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始于社区——详解社区用药之改革动力（三）
医药的社区信心
本刊记者林坤 张超
2007年11月10日，南京华东饭店，参与“社区医疗用药采购规范与创新研讨会”的医药生产企业代表似乎对当日的议题没有任何兴趣，而经营企业代表也多是在抱怨与哭诉自己在新的药品流通体制下的尴尬处境。而他们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此次操刀社区卫生基本用药的一系列改革，究竟是否能够带来一片市场蓝海？
社区目前虽然不是药家必争之地，但自从2006年国务院10号发布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区发展的举措，社区卫生市场也显示出了强大的增长潜力，以基本用药为代表的社区卫生商机已然清晰可见。此时，如果医药企业不能审时度势，提前布局，对未来的发展或许是不利的。
工业：犹豫并期盼着
作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基础用药，国家药监局相继制定了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和定点生产政策，鼓励企业生产廉价有效的药品。可在药品目录、企业名单、标识都具体落实后，市场上至今都找不到10家定点企业生产的廉价药。
就在半个月前，媒体上还出现了《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未投产，机器歇着等待政策》的报道。有相关人士认为，国家政策对药品销售的策略有极大的影响，定点生产只是给企业头上添了一个“光环”，在政策没有得到进一步细化之前，企业肯定采取谨慎的态度。
11月16日，以常州制药厂为代表的首批十家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产品被正式批准上市。至此，企业所关心的诸如“发改委对于定点生产品种究竟给与什么样的税收优惠”、“国家对定点企业是否要求专供专卖”、“每个省是否只能有一家定点企业”、“是否只有定点企业的产品才能进入社区和农村医疗机构”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百姓所关心的“有没有对定点企业生产产品的一个数量要求”、“十家定点生产企业的产品数量能否覆盖到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和农村”等问题也依然没人能够回答。
在城市社区、农村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这一制度提出时，业内人士就曾乐观地表示，定点生产制度的出台，意味着长期以来由于点多、面广而被忽略的基层医疗用药有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广大社区和农村用药市场将会扩容，这对于普药生产企业尤其是OTC品牌药生产企业是一大利好。修正药业市场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看病贵、看病难”的医药大环境中，如果企业获得了定点生产资格，无疑将为企业带来质量口碑和品牌效应，换而言之，具有相当实力的生产企业很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另外，一旦获得定点生产资格并拥有定点生产药物目录中的品种，企业的相关产品就能直接进入政府的采购范围。同时，他也向记者表示了置疑：这是否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产品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的销量？
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之一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标认为，也表示了一丝担忧：由于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习惯不尽相同，他们是否选择定点生产品种还不好估计，这势必影响到企业品种在各个地区的销售，这是目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的确，定点企业目前的处境是尴尬的。他们一方面在为进入了定点名单而欣喜；一方面却不得不自己去寻觅定点产品的销路。“适当放宽销售利润率”能让企业放心生产吗？“直接入围候选品种目录，供医疗机构采购”又是否意味着定点产品真正优先进入基层医疗机构，并在临床上得到最适当的使用？这些都还是个未知数。
而非定点生产企业在申请进入定点生产名单时，也正为此犹豫。成都地奥药业市场部王兴伟告诉记者，他在接触定点生产相关政策时，第一感觉就是定点资格这一名号太空了，定点背后承担的风险太多。但是，如果不去尽力争取这个名号，也就等于坐以待毙。
商业：惨淡经营被迫转型
传统医药商业企业向来被上游药厂、下游药店和医疗机构认为是分享利润的群体，被大众认为是药价虚高的缔造者。在药品流通领域一直背负比实际更多罪名的传统医药商业企业，能否在基本用药制度中找回属于自己的市场和优势？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摆正自己在新时期药品流通链条中的地位。
目前，医药商业企业大都是在惨淡经营，南京地区70家医药商业企业（其中有40家是这两年新兴起的）未能幸免。凭借成功的终端营销和药房托管而名声大震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雪峰指出，之所以近年来医药商业惨淡经营是因为：第一，医药市场并不稳定；第二，商业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在国家出台基本用药目录后，各地相继探索对基本用药实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政策的倾斜、电子商务的介入，除了使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更加简单易行外，更直接促进了大型医药商业企业对中小型医药商业的兼并收购，推动了传统医药商业的优胜劣汰，使药品配送服务向大型商业企业集中。
