定的秘密武器，也就无所惧怕。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高成本时代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处于竞争性行业当中，缺乏垄断势力，同时又得不到补贴的大量中小企业。可以说，这个群体才是通胀时代的弱势群体。对中小企业来说，面对的大多是具有较高需求价格弹性的消费者，企业产品的替代性强，行业竞争激烈，单个企业根本没有能力获得垄断势力，影响产品价格。当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的时候，这些企业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通过内部挖潜或者转移投资来获得生存；要么就在成本的持续上涨过程中逐渐消失。

中小企业首先可以走的一条路就是转移投资。外资一开始涌入中国大陆，就是考虑到大陆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大陆的企业能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行业发展壮大，也得以与此。现在通胀使得这个行业的竞争比较优势逐步消失，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紧迫问题是：搬家到何处？所幸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江苏一些地方的企业就在考虑向柬埔寨等地转移投资。这是对成本上涨趋势所做出的一个理智应对。但这样做会给迁出地政府带来双重压力，即企业迁出不仅降低了当地的税收，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的失业率。所以很多政府都不愿意鼓励、甚至阻碍企业迁出。如果大量的企业迁出形成一种用脚投票的压力，也许可以迫使迁出地政府采取财政补贴或者其他优惠政策，但这样一来又等于说把价格上涨的后果转移给了纳税人。

中小企业也可以选择另一条更高境界的路，那就是把压力当作动力，一方面，通过内部挖潜，以节流来创造价值，应对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重新定位自己的产品，更多的通过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引进和学习，开发差别性产品，以此获得产品的市场势力。产品的差异化意味着中小企业之间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而不是像现在的一窝蜂状态；同时也可以降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实现部分转嫁。当然，这些企业也可以趁机结盟，通过合并吸收等方式来实现规模经济，这样可以在不转嫁的情况下来渡过高成本时代的艰难岁月。

总体上看，中小企业如此，大企业也应该如此，不能因为可以向消费者和纳税人实现成本转嫁，就可以坦然面对。高成本时代即是困境，同时也充满机遇。在这种环境中，企业正好可以通过各种兼并重组来进行行业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并重视创新，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向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否则，转嫁多了，消费者自然会降低需求；纳税人自然会投票反对，结果就可能造成企业和消费者以及纳税人之间的对抗，增加交易成本，也不利于未来的市场培育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