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中国2008年的工作重点只有一个,就是一切围绕奥运会。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潘总会围绕与奥运有关的话题跟大家聊聊。首先还是请潘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潘石屹:大家好,因为网络的问题,我们的聊天推迟了一点,抱歉!
奥运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变化
主持人:网友“小狮子”问,现在不少人在争论奥运会对北京的发展到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还是一场划不来的形象工程,要知道北京奥运会的投入将高达350亿美元,潘总您说呢?
潘石屹:北京举办奥运会对中国、对北京,甚至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最能够促进发展的大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会促使北京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经济得到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将在社会、文化及政治方面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
主持人:网友“美丽新世界”问潘总,听说您对奥运话题挺感兴趣,我也借机请教一下,您如何理解“后奥运时代”这个概念?您认为“后奥运时代”北京房地产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潘石屹: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国家和民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可以设想,在08年之后再用五年的时间,北京将逐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均GDP在未来五年将突破一万美元,人口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化。城市的面貌随着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都会有一定的改观。但奥运会之后的五年,对北京来说,是一次蜕变,它要脱一层皮,也是一次“涅磐”,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痛苦,但是它向上的、新的、成长的力量和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
主持人:网友“小狮子”问潘总,其他行业都恨不得千方百计跟奥运拉上关系,利用奥运会做品牌,做市场,可是怎么没看到房地产公司来掺和,是你们不需要?
潘石屹:房地产行业是北京08年奥运会受益最大的行业:一是08年奥运会之前,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提高了这个城市房地产的价值;二是08年几百万的客人将来到北京,他们有机会接触这座美丽的城市,这里面一定有许多销售房子的机会。今年,我们SOHO中国的工作重点只有一个,就是一切围绕着奥运,为奥运服务。在为奥运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修桥补路,我们的许多项目是在奥运会之前陆续完工的,周边的道路、绿地还未最后完善,我们会尽快地和邻居、政府一起协商建好这些道路,修好这些绿地和公园,并让它们早日开放。我们已经建成使用几年的项目,我们会和物业公司一起协商重新粉刷。第二,正在修缮保护的前门大街将是北京奥运会马拉松赛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在演习赛时赶出来,决不耽误奥运的比赛。现在公司有上千名工人,几百名设计师、管理和监理人员在不分昼夜的工作。”第三,我们公司决定在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在我们“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一次盛大的聚会,邀请我们的股东、投资者和朋友们来参加。中国有句古话叫:“黄土垫道,清水洒街”,我们将用饱满的热情迎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八方来客。
在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
我们将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一次盛大的聚会。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国家和民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主持人:网友“美丽新世界”想问潘总,您认为奥运会给北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提升更多,还是精神层面的提升更多?
潘石屹:我认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是巨大的。物质层面,奥运会之后,北京的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善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精神层面,我们看到奥运会志愿者的报名人数超过百万,这背后体现了一种凝聚、团结、无私奉献和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理想主义精神,通过这些志愿者的参与,和他们对周围人群的感染,会把这种爱心、团结、服务的精神传播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也会看到在08年奥运会期间,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力量都会到北京来,这其中包括许多不看好中国发展,甚至反对过中国的人,对中国抱有成见的人和团体。他们也许会通过了解改变了过去的偏见,也许,还会死抱着过去的看法不变。我们用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也会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人的胸怀和大度。
北京通过举办一次奥运会与全世界人民相聚和交流,这个机会给北京带来的变化一定是无处不在的,是巨大的。
主持人:网友“心海涟漪”问潘总,您知道什么是“微笑圈”吗?
潘石屹:“微笑圈”是北京奥运志愿者的标志。在我成为北京奥运志愿者时,他们给我也发了一套,我带回家去,小孩子们非常喜欢,说他们班上的同学也有戴“微笑圈”的。“微笑圈”是非卖品,微笑圈上写着:乐于助人、文明礼貌、诚实守信、保护环境等等美德。“微笑圈”有一句广告语:“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微笑圈的一些情况。
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
北京楼市的春天已经来了
主持人:《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谢红玲问潘总,北京楼市的春天来了吗?