医药商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似乎已经预示着其灭亡的速度。中国成长型医药企业发展论坛常务理事韦绍锋早在一篇名为《传统医药商业还能活几年？》的文章中阐述了医药商业转型的意义：“现在，传统的医药商业渠道已经非常不值钱。从联合美华收购广药股份就可以看出，广州医药作为中国华南区域性最大的医药商业公司，渠道不可谓不广，网点不可谓不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历史不可谓不久。但就是这家年销售七八十亿元的医药公司，联合美华仅以3800万英镑，约合5.45亿元人民币，就拥有了50%的股份。而5.45亿仅仅等于1.5个‘健胃消食片’或3个‘汇仁肾宝’的年销售额。”
俗话说“穷则思变”，传统医药商业企业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来源考虑，而转型成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纯医药物流配送服务的体系，无疑是最佳选择。江苏康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笃豪告诉记者，康生药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原来的医药批发业务转型为专心做配送服务和其他代理工作。而记者从其他几家医药商业企业负责人说话的口气中，已经感到他们已经对配送服务默认与甘心。
“微利时代”的选择
是放弃这块市场，还是占据这块市场，成为摆在医药企业面前的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然而要占领这块市场，考验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实力，更是对政策、时机的准确把握。然而要放弃这块市场，也不可预知未来的基本用药政策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在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这一条接续的政策链面前，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然而，选择跟随政策，至少不会吃亏。
对于工业企业。由于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的政策原本就是为了应对目前廉价药短缺的现状。因此，企业的利润是十分微薄的。而国家发改委又对定点生产的药品实行最高限价、采取单独定价的形式，这样无疑企业“命中注定”不会在定点品种上赚得盆满钵满。
就在部分企业担心利润会因此减少时，另一部分企业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之一——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发改委对定点生产品种实行最高限价，造成了所有定点生产品种的价格比一般的药品要低，同时，这些品种大多数在国内销售，而各地推行的招标采购，对本地企业的保护程度也不似头几年那样强烈。因此，定点生产品种还是具有价格、质量优势的，销量应该不成问题。该公司副总裁陈仙霞补充道：“双鹤药业定点生产的也就包括氨茶碱片、复方氢氧化铝片等4个品种，这4个品种也只是公司总体药品品种的极小一部分，即使哪个品种亏损了，还有其他品种支撑着。”这样，虽然不至于从定点品种中赢利多少，但总体上不会出现太多亏损。
对于商业企业。电子商务的介入及来自各界的诟病，已经剥夺了其作为中间商、吃流通差价的权利。而部分地区“施舍”的4%的配送服务费，能否使转型后的商业企业维持生存，还有待考证。
社区用药采购探索中的“临安模式”对医药商业企业的定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临安模式”要求，医药商业企业应充分运用医药电子商务，加强与生产企业深层次的合作，服务于医院，把利益让给医院，让医院的利益最大化，商业企业结束与医疗机构单纯的买卖关系，不做商业，不赚差价；而南京市探索实行了，划定几个区域，分别选定配送服务商，且不允许分级配送，这都大大限制了商业企业的赢利空间。
工商企业最初的梦想
其实，对于每次医药政策的调整，医药生产、经营企业都紧张了一回。仅在基本用药目录一项，医药企业也着实没有少操心。
相关人士认为，目录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成本。对于医药工业企业来说。“为应对这样那样的目录，很多企业不得不相对应地设置专门的部门”。对于商业，目录则意味着潜在的成本，如若一家商业公司想要争取工业进入目录品种的配送资格，就得根据目录的调整情况，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品种结构。而由于目录产品的不断调整，终端采购的成本也大大提高。
由于是关涉企业生死的重大问题，所以每家制药企业都会拼命让自己的药品挤进《基本用药目录》，会想尽办法找路子。而目前，国家药品目录管理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和管理重点错位的问题。这些目录的制订和监管，分散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目录之间存在着品种的大量重叠，这让企业很难办。
医药企业为了产品得到行政保护而扩大市场销售，想方设法让产品进入各种目录。一些企业跑关系、走后门，因而造成了很高的成本，也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民认为，国家有《基本用药目录》，卫生部出台了《参考目录》，药监局发布了《定点生产目录》，此外，还有各地为规范用药而发布的目录。基本用药目录的扎堆，让企业无所适从。因此，他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目录》，这样企业也便于操作。
