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医药需要传统模式
　　中医药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学，在世界传统医药学中历经千年，独树一帜，巍然屹立，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些年来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发展不尽如人意，虽“振兴中医”、“发展中医”之声不绝于耳，但实际收效甚微。作为酷爱中医药事业，并决定为之奋斗终身的普通一员，认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坐堂医”、 “医院中药房炮制中药”等传统方模式。
　　中医坐堂是指中医大夫在中药店坐堂行医并接受相关中医药知识咨询的诊疗行为，即通常所说的“坐堂医”，是传承、发展中医药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传统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和服务性均很强的科学，参与实践、服务群体和被服务对象越多，受益人群越大，观注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得到发展、壮大。纵观中医药学千百年的发展历程，“坐堂医”一直延续到禁行之前，是一种群众接受、社会认可、行业惯用的诊疗模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今仍为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普遍采用，过去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坐堂医”是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有效的、可行的诊疗模式。
　　“坐堂医”一是不增加政府投入，二是由于中医实施的是个体化治疗方案，体现的是个人诊疗水平，所用药物颇具特色，能在此药店配到的，未必能在彼药店配到，然其对所坐“堂”中的中药较为了解，开写的处方药物一般都能从“堂”中买到，药店也能根据坐堂医的用药习惯，配备相应的中药，减少了患者有方难配或持一方而辗转多家药店方能配齐，甚至也难配齐的尴尬，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广大群众就医难的问题，能充分体现“以病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国家只需要妥善加以疏导，切实加强管理即可。
　　国家为中医药立法的初衷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应用中医药，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应该说，那些能坐堂，并能在堂中坐得稳的，几乎都怀有一技之长，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相应执业资格，对他们不应一刀切，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挽留住他们，挽留住他们手中的绝活，由于中医药有其特殊性，许多治病原理和药物作用机理，采用现代科学手段仍然难以阐明，不能因为一时弄不明白，就弃而不用，否则损失将无可估量；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医的力量，至少是直接减少了从事中医诊疗实践的人数。
　　“坐堂医”是中医大夫开展诊疗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只要行医者真正拥有一技之长，确能为患者减轻病痛，具备相应条件就应该允许其进行相应的诊疗实践活动，药店虽有非处方药，让患者自诊自购自用，不如由专业中医大夫帮助把关，推荐用药，此举既可方便了群众就医，使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免除患者因自诊自购自用药物不当而延误病情，尚可减少由此而造成的药物浪费，何乐而不为。
　　前店经营，后坊加工，在对饮片实行“批准文号管理”之前，是传统中药的主要经营模式之一，是传承传统中药炮制技术的主体，后来的药店及医疗机构中的中药房也几乎继承了这种流传久远、社会认可、行业惯用的传统模式，该模式集中药调剂、炮制、制剂、用药咨询等综合功能于一体，许多中药店由于有“坐堂医”的经验方及这种方便的制药模式，配制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中药制剂，成为医药结合的典范。更重要的是自解放以来，大部分中药技术人员集中于医疗机构的中药房，执业药师制度施行后，其中又有众多中药技术人员通过相关考试取得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可谓是中药技术人才荟萃的地方，他们不但有能力进行中药调剂、提供咨询服务，也有技术有能力指导参与中药炮制，然而由于“中药饮片实行批准文号管理”，使得中药房不能再炮制中药，他们也就自然不能再从事颇能体现中药特色的炮制技术工作，这就直接减少了从事中药工作的一大批技术力量。一方面，国家执业药师队伍急需扩充，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中执业药师相对富裕，由于不能再从事炮制技术工作，使得他们的服务范围更加局限，药学技术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造成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就目前状况而言，发展中医药离不开“坐堂医”及“医院中药房炮制中药”这种群众接受、社会认可、行业惯用的传统模式。

