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生问题尽管纷繁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回答“人是什么”和“怎样做人”这么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并且，对人的问题的正确解答构成对人生问题正确解答的前提和基础。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看，人们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者即“应如何”的问题上，较少在前者即“何以可能”的问题上作深入的理论探究。为此，本文将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前提”纳入人生问题的研究视野，从哲学层面上作些初步分析，以求为人生问题研究确定合理的价值坐标和意义支撑。
关键词：人生；人的本质；哲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033-04
在当代，人们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显得紧迫和突出。这是因为，人生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全球问题”带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进行积极的反省和思考人生。然而，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对于人生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日常生活经验或具体科学的层面，要么被遮蔽在哲学问题的一般探讨之中而缺乏专门性和精细性；要么散见于各种人生格言、处世方略等普通读物之中而缺乏学术性；要么简单地归结为理论系统化的人生观而缺乏哲学层次上的提升和追究。本文主要围绕人生问题研究何以可能的前提性问题作些初步分析和探究，以求为推动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
一
人生问题研究得以可能的首要前提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笔者认为，人生问题纷繁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搞清楚“什么是人?”其二，探究“怎样做人”。弄清楚什么是人，才能够正确处理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怎样做人，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也就是说，搞清楚“什么是人”的问题构成了解答“怎样做人”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地看，同是对“什么是人”即人的本质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确定的出发点不同，选择的研究视角不同，往往规定和制约着研究者对人生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性质和水准的人生理论。反过来，一种人生理论的形成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表现出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又是与它对出发点的设定是否合理以及由此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优劣密切相关的。综观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性和人的本质理论，尽管在解答人生问题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不是失之抽象。就是陷入片面，究其认识论根源，一个通病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以往思想家们脱离现实的人的实际状况，从头脑中虚构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思路不同，马克思明确提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由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
应该说，把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我们阐明人生诸多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前提，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多年来学术界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著书之说甚多，成果颇丰，但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摇仍旧有一些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澄明。有关人的本质概念的讨论远远没有走到“终结化”的地步。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内涵及其层次问题。国内有学者认为，对于“实践”概念本身时至今日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或公认的认识。甚至存在着相去甚远的理解。从现有的实践定义来看，有代表性的定义不下50余种。这些定义尽管从不同的方面或侧度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特点，但归纳起来却存在着将实践概念绝对化(物质化和理性化)和神圣化或神秘化(无主体化和无目的化)等片面倾向。的确。笔者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实践处于不同的问题域或场景有着不同的内涵或侧重点。因而，如何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合理地厘定其内涵与外廷等，仍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定，而是蕴涵着现实和理想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应然本质和实然本质。所谓应然本质是人“应当如此”的理想本质；实然本质是人“必然如此”的现实本质。这种现实本质虽然不是预成的，但却是现成的，即从人类产生到现在为止人类已具备的既定本质，这种本质是我们认识分析人的问题的出发点。而应然本质寓于人的实然本质之中，成为实然本质的内在否定力量，和实然本质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内在矛盾，推动着人类的自我创造过程和历史性的生成过程。离开了实然本质，应然本质就会成为抽象的空想之物，没有应然本质对实然本质的否定和超越，人的实然本质也就会蜕变为动物的本性。第二，关于人的实践的“自我规范”及其合理性问题。人生作为人的生命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及其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人的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展开过程。因此，实践及其合理与否对于人生如何演绎必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实践作为人的最本真的生存方式，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动物的生命活动是预成的、封闭的，其生存方式是由自然选择的考验加以肯定和固定并通过生物的遗传方式传递下来，世世代代如此，因而是“专门化”了的。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其生存方式只能依赖人的自我设计、自我调适、自我演练和自我创造才能顺应不断变化着的周围环境和世界。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规范”的自觉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平常说，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这里的“意识性、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一，从其深层内蕴上无疑体现的正是人对自身活动的“规范”意义。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天然合理的。亦即是说，实践规范一旦确立，其本身也存在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合理的实践规范，即合事物、对象之“理”，又合实践主体之“理”，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而合理的实践规范还有一个“合理度”的问题。合理度是指实践规范的合理性有其一定的幅度、限度和程度。在一定的时空界域，实践规范的合理性是绝对的；若超出一定的真理性、价值性范围，或不恰当地超越时空限制而任意使用，则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自觉地反思和审视实践规范的合理性和合理度，无疑是实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的观念保障。关于这一点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只不过，时至今日这一同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普遍关注。
二
