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夭折原因剖析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  余荣星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因本人被小人以朋党之论中伤再加上小人群起而指责新政，宋仁宗只得下令废除全部新法

一、宋仁宗为什么急于寻求对问题的改革良策

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赵祯在位长达四十二年，不过开始的十余年由母后垂帘听政；太后死后他亲政，这时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土地兼并日前益严重，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一年比一年多，一伙强于一伙。最要命的是当时国内财政到了将要崩溃的地步。官员的数目超过真宗时一倍，全国军队总数也达到北宋养兵高峰，而辽、夏在边境上的威胁又始终不得解除。内外夹攻，赵宋王朝如犯肺痨一般日就死路。三十出头的仁宗皇帝，为有所作为而苦苦寻求消除时弊，缓和社会矛盾的良方，他想到了那个有胆识的忠臣范仲淹。待西北局势稍见缓和，他就下诏从前线调回范仲淹和韩琦，他们两人和另一名臣富弼同时为相。此外杜衍、欧阳修、王素、蔡襄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有志之士也都得到了重用。

二、宋仁宗为什么要范仲淹担任改革重任

范仲淹27岁时中进士，其后十余年间都在地方上做小官。除了修筑范公堤以外，他还有许多为地方兴利除弊的事业载诸史册。他的才干和政绩受到宰相王曾、副相晏殊的赏识，经后者举荐，范仲淹进京任秘阁校理，负责图书的管理、编写，校勘等事。当时天子为宋仁宗，但朝政都掌握在母亲章献太后手中；因起初仁宗继位时年幼而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已20岁，但章献太后仍不把他看在眼里。这一年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寿，群臣认为此事有损国体，但都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无所顾忌，公然上书反对，这一举动可吓坏了举荐他的晏殊，但范仲淹说自己是在伸张正气的回答又使晏殊感到惭愧。不久，范仲淹又上疏太后，劝她还政给仁宗；这一下触怒了太后，将他贬到了河中府，仁宗亲政、范仲淹召回朝廷任谏官。

范仲淹在督修捍海堤坝时就向朝中宰相们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劝说宰相们不能安习守常，要从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六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份进言没收到什么效果，但引起了晏殊等人的注意，范仲淹得以进京做官。他任谏官之际，还向朝廷提出“救弊十事”，虽未必被采纳，不过仁宗皇帝还是看中他的忠贞。

他因切直、敢于负责而威望越来越高，不时京师开封内外流传着一句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国主元昊率兵进犯宋朝，范仲淹和名臣韩琦同任抵御西夏之责，西北边防得以巩固，两人的大名威震边关。

正是由于范仲淹政绩卓著，所以宋仁宗才想到了他担任改革重任。

三、“庆厉新政”改革内容概要

急欲扭转乾坤的宋仁宗屡次催促他们条陈改革正治的意见。范仲淹曾对人说：“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但耐不住性子的宋仁宗要的是速变，恨不得三下五除二就彻底荡除社会弊端和病症，还他一个太太平平的盛世。他特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给他赐坐，这在宋朝可为难得的殊礼；又给范仲淹书札，让他当面疏奏。范仲淹等不得已，请退而列奏。庆历三年（1043）九月，他和富弼联名向仁宗上了著名的改革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差不多与范仲淹、富弼上书的同时，韩琦也呈《救弊八事》，分别为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他们的主张大多与范仲淹的相似。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的意见，陆续颁布了几道诏令，开始在全国施行新政。

庆历三年十月，宋仁宗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颁布新定磨堪制，规定中外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十一月，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恩荫出身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可补官。当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自二十顷至二顷不等。次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规定士子须在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许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屡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另外还颁布减徭役的诏令、废并西京河南府，以精减各县乡村役人、使其还乡务农。

在实行过程中，范仲淹亲自掌握，务求收到实效，不走过场。他新自审问各路监司的调查情况汇报，将一些不学无术、不办实事的官吏名字从花名册上一笔勾掉。一次被富弼在旁看见，风趣地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不称职者一概罢退。