陈仙霞也认为，希望有关部门在出台《基本用药目录》时，能有一点协同，即建立《基本用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联系。否则也不利于基本用药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对于部分地区出台的“零差率”销售品种目录，她说，有些品种进入了目录就等于放弃了利润的空间，甚至出现价格倒挂，但总体上，需要一个平衡。
以普药为主要品种的西南药业，对社区市场也抱有很大期待，李标认为，政策刚刚开始实行，药品价格、市场方面肯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
电子商务的社区机遇
“临安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散的社区卫生服务市场中，要求集约化的采购方式，传统的“大商业”模式更是举步维艰。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给电子商务（俗称“第三方”）带来历史性的机遇。通过政府对社区基本用药的集中采购，在明确药品采购过程中量价关系的同时，运用医药电子商务引入银行信用结算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医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相应地理顺了生产、流通、终端三者之间的关系。
2005年9月，SFDA发布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简称“480号文件”）。“480号文件”明确提出，像海虹之类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不能从事药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这为电子商务在社区基本用药购销活动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也澄清了传统商业企业对电子商务的片面解读。以药品招标采购树立自己权威的电子商务，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平台。其实，电子商务的作用远不止一个平台的作用，还包括其所提供的服务，如目录的建立、合同的签订、定单的处理、库存的管理、支付的管理、采购的绩效评估等。
传统的医药商业企业认为，电子商务的出现，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其实不然，用李宪法的话说“电子商务是大型医药工业、商业企业的天然盟友。”在以尽量缩减中间环节为主导的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中，电子商务与工业、商业企业的处境是“背靠着背”。在传统的“大商业”模式中，是没有“第三方”这一说法的。在欧、美一些国家，最早成熟的是卖方支持系统（即一些大的医药企业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体系，可以直接完成对自己生产药品到终端的配送服务工作），“第三方”只是一个补充。
现在看来，“大商业”模式不是趋势而是陷阱。通过对国情的深入分析，我们逐渐意识到照搬欧美大商业模式，就会犯大错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大商业”模式行不通：第一，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医药行业信息化基础不同。中国与欧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差距非常大。美国的医药行业每年投入销售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比例，用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而中国也鲜有能支撑此项投入的企业。第二，中国与欧美医药市场的集中度不同。在发达国家，医疗机构的布局和药品需求能够接纳医药生产企业的基本产品。
20世纪，发达国家就已经意识到没有“第三方”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他们逐渐发现“大商业”模式的交易系统是个孤岛，而如果能优先发展“第三方”主导的交易系统，就能大大降低包括地域、时间在内的交易门槛，甚至实现整个行业信息资源共享的“零门槛”。
重拾医药的社区责任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一个崭新政策的出台都有可能直接导致市场的变革。而关于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政策的出台，引起市场的变革却姗姗来迟。
事实上，在“小病入社区、康复回社区”基本思路的导向下，无论是医药生产企业，还是医药经营企业，或是“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都加大了向社区和农村市场的渗透。然而，终究因为政策指向“有框架无细节”而只能边小心行事，边静待政策细节的出台。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只有慢慢探索着前进”，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常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社会责任”。“基本用药进入社区，企业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质量，且质量是摆在首位的。”他说，药品一旦进入社区后，企业要兼顾百姓的利益，可能就注定不可能获得很多利益。而在原料药涨价后，发改委也不可能立即将原来价格推翻，企业当然也有这份责任保证药品的正常生产、供应。
常幸还说，虽然，定点生产药品的价格，是发改委经过调研后才定下的，但这一价格并非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带有行政色彩，但我们还是能够接受。