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展开过程。一刻也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科学证明，自然界的存在先于人类的存在，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界而独立，而只能与之保持这样或那样的相互联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分析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的产生和延续。正因为人与自然的这种内在相关性，无疑决定了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正确解答人生诸多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前文明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诸阶段，相应地，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也经历了从人类依赖自然一畏惧自然一征服自然再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转变。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对自然界的依赖是永恒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和睦相处、相互“对话”的平等关系。然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知识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的自尊心和狂妄傲慢开始膨胀起来。人类过分仰仗自己的理性，试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自己对自然界的绝对支配地位，而科学技术又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保证。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君臣依附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人们一方面利用长期积聚起来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性力量，观念地和实践地掌握外部世界，创造着能够满足自己不同形式需要的对象物，并通过享用、消化、吸收，把它们变成人和社会的“无机的身体”，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类活动的“正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往往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人们没有料想到，把人与自然的分裂强调到极致，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如果说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肯定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独立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人自身独立发展的前提，那么。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固守人与自然的分裂。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接受。我们对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严重后果不能视而不见：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正在变成对自己的盘剥和掠夺，人类将面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再生能力失衡的威胁。尤其是，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水和废气的排放，森林面积日趋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化，正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这就是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负效应”。正是这种负效应的激剧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人类前途的怀疑和忧虑，甚至丧失信心。这种矛盾与困惑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人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本性、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在宇宙中、地球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和自然是什么关系和应该是什么关系?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应该怎样认识，能否正确解决?人类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保证自己(每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要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场争论，从积极方面看，从坚守人与自然之间对峙和分裂转向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共荣和和谐，体现着人类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而转向对于社会和人自身行为和效应的自觉关注和反思，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非合理性实践所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省和检讨。这既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在当代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与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统一的目的指向根本一致的。但是，这场争论迄今为止仍然在“谁是主人或中心”的问题上兜圈子。也就是说，人类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自然的傲视和霸主心态。争论双方各执一端，把人与自然置于两极相望的对立中进行思维，这显然无助于问题的澄明和解决。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自然相对人类而言的从属地位使其只能用沉默无声的反抗来抵御人类的无情蹂躏和蠹剥。在这一前提下，继续讨论中心或非中心的问题显然是没有意义的。笔者认为，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与自然永远处于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衡的关系之中，任何脱离这种“关系”而侈谈什么人的地位或自然的价值都不具有自满自足的独立意义。当前，人与自然关系在恶化，生态系统的潜在危机已经不是未来预测的危险，而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威胁。因此，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首要的是要认真考虑人类能否和如何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相应地，所谓关于人类中心论和非中心论的争论，其实质和核心不应是人的“地位或作用”问题，而应是人对自然的“态度”和“伦理取向”问题。只有沿着这一思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中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才能为人类的命运，人生的安排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三
对于人生诸多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固然离不开人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同样也离不开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在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利益、意志、情感和愿望等，都希望发展个性、完善自身。然而这些不仅在每个社会成员那里各不相同，而且因其相互冲突和抵触而最终很难如愿以偿，甚至事与愿违。这一矛盾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特殊需要、利益和愿望只有在与他人、社会的相互合作、相互交往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人类更需要相互依赖，更需要过社会性生活；因而每个人怎样确立自己的人生态度，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认识是否正确以及正确之程度。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把社会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说明，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彼此是相互制约的，但从人的活动方式、过程和结果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亦即只有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联系或组合方式，固然由其劳动状况(尤其生产力)所决定，但当这种关系一定时，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自然被征服的程度。既然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彼此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必定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为前提，反之亦然。当前我们面临的全部自然—社会问题，正是人们在实践中掠夺自然享受自然而很少顾忌、规范社会和人自身行为以及协调社会与自然关系所酿下的苦果。