四、改革反对党（小人）是如何攻击范仲淹等改革派的

这场由士大夫领导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旨在换救社会危机的改良活动很快招致不少人的反对和阻挠，他们的谤议愈来愈甚，并散布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阴结朋党的恶毒计策。当初宋太祖传位给宋太宗，疑心的宋太宗始终担心太祖后人争夺皇位，所以太祖宋皇后在世时一直不敢明确立己子为元僖为太子，但当时一些投机分子错估形势，“投其所好”地请太宗立子元僖为太子，希图收拥立之功以增加政治本钱，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正好给对手以口实大做文章。宋代官员交朋结党现象在这件事上已很明显，以后朋党之争又直接和皇位继统之争交织起来。太宗李皇后欲让子元佐立为太子，而太宗则偏向元僖，朝中大臣也相应地分为两派。后来元僖稀里糊涂地给其宠妾误毒身亡，但太宗又考虑将皇位传给第三子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赵恒），得到他极赏识的寇准毫不含糊的支持。朝中拥元侃派和拥元佐派又明争暗斗，元侃的地位几乎不保；幸亏元佐并没有同胞弟争位的打算，太宗病逝时“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先下手为强，收拾了李皇后一派，元侃才得以继位。好不容易登上皇位的宋真宗深知政治派别斗争的凶险，但他在位二十多年间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仁宗前期。前车之鉴，使仁宗皇帝明白臣僚结成朋党一样可使朝政翻云覆雨，为害并不亚于权臣的为所欲为。

范仲淹等人不像寇准那样锋芒毕露，反对者没法污蔑他们专权，便称他们党同伐异，这也是仁宗皇帝心有余悸的东西。庆历四年夏，仁宗与各位宰相论及朋党之事。范仲淹的回答同欧阳修前一年所写《朋党论》内容相近，大意为有君子之党、有人小之党。这种书呆子式的辨解在仁宗看来等于是对结党的招认，他可不管什么君子和小人之分。联想起来范仲淹被诬请建皇太弟和当下富弼被诬阴谋废掉仁宗等事，仁宗虽不相信，但他不能无疑。这时西北边防又传来警报，范仲淹、富弼乞罢政事，要求再赴前线，两人相继离开朝廷。杜衍、韩琦也先后罢职。孤掌难鸣的欧阳修向仁宗上疏，指出范仲淹等四人罢去是受小人的排挤与陷害，要求重新起用；这份奏疏和范仲淹的辨解一样无力，别人诬蔑他与外甥女张氏私通，欧阳修就有口难辨而被贬滁州。这帮读书人虽居高位，其实对政治场中的权谋之术一窍不通。

五、宋仁宗为何废除全部新法

到庆历四年下半年，朝廷中几乎没有了再为改革说话的人，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关于范仲淹及其新政的指责之辞。当初改革的锐气消失得一干二净，庆历五年初，仁宗便下令废除全部新法；免去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职务，贬至邓州；贬富弼至郓州，青州（今山东益都）。推行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至此夭折。

六、探究“庆厉新政”失败之教训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1、小人的反对

人们通常把这场改革事业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新政重点是整顿吏治，直接触犯了这些贵族官僚的特权利益。

2、仁宗的优柔寡断是一个因素

宋朝的皇帝大多遇事犹疑，拿不准主意且容易动摇。

3、范仲淹等人的软弱退让

4、欲速则不达

这场改革的方案是在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写就的；方案刚刚拟定之后，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没有充分做好事前准务，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诏颁布实行。对施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州县官吏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各衙门的正常秩序被破坏，官吏竟相争官等，因没有思想准备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应变。

这种主张速变的改革，缺少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的条理。改革的成功，依赖于上轨道之社会基础的支持，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们把改革变成一个手段，希图借此促进理想社会基础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这种缺乏统筹全局的改革，一时政令频出，大大超出社会所能承受限度；政令的仓促出台也难免彼此间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在破坏旧制的同时，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设方案，开始一厢情愿所设计的体系往往同现实不相吻合。于是，在破坏和建设中间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失控状态。

七、为什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不能实现

范仲淹的改革，没有超越传统的求贤，亲君子、远小人，慎守吏等道德原则；然而，即使在士大夫阶层，真正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究竟会有多少？范仲淹推翻宋代优容士大夫但不合理的种种特权，他并没有能得到这一阶层的几个盟友，他必须面对这个他不愿看到的现实；道德约束远非万能，庆历新政的失败，说明宋代社会的弊病已不是传统的道德伧理所能拯救，它必须寻求新的治疾良方。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之所以化为泡影，我认为与皇帝的昏庸无能有着密切关系。

没有建立人民民主的治政制度也是他的改革理想付诸东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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