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一个中国人看民主政治
董晔
早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我与很多人的看法一样，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这场战事是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而且也会很快结束。但是，我个人进一步的看法就是，在萨达姆政权倒台以后，如何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意愿、可以打交道的伊拉克政治呢？其一，英国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很多殖民地，推行过西方民主政治，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掀起的独立运动，使得英国不得不放弃殖民统治，那么，美国是否解决了英国曾经遇到的问题呢？其二，虽然，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较为顺利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起了阿富汗民主政治，但是，阿富汗与伊拉克毕竟存在很大不同，阿富汗民选政府中的很多成员来自前阿富汗政府中，也是有很深厚的政治基础，伊拉克却面临着拥有几十年萨达姆政权的完全废弃与全新民主政治的建立。
在此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伊拉克进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伊拉克民主政府，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宗教派别的武装冲突，极端恐怖组织的暴力袭击等等，美国布什总统也就此问题指责过伊拉克现政府。在萨达姆政权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可以想象，萨达姆的专制统治压制住了宗教派别的矛盾，极端组织的出现会被认为是对专制统治的威胁，这是专制独裁政治的本性所在。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伊拉克只能适合专制独裁统治，不适合民主政治。这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思想更深入的认识。
民主政治与专制独裁政治
谈论到西方民主政治，给人的印象就是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是否可以把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看成是判定原则，以区分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呢？萨达姆政权也有选举，中共的专制政治也有人大代表的选举，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民主政治。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由自民党执政，并未出现政党轮替，但人们却能认可其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新加坡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并非是区分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的标准。民主政治是以民众的群体意识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追求理性文明的政治，专制独裁政治则是个人之私、一党之私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以权谋私的政治。二者的差别就在于理性文明的追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理性文明的创造、发展和进步上。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当时周王朝没落，诸侯国并起，战乱纷争、民不聊生，战乱的起因就在于权贵们的以权谋私、国王的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这也激发起很多有识之士致力于探寻治理天下的道理，孔子提出礼治思想，期望建立一种规范的社会行为，达到人与人的相互友善、和谐、无争的大同社会。苏秦，一介平民出身，以其卓越的才智游说六国，组织起合纵同盟以抗强秦，成就了二十九年无战事的辉煌业绩。
秦昭襄王时期，权臣欲动用国家军队穿越数国、行军数千里，攻打齐国，目的是扩大自己的私人领地，当时，由于受到政治迫害逃亡至秦国的魏国人范雎便向昭襄王献策——远交近攻，秦昭襄王重用范雎，打击腐败权臣，实行远交近攻的国家军事战略，进一步强大了秦国。
民主政治是管理国家的方法手段，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社会持续发展。专制独裁政治是无法做到的，他们所想的只是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中共一些文人撰写所谓《攻坚》一书，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他们把民主政治视为理想目标，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竟然需要通过专制独裁政治的方法手段，恐怕不妥当吧。民主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简单的以政治体制来看待就会造就民主的畸形儿——既得利益的权益维护、强权政治的合法，这是民主政治的悲哀。
中共领导人提出要平衡和保护各方利益，在今天我们也已认识到了个人价值存在的重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护个人的权益，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国家利益又岂能受到特权私利的挑战呢？
萨达姆独裁统治时期，先是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牺牲了多少伊拉克青年，两伊战争后，萨达姆又一次派出军队占领邻国科威特，这一切也只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的权力膨胀，丝毫不为国家强盛、人民安康幸福着想。
民主政治是一个追求理性文明的政治，简单地讲就是有理有据的管理，至少，美国人是不愿意与一个非理性的地皮无赖的政治打交道。但是，理性文明并不只局限于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上。众所周知，西方民主政治是基于“博爱、自由与平等”的公共人性的价值观念并融合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理性思维，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说并非得到完全认同，在这一点意义上，我想，美国人不应该坐井观天、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是一个普适的真理。我很认同克林顿总统针对伊拉克问题提出的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我对伊斯兰教文化缺乏研究，因此不能剖析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可以肯定的就是伊斯兰教文化一定具有对人性自我认识的独到见解。在此，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进行比较说明。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一种公共人性的价值理念，具有很大包容性，区别于宗教信仰和狭义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仁”的价值观念。“仁”的价值理念也是一种博爱思想，与西方的博爱思想有较大区别，是指爱己与爱人的含义，爱惜自己，也才能爱护他人，尊重别人，也才能珍惜自己。所谓“仁”者就是自身与外界达成的平衡统一，单纯的自私自利会受到指责，单纯的大公无私也会受到缺乏人性的怀疑。