在当代，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隔离和对立。马克思分析道，在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个人就是一切，他人和社会都只是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个人至上的社会。“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全都被抹杀了。而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以强调“整体”为由的所谓“集体主义”。也就是说，这里的“集体主义”决非马克思所倡导的那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集体明确地区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构(或虚幻)的集体”两种。认为真实的集体才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实质上是绝对地排斥个人，它使人丧失了对集体的信任感、归属感和依赖感，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全都给扼杀了。从人的精神层面上看，正如一学者所说，伴随“三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上帝)的疏离。原来用以支撑人类心灵大厦的基石一下子坍塌了；人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条件下。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别的东西。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自由，但却不能忍受一个个人主义盛行，一切以追求物质财富、现世幸福、及时行乐为准则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对当今西方社会这种状况不满的积极回应。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人本主义思潮把哲学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人自身：关注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着力探讨人生的意义、价值、尊严、责任等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合理成分。它反映出当代人对人生状况的某种焦虑和期望，以及对未来安身立命处所的积极思考、反省和追寻。二战结束60年来，虽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从未停止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此外，如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人权斗争，妇女、儿童和老龄人的权利保障，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各种刑事犯罪日益猖獗国际化等等问题，迫使有良知和责任心的人们不得不深思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人类社会究竟会向何处去?什么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幸福和崇高理想?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个人、集体、以及国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把这些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凸现出来的涉及人自己的一系列问题。集中起来作总体上的哲学思考，形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理论，既是当代人生问题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构成人生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和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将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本文的研究视野，其主旨不仅在于对人生问题研究“何以可能”的哲学层次上的前提考察和反思，而且在于，针对目前人生问题研究仍停留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缺憾，通过考察和反思，使其整合为人生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在实践意义上为人们走出人生困惑和忧虑的境地，合理地安排人生、实践人生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指南。
关键词：人生；人的本质；哲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033-04
在当代，人们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显得紧迫和突出。这是因为，人生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全球问题”带给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迫使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进行积极的反省和思考人生。然而，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对于人生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日常生活经验或具体科学的层面，要么被遮蔽在哲学问题的一般探讨之中而缺乏专门性和精细性；要么散见于各种人生格言、处世方略等普通读物之中而缺乏学术性；要么简单地归结为理论系统化的人生观而缺乏哲学层次上的提升和追究。本文主要围绕人生问题研究何以可能的前提性问题作些初步分析和探究，以求为推动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
一
人生问题研究得以可能的首要前提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笔者认为，人生问题纷繁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搞清楚“什么是人?”其二，探究“怎样做人”。弄清楚什么是人，才能够正确处理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怎样做人，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也就是说，搞清楚“什么是人”的问题构成了解答“怎样做人”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地看，同是对“什么是人”即人的本质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确定的出发点不同，选择的研究视角不同，往往规定和制约着研究者对人生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性质和水准的人生理论。反过来，一种人生理论的形成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表现出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又是与它对出发点的设定是否合理以及由此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优劣密切相关的。综观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性和人的本质理论，尽管在解答人生问题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不是失之抽象。就是陷入片面，究其认识论根源，一个通病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以往思想家们脱离现实的人的实际状况，从头脑中虚构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思路不同，马克思明确提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由此，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