众所周知，药品是特殊商品，是用于治疗疾病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药品的质量直接作用于社会的人，医药企业因为药品直接与社会责任关联。市场上大量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一药多名价格乱象、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商业贿赂等行为，严重地浪费着资源和危害着患者的利益。才遇“齐二”又逢“欣弗”的事件，在重锤敲响质量警钟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更深刻地思考——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却远远不止于此。在医药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保护员工、诚信经营，同时还肩负着国药复兴的使命。
医药的社区信心
本刊记者林坤 张超
2007年11月10日，南京华东饭店，参与“社区医疗用药采购规范与创新研讨会”的医药生产企业代表似乎对当日的议题没有任何兴趣，而经营企业代表也多是在抱怨与哭诉自己在新的药品流通体制下的尴尬处境。而他们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此次操刀社区卫生基本用药的一系列改革，究竟是否能够带来一片市场蓝海？
社区目前虽然不是药家必争之地，但自从2006年国务院10号发布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区发展的举措，社区卫生市场也显示出了强大的增长潜力，以基本用药为代表的社区卫生商机已然清晰可见。此时，如果医药企业不能审时度势，提前布局，对未来的发展或许是不利的。
工业：犹豫并期盼着
作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基础用药，国家药监局相继制定了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和定点生产政策，鼓励企业生产廉价有效的药品。可在药品目录、企业名单、标识都具体落实后，市场上至今都找不到10家定点企业生产的廉价药。
就在半个月前，媒体上还出现了《廉价药定点生产企业未投产，机器歇着等待政策》的报道。有相关人士认为，国家政策对药品销售的策略有极大的影响，定点生产只是给企业头上添了一个“光环”，在政策没有得到进一步细化之前，企业肯定采取谨慎的态度。
11月16日，以常州制药厂为代表的首批十家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产品被正式批准上市。至此，企业所关心的诸如“发改委对于定点生产品种究竟给与什么样的税收优惠”、“国家对定点企业是否要求专供专卖”、“每个省是否只能有一家定点企业”、“是否只有定点企业的产品才能进入社区和农村医疗机构”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百姓所关心的“有没有对定点企业生产产品的一个数量要求”、“十家定点生产企业的产品数量能否覆盖到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和农村”等问题也依然没人能够回答。
在城市社区、农村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这一制度提出时，业内人士就曾乐观地表示，定点生产制度的出台，意味着长期以来由于点多、面广而被忽略的基层医疗用药有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广大社区和农村用药市场将会扩容，这对于普药生产企业尤其是OTC品牌药生产企业是一大利好。修正药业市场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看病贵、看病难”的医药大环境中，如果企业获得了定点生产资格，无疑将为企业带来质量口碑和品牌效应，换而言之，具有相当实力的生产企业很有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另外，一旦获得定点生产资格并拥有定点生产药物目录中的品种，企业的相关产品就能直接进入政府的采购范围。同时，他也向记者表示了置疑：这是否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产品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的销量？
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之一的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标认为，也表示了一丝担忧：由于各地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习惯不尽相同，他们是否选择定点生产品种还不好估计，这势必影响到企业品种在各个地区的销售，这是目前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的确，定点企业目前的处境是尴尬的。他们一方面在为进入了定点名单而欣喜；一方面却不得不自己去寻觅定点产品的销路。“适当放宽销售利润率”能让企业放心生产吗？“直接入围候选品种目录，供医疗机构采购”又是否意味着定点产品真正优先进入基层医疗机构，并在临床上得到最适当的使用？这些都还是个未知数。
而非定点生产企业在申请进入定点生产名单时，也正为此犹豫。成都地奥药业市场部王兴伟告诉记者，他在接触定点生产相关政策时，第一感觉就是定点资格这一名号太空了，定点背后承担的风险太多。但是，如果不去尽力争取这个名号，也就等于坐以待毙。
商业：惨淡经营被迫转型
传统医药商业企业向来被上游药厂、下游药店和医疗机构认为是分享利润的群体，被大众认为是药价虚高的缔造者。在药品流通领域一直背负比实际更多罪名的传统医药商业企业，能否在基本用药制度中找回属于自己的市场和优势？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摆正自己在新时期药品流通链条中的地位。