潘石屹:来了,和北京的春天一起来了。
主持人:《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袁一泓问,您认为楼市的观望态度最快什么时候结束?最悲观的预测又会持续多久?
潘石屹:外地的情况我还是不了解,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观望状态现在就结束了。
主持人:《中国房地产报》的记者张杰问潘总,2006年9月,在北京观望气氛浓厚的时候,您率先说马上走出观望被证明是正确的,您现在判断有多长时间会走出观望,有什么依据?
潘石屹:北京1月2月份成交量减少,主要的原因是银行按揭贷款政策影响了需求,天气冷也是原因之一,据多年的数据分析,每到天气冷时,房产交易量就会下降。北京的观望情绪从3月份开始已经走出来了,这种势头还会越来越明显的。
主持人:《上海证券报》的记者郑晓舟问潘总,SOHO中国会不会进入二、三线城市发展?
潘石屹:目前还不会,我们仍将集中精力在一线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发展。
主持人:《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谢红玲问潘总,华远已经“出京”了,SOHO中国会出京吗?首个项目会在哪里?
潘石屹:目前还没有。我们会密切关注华远任志强出京后的情况。
主持人:新浪网的杨熙问潘总,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房地产方面的议题很多,潘总您对什么话题最感兴趣?
潘石屹:我这几天一直在网上看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官员答记者问,及两会代表提的议案。我看到大家发言非常活跃,尤其是房地产方面的发言,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畅所欲言,其实正确的道路就是在这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碰撞出来的,让大家说话,包括说一些错话,我们离正确的道路就不远了。
主持人:《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问,北京今年将推800万保障住房,这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潘石屹:去年北京推出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将在2008年作为市场供应显现出来,而今年推出的80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在市场上产生的影响将在2009年下半年显现出来。这对那些与北京保障性住房同地区,同档次的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适用房旁边的普通商品房项目压力明显要比双限房旁边的普通商品房项目更大。
主持人:网友“八零后律师”问潘总,前几天我在中关村被记者拦住采访,问奥运会后北京的房价,自己对这个一点也不专业,稀里糊涂地说了一通,如果记者问您这个问题,您会怎么回答?
潘石屹:其实这个问题对任何人来说回答起来都会非常困难,每当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总是选择回避,用别的话题把这个话题岔开。
原因不是我不想回答,因为的确太难回答。房地产最大的特征是不动产,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区域,不同物业种类如写字楼、商铺、住宅的价值走势又不一样,我们作为一家专业的房地产公司,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是非常重视的。
我们考察每一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主要是看它的成交量和价格的变化。它会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这个城市的GDP总量,人均GDP,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情况,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房地产的价格。在我们集中开发的城市,我们会对每一个区域房地产未来的走势随时做监控,密切关注影响这些区域房地产市场的新政策。只有对这些城市区域未来的趋势有准确的判断,房地产公司才能够发展,否则就会很盲目。
SOHO中国最缺的是人才
主持人:网友“心海涟漪”问潘总,听说你们公司昨天开招聘会了,人特多,可惜我没有赶上,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
潘石屹:2008年对我们SOHO中国来说,是快速发展的一年,“万事俱备,急需人才”,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按照人力资源部年初提供的计划,我们公司2008年一共要招聘170个职位,我们欢迎各个方面的人才来我们公司应聘。
当务之急最缺的是销售人才,我们有几个大的项目马上就要开始销售了,欢迎大家来我们公司应聘。
我们公司在朝SOHO的工作环境(1)
我们公司在朝外SOHO的工作环境(2)
主持人:有位网友问潘总,我有二手房的销售经验,可以做你们的销售吗?
潘石屹:当然可以,一手房、二手房的销售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销售人员的基本要求很简单:不说一句假话,不说别的项目一句坏话。
主持人:有位网友感谢潘总的回答,他说他正在熟悉CBD的大环境呢,希望成为SOHO最优秀的销售人员。
潘石屹:谢谢,希望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能够招聘到你。
主持人:《上海证券报》的记者郑晓舟问潘总,SOHO中国会不会进入二、三线城市发展?
