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理想社会模式。一般认为它是儒家思想。然而，若从价值取向看，“大同”更接近于道家思想。“大同”与“小康”这种二重理想的并置，透露出几许我们先民的精神志趣与生活态度。
《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首先，把“大道”的流行与退隐作为历史划分的标志是道家的习惯，如《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次，“大同”中“货恶其弃于地也”有着明显的道家印记，《老子·三章》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再次，关于“大同”这个核心概念，《庄子·天下》载有名家惠施的话：“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当然，这里所谓“大同”系诡辩论层面的抽象术语，缺乏社会历史的具体内涵。不过，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主旨倒是与他的朋友兼论敌庄子的思想颇为神似。
从《礼运》篇的创作意图与切入角度看，亦能发现道家的思想轨迹。关于《礼运》篇的立意，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可谓一言中的：“礼运道，言礼之运行也。”从礼的运行来把握其思想主旨，可以说“大同”指的是“有德无礼”的君子国，那里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却讲信修睦，盗贼不作，道德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践履；“小康”则指的是“以礼治国”的礼仪之邦，那里“为礼”、“谨于礼”、“礼义以为纪”。可以说，德之盛衰，礼之有无，既是“大同”与“小康”的分界线，也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水岭。《晋书·阮籍传》“圣人”系孔子，“名教”即礼教，也就是“小康”社会的本质属性。而老庄的“自然”，反对的是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并不排斥人的基本德性。《老子·十九章》就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马蹄》云：“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实际上，道家把原始状态到文明国家的进化看成是一种道德递减、人类异化的过程，他们标榜一种没有外在强制而依靠人的内在道德自觉的秩序，一种弱化分别、混同物我、“大同而无己”的无差别的状态与境界，即“大同”的社会理想。“大同”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无论有着怎样的形式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否定礼教则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大同”是对当时礼教社会逆向的否定，“小康”则是顺向的肯定与美化，二者精神方向相反,但在功能上,“大同”与“小康”可互为补充，前者虽尽善尽美但却失之久远，后者作为社会理想的“亚态”虽不尽完美但近在眼前；前者虽有尚虚蹈空之弊但可抒发情怀、安顿信仰，后者虽以降低理想的品位来迁就世俗但却脚踏实地、落在实处。这兼顾了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超凡与入俗、怀古与筹今，达于儒道互补之境界。二者被分别假定在“五帝”与“三代”的时空之点，一如将两幅美丽的历史画卷镶嵌于画框之中，彼此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令人低回怀想，玩味无穷。
《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首先，把“大道”的流行与退隐作为历史划分的标志是道家的习惯，如《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次，“大同”中“货恶其弃于地也”有着明显的道家印记，《老子·三章》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再次，关于“大同”这个核心概念，《庄子·天下》载有名家惠施的话：“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当然，这里所谓“大同”系诡辩论层面的抽象术语，缺乏社会历史的具体内涵。不过，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主旨倒是与他的朋友兼论敌庄子的思想颇为神似。
从《礼运》篇的创作意图与切入角度看，亦能发现道家的思想轨迹。关于《礼运》篇的立意，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可谓一言中的：“礼运道，言礼之运行也。”从礼的运行来把握其思想主旨，可以说“大同”指的是“有德无礼”的君子国，那里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却讲信修睦，盗贼不作，道德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践履；“小康”则指的是“以礼治国”的礼仪之邦，那里“为礼”、“谨于礼”、“礼义以为纪”。可以说，德之盛衰，礼之有无，既是“大同”与“小康”的分界线，也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水岭。《晋书·阮籍传》“圣人”系孔子，“名教”即礼教，也就是“小康”社会的本质属性。而老庄的“自然”，反对的是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并不排斥人的基本德性。《老子·十九章》就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马蹄》云：“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实际上，道家把原始状态到文明国家的进化看成是一种道德递减、人类异化的过程，他们标榜一种没有外在强制而依靠人的内在道德自觉的秩序，一种弱化分别、混同物我、“大同而无己”的无差别的状态与境界，即“大同”的社会理想。“大同”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无论有着怎样的形式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否定礼教则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大同”是对当时礼教社会逆向的否定，“小康”则是顺向的肯定与美化，二者精神方向相反,但在功能上,“大同”与“小康”可互为补充，前者虽尽善尽美但却失之久远，后者作为社会理想的“亚态”虽不尽完美但近在眼前；前者虽有尚虚蹈空之弊但可抒发情怀、安顿信仰，后者虽以降低理想的品位来迁就世俗但却脚踏实地、落在实处。这兼顾了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超凡与入俗、怀古与筹今，达于儒道互补之境界。二者被分别假定在“五帝”与“三代”的时空之点，一如将两幅美丽的历史画卷镶嵌于画框之中，彼此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令人低回怀想，玩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