应该说，把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我们阐明人生诸多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前提，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多年来学术界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著书之说甚多，成果颇丰，但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摇仍旧有一些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澄明。有关人的本质概念的讨论远远没有走到“终结化”的地步。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内涵及其层次问题。国内有学者认为，对于“实践”概念本身时至今日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或公认的认识。甚至存在着相去甚远的理解。从现有的实践定义来看，有代表性的定义不下50余种。这些定义尽管从不同的方面或侧度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特点，但归纳起来却存在着将实践概念绝对化(物质化和理性化)和神圣化或神秘化(无主体化和无目的化)等片面倾向。的确。笔者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实践处于不同的问题域或场景有着不同的内涵或侧重点。因而，如何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合理地厘定其内涵与外廷等，仍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定，而是蕴涵着现实和理想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应然本质和实然本质。所谓应然本质是人“应当如此”的理想本质；实然本质是人“必然如此”的现实本质。这种现实本质虽然不是预成的，但却是现成的，即从人类产生到现在为止人类已具备的既定本质，这种本质是我们认识分析人的问题的出发点。而应然本质寓于人的实然本质之中，成为实然本质的内在否定力量，和实然本质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内在矛盾，推动着人类的自我创造过程和历史性的生成过程。离开了实然本质，应然本质就会成为抽象的空想之物，没有应然本质对实然本质的否定和超越，人的实然本质也就会蜕变为动物的本性。第二，关于人的实践的“自我规范”及其合理性问题。人生作为人的生命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及其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人的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展开过程。因此，实践及其合理与否对于人生如何演绎必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实践作为人的最本真的生存方式，有着不同于其他动物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动物的生命活动是预成的、封闭的，其生存方式是由自然选择的考验加以肯定和固定并通过生物的遗传方式传递下来，世世代代如此，因而是“专门化”了的。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其生存方式只能依赖人的自我设计、自我调适、自我演练和自我创造才能顺应不断变化着的周围环境和世界。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规范”的自觉指导下进行的。人们平常说，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这里的“意识性、目的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一，从其深层内蕴上无疑体现的正是人对自身活动的“规范”意义。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天然合理的。亦即是说，实践规范一旦确立，其本身也存在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合理的实践规范，即合事物、对象之“理”，又合实践主体之“理”，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而合理的实践规范还有一个“合理度”的问题。合理度是指实践规范的合理性有其一定的幅度、限度和程度。在一定的时空界域，实践规范的合理性是绝对的；若超出一定的真理性、价值性范围，或不恰当地超越时空限制而任意使用，则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自觉地反思和审视实践规范的合理性和合理度，无疑是实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的观念保障。关于这一点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只不过，时至今日这一同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普遍关注。
二
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展开过程。一刻也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科学证明，自然界的存在先于人类的存在，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界而独立，而只能与之保持这样或那样的相互联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分析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的产生和延续。正因为人与自然的这种内在相关性，无疑决定了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正确解答人生诸多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前文明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诸阶段，相应地，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也经历了从人类依赖自然一畏惧自然一征服自然再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转变。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对自然界的依赖是永恒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和睦相处、相互“对话”的平等关系。然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知识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的自尊心和狂妄傲慢开始膨胀起来。人类过分仰仗自己的理性，试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自己对自然界的绝对支配地位，而科学技术又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保证。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君臣依附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人们一方面利用长期积聚起来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性力量，观念地和实践地掌握外部世界，创造着能够满足自己不同形式需要的对象物，并通过享用、消化、吸收，把它们变成人和社会的“无机的身体”，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类活动的“正效应”。另一方面，人们往往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人们没有料想到，把人与自然的分裂强调到极致，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如果说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肯定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是科学独立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人自身独立发展的前提，那么。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固守人与自然的分裂。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接受。我们对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严重后果不能视而不见：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正在变成对自己的盘剥和掠夺，人类将面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再生能力失衡的威胁。尤其是，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水和废气的排放，森林面积日趋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沙化，正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这就是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负效应”。正是这种负效应的激剧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人类前途的怀疑和忧虑，甚至丧失信心。这种矛盾与困惑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人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本性、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在宇宙中、地球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和自然是什么关系和应该是什么关系?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应该怎样认识，能否正确解决?人类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保证自己(每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要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场争论，从积极方面看，从坚守人与自然之间对峙和分裂转向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共荣和和谐，体现着人类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而转向对于社会和人自身行为和效应的自觉关注和反思，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非合理性实践所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自觉反省和检讨。