潘石屹:目前还不会,我们仍将集中在一线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发展。
主持人:网友“美丽新世界”问潘总,听说您的三里屯SOHO项目号称“商业巨无霸”,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潘石屹:三里屯SOHO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项目,目前的进展很顺利,预计再过两个月就可以开盘销售了。
偏见是又一场雪灾
主持人:中国产经新闻的记者何建华问潘总,都说房地产企业赚钱后不关心公众利益,对此您怎么看?在您的博客中提到贵公司在雪灾后捐款100万,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潘石屹:我们公司和我们公司员工的捐款都是出自于大家的自愿,是大家对灾区人民的心意和帮助。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有一种可怕的偏见,尤其是个别媒体今天对某些人和行业有偏见,明天就把这些偏见转移到另外一些人和行业上,最后这种偏见带来的不公正将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偏见再通过自己掌握的媒体传播给社会,形成社会的偏见,也是一次雪灾,对社会和人心有很大的危害。
南方雪灾发生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纷纷捐款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难关。我身边接触到的开发商都捐了款,没有一家例外的,不同的只是捐款的渠道不同,多则几千万,少则几十万。但却有个别媒体反复报道称“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雪灾面前集体失踪”,认为房地产开发商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过一段时间后,有媒体把房地产企业这次捐款的情况做了如实的报道,有偏见的媒体又批评做如实报道的记者是房地产开发商的“狗腿子”,故意挑起矛盾和仇恨。这些都是不尊重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主持人: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何建华就刚才相关问题问潘总,在整个社会公益活动中,您认为房地产企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潘石屹:房地产企业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做好自己的产品,保证产品质量是优良的,是环保的,能够给客户按时交工,并且做好售后服务。其次是按章纳税,在做好这些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去做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
其实每一个公司在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中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一部分房地产企业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在治理沙漠,而SOHO中国总结了过去十年做慈善的经验,决定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我们认为在教育上的投入是对整个社会进步影响最大的事情。
主持人:“心海涟漪”说有人说艳照门事件中看到香港人们精神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潘总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潘石屹:最近两年时间,因为业务的关系,去香港的机会非常多,每次去香港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他们都非常专业,办事效率非常高,城市管理水平也很高。这些高效率和专业化不可否认是受英国管理时期的影响。但我们也看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背后,精神的进步一定要与物质文明平衡发展,不平衡就会出问题,就会迷失方向。
我记得去年跟香港几位朋友谈完话之后,我写了一篇博客《北京和香港互为镜子》,把对方看成是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也可以发现自己的长项和发展的潜力。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确离不开和大陆的交流,包括文化方面的交流,这在今天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主持人:网友“春天来了吧”不知道潘总要去台湾,想问问潘总您要去台湾的事是真还是假?什么时候去?
潘石屹:去台湾的事情,我们在前几期的网聊中也跟大家谈到过。这位网友有兴趣可以在我的博客上找一找。最新行程是3月30号我将和一些开发商一起去台湾,考察台湾的房地产市场。我们先去看看,在考察的过程中,可能发现机会。
主持人:网友“24K纯爷们”说潘总您在博客上推荐了一本《禅是一枝花》,当当网上都卖断货了,您看书是自己挑选还是朋友推荐呢?
