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中国保持着9%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成为这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记录。无论是19世纪中期之后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19世纪70年代后到20世纪初德国经济的起飞，都无法与之相比。在1955－1973年间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但那也只延续了18年，没有像中国这样保持30年。并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将延续多久，目前还很难估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表示，他看不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会持续下去的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快速增长30至50年。

中国人确实有钱了：2006年的经济总量达26452亿美元，由2002年的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4位。2006年的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6.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一番，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达到2010美元。百姓消费的迅速更新换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最直观的表现。汽车、住宅、通信、旅游等均成为消费热点，仅以汽车为例，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比上年增长27.6%，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居世界第三位。 

 玫瑰色的数据背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某种奇特的步调。我们也许已经进入扫除了冻饿和疾病的“富裕社会”，但却未能避免加尔布雷斯所称的“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私有资源干净、有效率、维护得很好、质量上不断提高，而公共空间则肮脏、过度拥挤、而且不安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爆炸”阶段出生的人群作为现在的青壮年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的旺盛消费，因为他们忙于结婚、买房、买车、旅游，但这些劳动力的养老负担持续快速加大，中国仅用不到20年就进入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几十年上百年才进入的老龄社会；当西方为中产阶级的消失而导致的所谓“M型社会”忧心忡忡时，中国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离成熟的“橄榄型”相距遥远。

所谓“洋葱头型”就是，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我把中国社会称为“三明治”社会，亟待发育的中间阶层被夹在迅猛的经济变化所创造的新富以及面对下岗和失业、收入走低的产业工人和仍旧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中间。“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平行社会结构早已不复当年。在20世纪80～90年代初的社会分化中，无论从收人和财富占有上看，中国的社会贫富分化尚在合理区间，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然而，从经验上、还是从实证资料上均显示出，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表征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左右。

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诸多尴尬，不仅对其数量的大小众说纷纭，而且，衡量这一阶层的标准也相当不稳定。甚至，连“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亮相都不无遮掩，公众宁愿把该阶级称为“白领”，而官方则用“中间阶层”的说法来协调利益关系、避免出现矛盾对立。不言而喻，“中产阶级”也好，“中间阶层”也好，都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力量都被视为经济发达和社会公正的标志之一。但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混乱纷呈的中国，创立一个可持续的中产阶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例如，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不会只是一个局限在东南沿海的都市现象？中国中产阶级的发育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该怎样跟上？它可否成为公民社会和多元政治的试金石？

无论中外，“地位恐慌”都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他们天生具有依赖性，害怕因政局的变迁，使得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他们和政府有着共同的社会稳定的诉求，即便这是以社会参与不足为代价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私产的拥有者，希望自身的财产得到更好的、更加平等的保护，他们又是法治的有力推动者。由于他们的人数尚属稀少，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当下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暧昧的群落，还没有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起到“中坚、主流”的作用，更未能担当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这类群体中普遍存在着物欲主义和市侩心态，其精神空间很大程度上被实利主义人生观所占据。他们的很多恐慌是极为现实的：他们害怕自己未来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不能向上走，就是往下沉沦，最后成为低等阶层的一部分。

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内部已出现了层化的分化迹象。譬如，计划体制下分离出来的干部、知识群体，蜕变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主，以及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与国际接轨的“白领”，拥有迥然不同的地位、声望和价值诉求。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身份和价值观上的多层次、多维度，蕴涵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向冲突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