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三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字字泣血。
  他可以以死来维持自己的名誉，但却苟且偷生，勉强地活下去。为了一部史记，他活得疲惫，无人了解，此之为利而不为义。
  在司马迁眼里，史记之利大于义。
  为义，他应该用死来保持一世的名声；为利，他得孤寂地活着完成史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这句话，对他是这么的不适用，不能用。他受辱，成就了他的伟大。
  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是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
　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側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孔子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其见，孔子之见，利与义，并不是相互冲突的，可以相辅相成。义固然重要，但是利也不能少。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给了义和利以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如果单单看利和义，总觉得义大过利。
  因为孟子的这句话：“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们视义为天一般大，然而，司马迁深深感动了我们，他的倔强，留下了一部千古史诗，他忍受痛苦与人们的不理解，让后世的我们为他流泪。
  若为义，哪有今天的史记流芳？固然，黄继光舍身取义，是好的，但是，那已经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了。不同的人生不同背景，对利和义的看法都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