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七”后更需关注升值预期


    4月10日9点15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七”,成为人民币汇改历程中又一标志性时刻。自2006年5月15日“破八”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事实上在不断加快升值,许多人开始预期,下一台阶“破六”的来临,时间上会大大缩短。
    自2005年启动汇改以来,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伴随的升值,客观上反映了市场的认同,也表明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而且合理的。但是,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过于剧烈的变动,会对经济健康造成致命打击。例如,上世纪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反思日本泡沫经济之所以破灭,虽然并非完全日元升值所致。但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过于急剧,导致了日本经济发展乱了阵脚,这种“急剧变动”是最不可取的。
    既然人民币升值趋势短期内内难以改变,剧烈升值可行性又不大,那么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漫长而又不断加速的升值过程中,出现升值预期的积累。这一方面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例如,截至2007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2200.8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8.91%,再度刷新短期外债占比的新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以“贸易信贷”模式进入的“热钱”。另一方面,则影响汇率改革进程的稳健推进,增加了实际汇率调整的难度,并且通过“货币幻觉”对实体经济效率有所冲击。
    有趣的是,在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实质上是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延伸。历史上,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事实上以廉价劳动力来为美国消费者进行补贴,并且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而为美国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则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并非促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因为这并不符合其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货币当局与美方真实意图的含糊性,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还是有限的
    然而,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变化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提高。一则,去年以来中国内部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在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乏力的情况下,以升值抑制通胀的提法开始被广泛讨论,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当局认可,这使人民币从以前的被动升值,可能转为政府推动的主动升值,因此国内外的升值预期迅速增加。二则,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已不再是美国政治讨论的核心,在“鲍尔森”效应逐渐消失后,美国放任美元贬值的相对效应更加突出。可以看到,在弱势美元问题上,布什政府与民主党达到出奇一致地沉默不言,这使新兴经济体与欧洲都面临了本币升值的威胁。由于美元年内颓势难转,甚至可能加速下跌,短期内人民币升值预期便迅速提高。
    对此,为了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未来有必要从几方面调整政策思路。
    首先,我国通胀的产生具有纷繁复杂的症结,并非简单调整名义汇率所能解决。即使升值与通胀确实有替代效应,政策当局也没必要讨论过多。事实上,考虑到升值对一国经济的复杂影响,各国政策当局都很少正面肯定本币升值的作用,以避免影响市场预期。
    其次,美元贬值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各国对美国的“不作为”普遍不满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与各国一起敦促美国适当干预“弱势美元”的局面,从而间接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
    最后,促进亚洲金融合作,对缓解升值预期影响也很重要。历史上多次危机表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是避免升值预期带来外部冲击的重要机制。例如,1972年欧洲共同体国家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这种货币联动机制一定程度上转嫁了国际投机资金的视线。如芬兰马克、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等货币,都曾在这一时期分担过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实现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虽然困难重重,但中国基于自身利益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