潘石屹:这本书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前一段时间,《色戒》这部电影很流行。《色戒》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背景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感情经历有关。这正是胡兰成写的一本书,写得很好,对禅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主持人:今天的网聊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潘总,希望下个礼拜继续我们的网聊。
潘石屹:谢谢大家,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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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坐--仔细看看--闲人阿健 - <0bytes> - c13311023966 - 03-08 00:11
前排坐--仔细看看--闲人阿健
m
这里首先需指出的是,和公众及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央高层的“看法不同”,作为中国主管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政府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的建设部长汪光焘,对自己是“政绩”感觉是“相当的好”。就在中共十七大上,作为“代表”的这位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面无愧色”的说:“中国的住房和房地产制度改革是很成功的”,并公开声称:不认同现在“房价高到老百姓买不起房”。
是不是中国数亿的城市居民和包括总理在内的高层领导,都“贬低”和“冤枉”了建设部、特别是汪光焘部长的“丰功伟绩”?让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
从建设部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知道,汪光焘是2001年底出任建设部长的,至今在部长的位置上已有6年多的时间。那么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和高房价,是不是在这位部长上任之时就已经是“社会焦点问题”呢?非也。
谁也不可否认,在2001年底和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确实还不如像今天这样发达和富裕。但是,当时的各种民调表明,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还远没有成为上下最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高房价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谁也不可否认,正是在汪光焘部长主政建设部的这六年,住房和高房价问题才“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的“新三座大山”和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在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并实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住房改革(『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一般简称为九八23号文)后的几年时间里,公众并没有因为取消福利分房而一下子把住房当作“社会焦点”,房价问题也一直未曾“登上”社会聚焦的“热点榜”,甚至连社会热点问题的前10名也没“挤进”。2000年,在当时零点调查所发布的《公众关注社会焦点报告》中,2000年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环境保护、失业下岗、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廉政建设、经济增长、养老问题等。而来自同一机构的调查也显示,从取消福利分房的1998年到2000年,各年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分别是:失业下岗、廉政建设和环境保护。直到2002年,当时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还表明,中国城市市民最关心的社会前十名热点问题还分别是社会保障、下岗就业、医改、治安、反腐、教改、WTO、药价、环境和祖国统一,甚至在前十五项中也没有房价的影子。这充分说明,取消福利分房的“房改”,并不是公众对住房问题不满的主要原因所在。
住房和高房价演变为一种社会和公众高度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在2003年下半年在全国宣布“房改新政”以后的事。这个由汪光焘部长主政的“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件)新的“房改纲领性文件”,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取消了普通市民享有经济适用房的权利。
造成的结果,就是在18号文全面实施的第一年——2004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建设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一次房地产市场形势报告会上也不得不承认,2004年全国商品房的价格,不仅“首次出现两位数增长”,而且还“首次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其中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增长15.2%…;少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20%”。根据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发布的《2004—2005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推算,2004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一年所提高的增加值,是1998~2003年的年均增量的3.8倍,占到了1998年至2004年全国商品房价整个增加值的50.6%。这就是说,实行“房改新政”后一年的房价飞涨,比过去的6年增长之和还要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房价这种因“新政”的出现而导致的“非市场规律”的暴涨之势,一直持续至今,而且每年增加值也越来越高。
正是由于如此“房改新政”所导致的房价暴涨给公众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到了2005年,房价问题第一次成为全国和地方的两会上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按照新华社当年的两会报道:“房价居高不下已是大中城市普遍现象。房价持续走高,百姓不堪重负,成为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话题”。在北京市的“2005年两会市民热点议题调查”中,住房问题也“一路超过”当时媒体报道最多的交通问题,高居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之首。CCTV在点评2005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案提案”中,专门有一条就是呼吁尽早出台《住宅法》切实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利。
为什么数亿的中国城镇居民和中央高层一样,都把住房视为民生问题中“最沉重的大山”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比较看病贵、上学贵,高房价和买房难和百姓收入的关联度最高、影响他们生活水平的力度最大。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所作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户均22.83万元总的财产中,房产就占到家庭财产的47.9%,达到10.94万元。其他包括存银行、买股票、搞经营和家里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所有的家庭财产加到一起,才只有52.1%,仅仅比家庭房产多一丁点。而这还是在房地产暴涨之前的2002年中的统计。在经历了这几年的房价疯涨以后,大多数城市房产的价格至少都翻了一倍以上,要想花上20多万元就可以在大中城市的市区买到住房已基本不可能。而居民的其他的财产收入增长,也远远落在房价的后面。推算下来,现在的房产已成了占据居民家庭财产四分之三的超级主力。这就意味着对一般城市居民来说,要想实现“住有所居”,就得扣减掉家庭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三。在住房这个人们生存所必须的刚性需求上,高房价及房地产暴利就这样“压”得公众难以翻身。
