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论从价格或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和回答贸易的有关基本问题，认为比较优势是成本比率的比较，这种成本的相对差异不仅是贸易的基础，而且决定着贸易的模式。即使一个国家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较其它国家拥有绝对优势，仍然存在互利贸易的基础。每个国家应该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比较劣势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商品总量增加，各国普遍得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又不可能在每一种商品上都具竞争优势，能也只能在其比较优势商品上具竞争优势。即使一个国家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较其它国家拥有绝对优势，能也只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比较优势商品，进口其比较劣势商品。

要素禀赋论主要是解释了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它就国际贸易对两个贸易国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的分析无非是前者自然的演绎和延续。而规模经济论无非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另一个来源——经济规模相对差异。贸易的价格方面的作用机制仍如比较利益论所刻划的。所以一定意义上“（递减成本下）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结构决定于哪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领先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佟家栋，P.59）的说法值得推敲（至少不准确），因为即使在一个多国家多商品的世界上，相对竞争法则仍然发挥作用。试问：假设Ⅰ国和Ⅱ国都生产同质的飞机和汽车，仅Ⅱ国较Ⅰ国在飞机和汽车的生产上规模都大（但不是同比例的大），这时两国间的贸易会怎么发生?不正是按比较利益原理所揭示的方向进行（只不过这时形成比较优势的原因是经济规模相对差异）！我们也注意到：“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着比较成本的差别，它们用‘掷硬币’所得到的正反面来决定在两种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的物品中生产哪一种……”（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1992，P.1444），其实质是随机的外力（“掷硬币”）使经济规模产生相对差异从而形成比较优势，然后贸易和专业化按比较优势要求的方向进行。当然，规模经济论指出了另一种贸易利益——规模经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松巴特认为，各国国民经济今天比之100年乃至50年前，它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程度，不是较多而是较少了。其原因是农业国的逐步工业化使对外贸易在内外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了。凯恩斯和罗勃特逊也认为，随着技术的传播，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拉平将冲破固有的、在自然基础上的分工体系，从而使各国对外贸的依赖减弱。因为根据比较利益论，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依赖于各国自然资源、劳动力的技能和质量、资本设备的存量和水平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传播，各国的上述差异所起的作用日趋减弱，所以松巴特的观点是对的。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这种现象有悖于上述理论家的基本观点。如何去解释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呢?一大批新的贸易理论，诸如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差异产品贸易理论、重叠需求贸易理论等应运而生，阐明了尽管在一些国家之间或主要贸易参加国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在缩小，自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在减弱，但是同一部门内的产品贸易则极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其结果使得国际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佟家栋，1995, P.66）。

理论家们为什么得出了与现实相悖的结论？正是因为对比较利益论缺乏完整、系统的把握。第一，对贸易是“合力”的结果，比较利益论仅是从价格或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和解释贸易缺乏自觉的认识；第二，对于比较利益论与要素禀赋论之间的关系缺乏到位的认识。其实，我们只需注意要素禀赋差异仅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它是通过影响和决定比较优势从而间接地影响和决定贸易，理论家们推演中的逻辑错误便暴露无遗。虽然比较利益论内含递减成本的情况，我们的证明已明确将其概括进来，指出无论对于产业间贸易，还是对于产业内贸易，比较优势都是基础，其价格方面的作用机制都如比较利益论所刻画的，只不过产业内贸易下的比较优势源于经济规模相对差异（谢作诗、崔万田，2002）。然而随手翻开一本有关贸易理论的书籍，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比较利益论解释不了部门内贸易（Salvatore, 1977, P.166；佟家栋，1995，P.65）。其实，只不过为了清晰地揭示出规律，比较利益论从没有贸易的封闭状态（假设）为出发点揭示和阐述比较优势定律。当我们注意到现实是各国一开始就处在相互贸易关系中，产业内分工又适于完全专业化，我们就会看到产业内贸易及完全的专业化分工正符合比较优势规律。只能说，要素禀赋论确实解释不了产业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