日本人的切腹自杀行为和阿拉伯极端分子的自杀式爆炸行为，这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不乏有很多类似的勇士，他们通过自残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或为名为利，或出于某种信仰。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很排斥这种思想行为，儒家思想提倡的“杀身成仁”是指为寻求某种道义、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精神，区别于为某种狭义的目的而主动自残。
在今天，我们还无法否定“仁”的价值理念，甚至较西方的博爱思想而言，也是具有更丰富的内容。遗憾的就是，现实中，这种优秀的价值理念却受到非理性的专制独裁政治的压制、扭曲和变形。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自然选择学说，也称物竞天择。解释了物种变迁的现象，引申到社会学就是环境的择优选择，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就是依据这一理论，通过政治体制、制度的择优选择机制实现社会发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自然选择学说并没有很好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现象，很多理论都摒弃了物竞天择，提倡人择理论，诸如：系统论等。在实际应用中甚至造成了像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歧视等，不可否认，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完美的，种族平等、崇尚个体创造，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价值理念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倘若缺乏了西方民主价值理念，不难想象，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就会演变成为强势政治，而不是合理性的选择，当这种强势政治的强大程度并没有达到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很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暴力对抗，伊拉克的民主政治好像就是如此。
社会发展的实现在于人的改变，是通过“自省”方式，唤醒人性良知，获得自我更新——“认识到与没有认识到，人的行为反应是有差别的”——理性认识是可以改变人的行为，以此获得社会发展与进步。社会发展是一个现实的更好的含义，不是一个标准的概念问题。社会发展具有具体内容，体现在具体的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建立过程，体现在中共专制政治如何转变到民主政治的过程上。
我们当然不能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虚无理想主义看待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说：美国旨在推销它的价值理念，解放灾难深重的伊拉克人民。应该以一种现实理想主义加以解释，众所周知，以现代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中东又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地区，长期以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中东地区的不稳定，美国支持以色列也引起阿拉伯人的不满，阿拉伯极端分子由此恐怖袭击美国，“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更加担心恐怖袭击会蔓延，尤其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拉克和伊朗，倘如伊拉克和伊朗也采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对付美国和以色列，就会使中东地区陷入混乱，引发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后果，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可以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的中东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为了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是否就一定要攻打伊拉克呢？当前对此的非议也很多。
社会组织系统中的政治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政治历史可以追溯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那时由各殖民地代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州政府组成联邦制的合众国。可以说，联邦制就是美国的政治传统。州政府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以及各州之间的协调管理。由于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这样的社会管理也是讲究效率的。
民主政治体制与专制政治体制的差别就在于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地方自治有利于发挥个体的能力，中央集权则注重统一协调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讲，中央集权并不是中国政治的唯一传统，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交通、信息交流等不发达，做到高度统一协调是很困难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秦王朝很快覆灭，汉高祖刘邦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分封制的政治管理，从而奠定了汉王朝几百年的基业。分封制与地方自治在管理形式上是一样的，简化了中央政治的管理目标和管理形式，更有效率实行中央政治的协调。虽然我们不能以政治体制的差异简单的来看待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一定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台湾的民主政治引人注目，正像新当选的台湾总统马英九所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得益于蒋介石时期的地方选举、地方自治。我想这多少也能够给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政治作为社会组织系统中的组成，承担了有限的协调管理作用。一个组织系统的核心基础是自组织的形成，自组织的形成取决于相对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一个组织整体绝不可能由模糊的、不确定的部分所组成。因此，对于一个组织系统的形成来说，寻找或营造相对独立的现实个体，是社会组织体系形成的关键所在。