作为普通人一生最大的消费和投入,公民在买房和居住上的支出和负担,和他们收入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管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那么,由于高房价所“积聚”的住房上的民生“新三座大山”,对数亿中国市民的“压迫度”究竟有多“沉重”?我们可以运用这方面的“国际惯例”,来看看中国市民的买房和住房上的“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是用一个国家居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和他们住房价格之间的比差,来表示这样的比例关系。通常这种房价收入比为3—6,即用一个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买到一套房。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当一个地方房价收入比超过7以后,就会被世界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此外,各国居民所买住房的“标准”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家庭的住房为200多平方米的独立屋;在日本等人多地少的国家,虽然平均每户的面积也在80-100平方米,但他们住房计量单位是“使用面积”,比我们的“建筑面积”要多30%左右,而且大多还是带有高级家用电器的精装修房,带着皮包就可以入住。
而在我国的众多的大中城市,居民们要想买上一套初步小康标准(人均30、户均90平方米)的“毛坯房”,通常要花上一个家庭十几年以上的全部收入,有的更需高达20多年甚至更多的家庭全部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大中城市的房价,已经“创造”了比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水平还要高出数倍的最可耻和荒唐的“世界纪录”。可以说,在开发商操控的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暴利的压榨下,中国市民不是成了给开发商“终身打工”的“房奴”,就是成为买不起房“无房户”或“半无房户”。
试问,世界上究竟有哪些国家,要她的子民必须用要毕生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巨大的生存成本,才能换得一个基本的、初步小康的居住条件?这样违背社会公理和国际惯例的“高房价现象”,早已成为“不公正、不公平、非科学”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最突出的一环。
在汪光焘部长主政下爆发的“高房价现象”,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住房虽然像吃饭一样是一种国民“刚性的需求”,但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也只能成为买不起房的“困难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刚刚公布的2007年全国统计公报,按照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为59379万计算,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下降为17.57 平方米。而在汪光焘刚刚上任为建设部长的2001年,国家统计局的报表上的全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在还是20.8平方米。这就是说,在汪光焘部长就任建设部长的这六年时间里,全国城镇的人均住房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还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这里,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以上的数据还是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上的“平均数”。由于这几年住房上的两极分化和炒房人的增多,使得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中位数”要远小于17.57平方米的“平均数”。也就是说,全国城镇可能有六七成(3亿以上)的市民,住房水平连全面小康住房标准(人均35平方米,要求2020年达到)的一半都还未达到;
第二,按照世界住宅业的发展规律,在汪光焘部长当政建设部长的这六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不仅不应该降低,而且应该是大发展的六年。
根据对世界各国住房发展的规律和经验的总结,国际上通常认为有两个住房发展的高峰期。第一,在一个国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5平方米(约为户均100平方米)之前,国民将对住房保持旺盛的需求,该国的房地产及住房产业将会有一个持续的高速发展;第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3000美元的区间时,该国也会爆发出普通居民纷纷改善住房、住房发展进入突飞猛进的高峰期。
汪光焘当建设部长的这六年,中国的发展正好处在这两个住房发展高峰期的双重作用的共同区间。按照经济增长和住房发展的规律,这六年理应成为中国住房发展最快和居民住房水平提高最多的时期。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尽管是处于“双重规律”下的大发展时期,但由于汪光焘部长推行的“住房新政”,中国城镇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成倍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住房水平反而有了较大的下降;
第三,同样是在这六年里,没有进行所谓“房改”的中国农村村民的住房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1年,我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5.7平方米,到了2005年,已经快速提高到29.7平方米。4年就提高了4平方米,相当于每年增长1平方米。
这里就引发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在理应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汪光焘部长推行的“房改新政”,六年里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水平不升反降?为什么在这位部长上任前及“房改新政”前的20年,居民在住房水平反而是年年提高?为什么同是在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高速发展和较高提升的时期,实施“房改新政”的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反而倒退,而没有所谓“房改新政”干扰的农村居民的住房面积却出现了大幅增长?一句话,就是汪光焘部长就任建设部长的这六年和推行“房改新政”的这几年,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民群众住房水平的提高和住房小康的发展!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土地的国有和全民属性,公民的居住成本理应比土地私有制下的国家要低得多。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市民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租地买房”所承担的负担,竟然比在私有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买地买房”还要高得多。这不仅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优劣,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且已经异化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的践踏。现在,到了公众必须为自己的最大的居住权利,向即将换届的建设部长讨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