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应当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忧患意识。只有这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家庭、这个人才能始终保持清醒，才能顺应历史潮流，不被时代淘汰，不断进取以至走向文明。
可是，这个时代中，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有点太少。
当我正式有了这个判断时，一下子有点颓然。我感到一种力量的弱小。我们期待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没有忧患意识的人群中，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历史上最具忧患意识的要数知识分子，有许多佳话流芳百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算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典型。“五四”运动，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扛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追求社会进步。他们是最具忧患意识的。但同时，知识分子的身上缺点也不少，正如王蒙说的，知识分子经常有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
当今时代，当物质拥有的多少成为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时，世风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不会真正、真心关心社会最下层人的。我这个半知识分子，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弱点。这个社会中，有一个阶层——最下层的弱势群体——没有脱贫的农民、城市贫民、下岗工人、农民工、残疾人、失学儿童、打工者、大学毕业后的失业者、小姐（妓女、暗娼），等等。这些最弱势的阶层，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天生弱势。他们的弱势，只是制度造成的。这些人，更需要关注。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太关注的。知识分子关注的目光，大多是聚焦在光鲜的成功人士、耀眼的明星豪门、旱涝保收的公务官员、新兴的职业经理层、城市中产阶层，等等。
对于那些弱势阶层，知识分子会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知识分子会说，你不努力，怎么会成功。知识分子会说，公益事业方兴未艾，有钱人在帮你们。
知识分子其实是在放屁。
农民的大部分，是不具备忧患意识的。大部分农民的理想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填饱肚子，能穿暖衣服，有零花的钱，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农民就可以做到百事不问、昏昏噩噩！在国家“三农”政策如此好的形势下，农民也过得悠然。但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还很差。
农民中有一部分青年人走了出来，到了城市。当看到城市的生活与自己多少年来的生活天壤之别时，青年农民心中能服气吗。凭什么城市的人生活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这部分农民会慢慢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制度造成的，是几十年前的游戏规则一定之后就延续多年而造成的，是机会不公造成的，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这一部分农民，觉醒了。但他们的力量很小，他们只能是顺应这个社会，只能是拼命地适应，拼命地赚钱，他们渐渐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这个时代的脚步是什么，就是赚取财富！
产业工人曾经是最觉醒的，现在呢，现在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多少忧患意识。国企的产业工人，留下来的，收入基本是稳定的，心情基本是舒畅的。没留下的，下岗了。下岗失业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的怨气很大，但他们的力量却并不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分散，他们没有凝聚力，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任凭既得利益集团宰割。私企中的产业工人，有什么地位？私企的工会组织是不会真正为他们作主的。有人说，私企的工会是花瓶，是摆设，是不为工人谋利益的空架子。有一定道理的。
在一个价值观被物欲扭曲的时代，一切只是以钱多钱少论英雄时，社会文明的追求，被异化的东西太多，偏离了生命本来的真趣。以人为本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人自身，已经忘记了。他们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他们把财富看成了生命的唯一。
一些女人，赚了很多钱的女人，在网络中评比，评2008年中国女性。这些富婆，是跟上了这个时代步伐的，她们有了很多的钱，她们进行强势宣传，她们掌握了女性的话语权，她们现在需要的，是要代表中国优秀女性的整个内涵。中国女性的优秀传统，经过金钱的洗礼后，变得单一而可怕。笑贫不笑娼成了一种时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未来的女性，她们的价值观，当然要受到现在这种错误导向的影响。她们只要能赚到钱，就会不顾一切，就去做妓女，做暗娼，做二奶，做小蜜。因为这样她们能赚取第一桶金。她们可以用这第一桶金，进行所谓的创业。一旦成功，她们又会加倍地报复这个社会，她们这些人又可以掌握这个社会的女性话语权。
“小姐”这个人群，在这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一个阶层，形成一种气候。但她们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话语权。人们对“小姐”，只是嘲笑，只是愚弄，只是鄙视。男人们可以经常找乐子，找完了乐子后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一人群的生存状况，却很少有人关注，很少有人替她们说话。她们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她们白天不出门，晚上不睡觉。她们陪着笑脸，她们奉献肉体，她们摧残青春，几多屈辱，几多辛酸。而我们这个时代，却装作看不见。任其自生自灭。这岂是以人为本！
在网络中，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的网络中的这些知识分子，要么对如何赚取财富津津乐道，要么对你争我斗的行业竞争评头论足，要么是教人如何去打败别人获得商业竞争胜利，要么对一个已经赚取很多财富的成功人士顶礼膜拜、赞赏有加，要么是把愤怒用在手指和键盘声讨一些遥不可及的人和事，要么是对隐私艳事追踪谈论，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不为这个社会谋划改进的举措，却已沦落成了商业社会的工具，一种被既得利益集团和一些商人利用的工具。
学而优则仕。当今这个社会，做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农民或者工人做官的，少之又少。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掌握着话语权。
李鸿章说过，做官是最简单的事，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什么也不会做。李大人说得轻描淡写。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国度，做官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予这个社会的主张和措施，真正实施好了的，又有多少呢。他们把心思用的更多的是，如何才能做更大的官，在做更大的官的过程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不做官的知识分子对官员有天生的两面性。一方面，当官员给知识分子一点甜头时，知识分子对官员满嘴溢美之辞，恨不得变成官员的哈巴狗，每天跟在官员后面。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得不到官员的甜头，知识分子就又变成了官员对立面中骂得最恶毒的人了，引经据典，恨不得把官员的皮拔下来，连骨头都吃了。
不做官的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腐败。对官员腐败最憎恨的，说到底是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弱势阶层。
我们国家的官员腐败并不是由来已久。30多年前，腐败就很少，可以说，是“零腐败”。而现在，当官的不腐败，反倒不正常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是大部分官员的心态。说什么理想信念，说什么廉政教育，全都是骗鬼的话。这样说，并不排除也有一少部分官员，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民族、为老百姓想问题、办事情的。但是太少，太少。
一个社会，需要呐喊的声音。
知识分子是最具有呐喊资质的。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阳痿了。要么沉湎物欲、不能自拔，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就连一些稍具忧患意识的人，因为声音的弱小，而在这个世界上，早就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物欲横流淹没了。
多一些忧患，多关注民生，多从矛盾和问题中探索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让这个社会最大限度地公平起来，这是当今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