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民主政治，依赖各地方宗教派别势力组成，在萨达姆的2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地方宗教派别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管理体系，他们的独立形成也只是依赖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和族群差别，以这样松散的部分来组成伊拉克民主政治也就可想而知了，伊拉克民主政治依靠协调地方宗教派别也就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管理社会的职能。
我们不难想象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情景，也能认同薄弱政治类同于无政府，个人社会生存依赖于社会政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专制政治与薄弱的民主政治之间，也许西方人认同后者，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认同前者，至少中国人无法想象隔三差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广义的角度讲，社会组织系统是由个人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无论哪一个级别的政治，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政治，都需要关注个人的现实存在，基于个人现实生存的政治也才是合格的、负责任的政治。对于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建立而言，在无法找到合格的独立个体组织之时，基于个人的政治管理体制及制度的建立，应该是明智之举，虽然这类同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类型。因此，还是应该重申一下，民主不应该简单的以政治体制来看待，它是价值观念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体现。
理性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创造则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在民主社会里，有限的个体（包括个人）创造，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政治管理是以感激的心情对待各种批评，改正错误，实现发展。在专制独裁的国家里，个体的创造受到压制，批评意见会被看成对独裁统治的威胁，社会难以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社会也难以维系持续性的发展。不同的理性文明造就不同的社会发展，西方科学的理性文明成就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协调。
协作生存
长期以来，尤其是西方社会，人的生存在很多方面，表现在：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上。物质财富是否就决定了人的生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题也就变得简单多了，美国依赖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资助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国家的富裕程度，这是美国能做到的，当伊拉克人拥有了富裕的物质生活，又怎么会出来惹事生非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是决定人的生存的核心本质。个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人们唯有通过与他人相互间沟通与交流达成紧密的协作也才可能获得幸福生活，在经济领域，人们通过互通有无的经济协作实现对物质财富的追求。
政府的行政管理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必不可缺少的，更多的组织协调取决于自组织行为的协作生存，因此公共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公共价值理念基础上的公共舆论，会起到引导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自组织协调是一种公共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出于个人私利的博弈均衡，任何一种博弈均衡都取决于相互认同的价值理念的结果，并不是相互妥协的产物。从这一点的意义上，我们该如何理解民主选举呢？也就是说，究竟是价值认同的相互交流还是权力分配的相互妥协？
记得，萨达姆在接受伊拉克临时法庭的审判时对法官说：我当选总统，你也是投过赞同票的。在很多独裁专制的国家，可以组织起上百万人的大游行，投票选举也会获得惊人的一致性，100%，90%等，这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成由于受到某种胁迫、诱惑，并非出自个人真实的意愿而产生的结果。早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很风行民主选举，当时流行这样一个笑话：一家研究机构的科室有八位成员，外加一个目不识丁的看门大爷，上级分派下来一个出国考察的名额，考虑让谁去的问题，决定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出于公平，看门大爷也享有被选举权，但不参加选举，每人只容许投两票，结果，八位成员每人只得一票，目不识丁的看门大爷却得到八票。当民主选举堕落到以个自私利为出发点的权利争夺时，是很危险的。由此也就不难看到理性文明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上述问题是否也出现在伊拉克的民主大选中呢？从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并没有因为民主大选而得到有效遏制来看，伊拉克的民主大选并没有起到增进人们的相互交流的价值认同，来面对共同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更多的只是权力分配。在对待民主选举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上，即使在美国的民主选举中，也是小心翼翼的加以对待，比如：布什与戈尔的总统之争，就是由相关的权威人士出面调停的。总之，由美国人主导下的伊拉克大选，是一次失败的民主选举。
当美国军队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其政治制度也开始逐渐消亡，这种政治制度多少也能维护住了个人的基本社会生存秩序，比如：对打、砸、抢、烧的犯罪行为的打击等，当这种政治管理制度处于消亡之际，新的政治管理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之时，个人的社会协作生存不会因此停滞，必然会寻求于，家族式的协作生存、宗教团体的协作生存，以至于一些极端宗教组织的乘虚而入，得以发展壮大。政治制度的建立有赖于人们相互交流的价值认同。对于伊拉克的民主政治，虽然依赖各宗教团体，形成政治协商机制，但是，这种依赖也只是，借助于他们的社会影响以维护个人基本社会生存为核心目的的约束性的管理制度的建立，而不是择优选择机制的形成，选择，是取决于伊拉克社会群体意识的价值理念。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的伊拉克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出现了类似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社会暴动，美国也只有承认这场战争的失败了。
于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