       论中医首先是文化，论者有云：中医首先是医学。而我却曰：中医首先是文化。这并不是为了要争出个什么来，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故不揣浅陋，略述管见如次。
　　关于医学的本质属性，虽然公认为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汉语大词典》）。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辞海》）。但“由于在生命和疾病过程中，在防治疾病的措施中，包含大量的精神和社会因素，因此，医学的内容又有与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相交叉的部分”（《简明自然辩证法词典》），因此，若全面考察医学的属性，就会发现医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面体，并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它起码具有文化、科学、技术三重属性。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方面，构成了医学的科学内涵；利用与创造各种工具、手段来治疗疾病，是医学的技术要素。医学特别是诊疗活动又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过程，医学和医学中的核心问题-疾病防治，还和社会文化、习俗风尚、季节气候、宗教信仰、个人好恶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是一类复杂的文化现象，是文化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即便是就科学、技术而言，也应首先归属于文化的范畴。医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即时即地的文化总体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休戚相关。背离文化背景，文化中的前因后果去讨论医学，讨论它的过去、现在及其特点，至少是不得要领，甚或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医学首先是文化，谅不为过。
　　众所周知，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如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套用而来的，整个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理论。

       换言之，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均是中国古代文化关于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体现与反映，不了解其本源，则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实质；不辨析其流变，则难免误解中医为“玄虚”，甚或为“伪科学”。这是说中医首先是文化的基本前提。

　　不独中医如此，西医亦然。可能大家还不知晓的是：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类中，医学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

        所谓“科学”（Science），在西方原有的语境中，通常是指“精密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等等。所以经常是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数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在中国，很早以来就把数学、医学看作当然的科学，甚至社会学是科学，考古学也是科学；心理学是科学，政治学也是科学；哲学当然是科学，那么经济学自然也是科学……任何欲加好评的东西，都要冠以“科学”的名目；任何自己喜好的学问，都要归入“科学”的范畴，大众竟都觉得天经地义，这是一个颇值得中国学术界所有仁人志士思量并耐人寻味的问题和现象。

       关于西医的学科归属，我们可以西方医学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Roderick E.Mc Grew教授在《医学史发展两百年史》一文中说：“20世纪前50年构成了医学史著述最优秀的时期。在19世纪收集史料和专业研究的基础上，医史学家们更多地把医学作为文化来研究，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医学职业的知识发展史。”“知识性和传记性研究总是强烈地倾向于文化史方面……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加以研究，用文化中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传统来对照和解释他们的思想。”“到20世纪中期，新学科的方法和结论应用于医学史，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特别大……这种方法把医学视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要依据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加以理解的现象。”

        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Roy Porter教授在《剑桥医学史》“序言”中也说：“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医学的这些变化置于历史的情境中来理解……将试图解释这些现代变化的原由，显示出为什么采取了这一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道路，分析普遍趋势和领先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将认真思考我们现在看来是稀奇古怪的和非科学的生理学和治疗体系，以及它们被采用背后的原因。”
　　至此，笔者不禁要问：既然西方社会从来也没有将医学单纯归属于“科学”的范畴，为什么我们中医学界近百年来却孜孜不舍地一直往“科学”靠拢呢？可以说，正因如此，才有当今对中医茫然无知，却自诩为饱学之士的一些所谓的“学者”，竟然炮制出了“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之谬说。

        实际上，说“中医学首先是医学”的潜台词是：中医首先是科学，而科学即是正确的同义语。这种陈陈相因并不十分正确的观念的产生，是有着久远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近代以来，古代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系统，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压力和科学文明的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激愤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

        说“中医是最大伪科学”的依据是西洋科学与反科学的二元对立，而科学是绝对的真理，于是与科学不合的中医就是伪科学。如何界定中医的学科属性，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关于中国哲学归属的一段话对我们颇有启示：“中国哲学如果始终处在被‘收养’和被‘怜悯’的状态，一百年来仍然不能融入世界主流学术话语的哲学，那么它会不会有‘后娘养的’感觉？

       既然这样，这些本来就不属于亲生儿子的‘异类’，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托庇在这种大家庭中，还是要姓‘哲学’而不能自立门户？如果中国古代起就有不同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系统，那么世界为什么不能容忍‘异父异母所生’另有一支，由各家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共生的世界，而非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姓一个姓？”
　　中国哲学尚且如此，中医又何尝不是呢？说中医首先是文化的意义即在于此。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第27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