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隐逸的风流
■本报记者 韩雨亭 摄影 郭延冰
在后海旁迷宫似的胡同里游荡了半天，七拐八拐，在一条窄窄的小巷里找到了杨宪益的寓所。
杨宪益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神情闲淡。见有客来访，伸出了他那双细白且绵软修长的手，握起来竟柔若无骨。
红尘小筑
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翻修过的四合院，构思独特的院落设计出自梁思成先生的弟子之手，那扇木制大门来自明朝。院子里，几棵小树已开始泛青，吐嫩发芽，小鱼池里虽然装满了水，但却未见到半条金鱼。院子里歪歪斜斜地躺着几把沙发和藤椅，两个烤肉箱上已经爬满了灰尘。屋顶也横七竖八地放置着几把木质座椅和一张敦实的木桌，一把硕大的太阳伞已被收了起来，弃置一旁。显然，这座小院已好久无人精心打理。一位为杨宪益工作的人说，夏天的时候，这座小院通常会比较热闹，每个周末，儿女们会带着公司的同事或朋友聚在这里，一边吃着自己动手烤的烤肉，一边坐在屋顶喝茶清谈。
站在屋顶俯瞰整个后海是一片喧哗，穿梭于小胡同的三轮车夫，吆喝声此起彼伏，后海水面，时不时闪过一艘游船。柳树抽芽，水波浮动，岸边红墙在阳光下多了几丝恬静。湖岸酒吧的舒适沙发上，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饮客，像懒猫一样打发着时光。这是北京的红尘闹市，失意者、名流、豪华车、爵士乐、啤酒……有点像电影镜头中上世纪意大利或墨西哥的偏僻街道，零乱、破旧、吵闹，却不失浪漫。
但，走下屋顶，关上大门，杨宪益的小院却显得异常幽静。
他家里的摆设和布置跟他的婚姻一样——中西合璧。简单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午后的阳光洒了进来，暖色调的沙发，悠然闲散的猫，桌案上是几本英语书，立刻传递出了浓烈的生活格调，一种难言的舒适。虽然这是一套古色古香的小院平房，但其铺的是高级木质地板，岁月流逝，地板也历经沧桑，人一踩上去，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在客厅中墙，挂着王世襄手书的“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对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客厅的墙壁上挂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著名的唐装结婚照，走进他的卧室，在那张五屉柜上，摆放着一些奇石、牛角等个人玩物。当然，最醒目的还是那张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的确，尽管经历那么多政治波折，并未影响杨宪益、戴乃迭这对异国恋人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有意思的是，这段异国婚恋似乎后来变成了家族“传统”，杨宪益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大女儿的儿子娶了一位美国姑娘。杨宪益开玩笑说：“家里像个联合国。”这个有几百平米的院子就是小女儿为他安度晚年安置的，他曾赋诗记录此事，诗云：“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烟酒不离的老人，只能抽抽香烟过过瘾了。他现在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就聊聊天。在他的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画面上是一位打坐的老者，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没有戴乃迭的日子，这便是杨宪益的写照。
眼前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谈起陈年旧事，即便是风云际会时，他的语气也总是和缓异常，浅浅一笑道：“无所谓。”
流离史
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因此，他小时候的生活富足喜乐，家里有很大的花园，弄猫养狗，连天玩乐。虽然生活在天津，但因父亲、母亲都是安徽人，所以家里的饮食习惯还是以安徽的为主。
在杨宪益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他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父亲去世后，幸好家里还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质量没有下降。因为是独子，母亲希望他能继承家业，但他对此没任何兴趣。
起初，家里聘请了一位教私塾的秀才，十多岁后，杨宪益才上教会学校，他不认真，总考第二名。一位北洋军阀曾领着他去参观自己的办公室，期望能激发他的权力欲，但他还是没兴趣。其实，他曾一度想当诸葛亮，说明还有点儿政治理想，不过没过几年，他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说起杨宪益的居住史，其实就是一部颠沛流离史。
1934年他漂洋过海到英国留学，住了英国的小洋楼。1940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应吴宓和沈从文邀请，带着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行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按他当时的打算，是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书，谁曾想日本人每天轰炸，母亲劝他不要到昆明，结果，他始终未能到西南联合去教书。战火纷飞，政局动荡，杨宪益四处周折，40年代主要在四川、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岁月。在很多地方住过，不过，大多是租来的房子，客居罢了。
几十年后，杨宪益和戴乃迭黑发人成了白发人，朋友们在他们家中喝酒谈天。有人谈到戴乃迭为了爱情而远离故国，杨宪益飘飘然带着醉意说：“我年轻时很俊美，与现在不同。”戴乃迭马上反驳：“你以为我是爱你的俊美？我是爱上了中国的文化！”杨宪益解嘲道：“那至少也说明我能代表中国文化！”
定居北京
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于是在京城百万庄一带生活了将近40年。
杨宪益和戴乃迭原本以为能安静地读书和翻译，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杨宪益当时住在北新桥的一个独立院子时，已有人开始对他进行“监视”，认为他是特务，密切注意他的行踪和来往的人。后来觉得他住在外面不便于管理，又把他弄回来，让他住在机关后院。对此，杨宪益全不知情，加班加点地翻译，还如实向组织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他以为凭借这些表现已得到了组织信任。那几年，他住在了组织上为他提供的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
杨宪益很愿意住在城里一所带院子的老式平房里，他觉得这比住在西郊的宿舍套间里好得多。那房子位于北京东北角一条叫八宝坑的胡同，有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一些枣树和花椒树。从1958年到1960年，他和夫人戴乃迭在那儿愉快地住了3年。
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杨宪益跟戴乃迭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先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十一点多了，突然，有人敲门，来的是单位一个办事员，杨宪益以为没事，连皮鞋也没换，穿着大得直晃荡的拖鞋，踢踢踏踏的，就跟着他一块去了。刚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就被旁边闪出的几个解放军投进了监狱。 那一年，杨宪益50岁。被抓进监狱的杨宪益没觉得有什么恐惧，唯一遗憾的是那大半瓶未喝完的白酒。4年后，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业已变黄，四年伤心酒，难以再下咽。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一直没有人浇过水，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杨宪益一生没买过房子，只是爱人戴乃迭去世后，他曾经买了套小房子。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买房置业？他很干脆地回答道：“我对房子没有兴趣。”
为此，他曾写了一篇名曰《住公寓有感》的诗调侃道：“一生漂泊等盲流，到处行吟乱打油。无产难求四合院，余财只够二锅头。人间虽少黄金屋，天上修成白玉楼。堪笑时人置家业，故居留得几春秋。”诗毕，他在旁边注解：“此亦酸葡萄之类也。”
在经历了富贵浮沉之后，杨宪益学会了以更为超脱的方式看待人生的得与失，这也是他能隐居闹市红尘之中，还能自得一份清净和风流。
(本报实习记者曾彦、江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人物档案：
杨宪益，著名翻译家，中译英文的作品主要有《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牡丹亭》、《鲁迅选集》等等。曾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4月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