这既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在当代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与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统一的目的指向根本一致的。但是，这场争论迄今为止仍然在“谁是主人或中心”的问题上兜圈子。也就是说，人类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对自然的傲视和霸主心态。争论双方各执一端，把人与自然置于两极相望的对立中进行思维，这显然无助于问题的澄明和解决。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确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自然相对人类而言的从属地位使其只能用沉默无声的反抗来抵御人类的无情蹂躏和蠹剥。在这一前提下，继续讨论中心或非中心的问题显然是没有意义的。笔者认为，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与自然永远处于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衡的关系之中，任何脱离这种“关系”而侈谈什么人的地位或自然的价值都不具有自满自足的独立意义。当前，人与自然关系在恶化，生态系统的潜在危机已经不是未来预测的危险，而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威胁。因此，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首要的是要认真考虑人类能否和如何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相应地，所谓关于人类中心论和非中心论的争论，其实质和核心不应是人的“地位或作用”问题，而应是人对自然的“态度”和“伦理取向”问题。只有沿着这一思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中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才能为人类的命运，人生的安排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三
对于人生诸多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固然离不开人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同样也离不开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在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利益、意志、情感和愿望等，都希望发展个性、完善自身。然而这些不仅在每个社会成员那里各不相同，而且因其相互冲突和抵触而最终很难如愿以偿，甚至事与愿违。这一矛盾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特殊需要、利益和愿望只有在与他人、社会的相互合作、相互交往中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人类更需要相互依赖，更需要过社会性生活；因而每个人怎样确立自己的人生态度，如何设计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认识是否正确以及正确之程度。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把社会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实践即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说明，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彼此是相互制约的，但从人的活动方式、过程和结果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亦即只有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能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联系或组合方式，固然由其劳动状况(尤其生产力)所决定，但当这种关系一定时，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自然被征服的程度。既然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们彼此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必定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为前提，反之亦然。当前我们面临的全部自然—社会问题，正是人们在实践中掠夺自然享受自然而很少顾忌、规范社会和人自身行为以及协调社会与自然关系所酿下的苦果。
在当代，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隔离和对立。马克思分析道，在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个人就是一切，他人和社会都只是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个人至上的社会。“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全都被抹杀了。而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以强调“整体”为由的所谓“集体主义”。也就是说，这里的“集体主义”决非马克思所倡导的那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集体明确地区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构(或虚幻)的集体”两种。认为真实的集体才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实质上是绝对地排斥个人，它使人丧失了对集体的信任感、归属感和依赖感，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全都给扼杀了。从人的精神层面上看，正如一学者所说，伴随“三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上帝)的疏离。原来用以支撑人类心灵大厦的基石一下子坍塌了；人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条件下。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别的东西。尼采说，“上帝死了”，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自由，但却不能忍受一个个人主义盛行，一切以追求物质财富、现世幸福、及时行乐为准则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对当今西方社会这种状况不满的积极回应。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人本主义思潮把哲学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人自身：关注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着力探讨人生的意义、价值、尊严、责任等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合理成分。它反映出当代人对人生状况的某种焦虑和期望，以及对未来安身立命处所的积极思考、反省和追寻。二战结束60年来，虽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从未停止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当代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此外，如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人权斗争，妇女、儿童和老龄人的权利保障，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各种刑事犯罪日益猖獗国际化等等问题，迫使有良知和责任心的人们不得不深思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人类社会究竟会向何处去?什么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幸福和崇高理想?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个人、集体、以及国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把这些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凸现出来的涉及人自己的一系列问题。集中起来作总体上的哲学思考，形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理论，既是当代人生问题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构成人生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和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将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本文的研究视野，其主旨不仅在于对人生问题研究“何以可能”的哲学层次上的前提考察和反思，而且在于，针对目前人生问题研究仍停留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缺憾，通过考察和反思，使其整合为人生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在实践意义上为人们走出人生困惑和忧虑的境地，合理地安排人生、实践人生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