目前，医药商业企业大都是在惨淡经营，南京地区70家医药商业企业（其中有40家是这两年新兴起的）未能幸免。凭借成功的终端营销和药房托管而名声大震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雪峰指出，之所以近年来医药商业惨淡经营是因为：第一，医药市场并不稳定；第二，商业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在国家出台基本用药目录后，各地相继探索对基本用药实行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政策的倾斜、电子商务的介入，除了使集中采购、统一配送更加简单易行外，更直接促进了大型医药商业企业对中小型医药商业的兼并收购，推动了传统医药商业的优胜劣汰，使药品配送服务向大型商业企业集中。
医药商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似乎已经预示着其灭亡的速度。中国成长型医药企业发展论坛常务理事韦绍锋早在一篇名为《传统医药商业还能活几年？》的文章中阐述了医药商业转型的意义：“现在，传统的医药商业渠道已经非常不值钱。从联合美华收购广药股份就可以看出，广州医药作为中国华南区域性最大的医药商业公司，渠道不可谓不广，网点不可谓不多，实力不可谓不强，历史不可谓不久。但就是这家年销售七八十亿元的医药公司，联合美华仅以3800万英镑，约合5.45亿元人民币，就拥有了50%的股份。而5.45亿仅仅等于1.5个‘健胃消食片’或3个‘汇仁肾宝’的年销售额。”
俗话说“穷则思变”，传统医药商业企业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来源考虑，而转型成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纯医药物流配送服务的体系，无疑是最佳选择。江苏康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笃豪告诉记者，康生药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原来的医药批发业务转型为专心做配送服务和其他代理工作。而记者从其他几家医药商业企业负责人说话的口气中，已经感到他们已经对配送服务默认与甘心。
“微利时代”的选择
是放弃这块市场，还是占据这块市场，成为摆在医药企业面前的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然而要占领这块市场，考验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实力，更是对政策、时机的准确把握。然而要放弃这块市场，也不可预知未来的基本用药政策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
在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这一条接续的政策链面前，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然而，选择跟随政策，至少不会吃亏。
对于工业企业。由于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的政策原本就是为了应对目前廉价药短缺的现状。因此，企业的利润是十分微薄的。而国家发改委又对定点生产的药品实行最高限价、采取单独定价的形式，这样无疑企业“命中注定”不会在定点品种上赚得盆满钵满。
就在部分企业担心利润会因此减少时，另一部分企业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之一——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发改委对定点生产品种实行最高限价，造成了所有定点生产品种的价格比一般的药品要低，同时，这些品种大多数在国内销售，而各地推行的招标采购，对本地企业的保护程度也不似头几年那样强烈。因此，定点生产品种还是具有价格、质量优势的，销量应该不成问题。该公司副总裁陈仙霞补充道：“双鹤药业定点生产的也就包括氨茶碱片、复方氢氧化铝片等4个品种，这4个品种也只是公司总体药品品种的极小一部分，即使哪个品种亏损了，还有其他品种支撑着。”这样，虽然不至于从定点品种中赢利多少，但总体上不会出现太多亏损。
对于商业企业。电子商务的介入及来自各界的诟病，已经剥夺了其作为中间商、吃流通差价的权利。而部分地区“施舍”的4%的配送服务费，能否使转型后的商业企业维持生存，还有待考证。
社区用药采购探索中的“临安模式”对医药商业企业的定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临安模式”要求，医药商业企业应充分运用医药电子商务，加强与生产企业深层次的合作，服务于医院，把利益让给医院，让医院的利益最大化，商业企业结束与医疗机构单纯的买卖关系，不做商业，不赚差价；而南京市探索实行了，划定几个区域，分别选定配送服务商，且不允许分级配送，这都大大限制了商业企业的赢利空间。
工商企业最初的梦想
其实，对于每次医药政策的调整，医药生产、经营企业都紧张了一回。仅在基本用药目录一项，医药企业也着实没有少操心。
相关人士认为，目录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成本。对于医药工业企业来说。“为应对这样那样的目录，很多企业不得不相对应地设置专门的部门”。对于商业，目录则意味着潜在的成本，如若一家商业公司想要争取工业进入目录品种的配送资格，就得根据目录的调整情况，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品种结构。而由于目录产品的不断调整，终端采购的成本也大大提高。
由于是关涉企业生死的重大问题，所以每家制药企业都会拼命让自己的药品挤进《基本用药目录》，会想尽办法找路子。而目前，国家药品目录管理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和管理重点错位的问题。这些目录的制订和监管，分散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目录之间存在着品种的大量重叠，这让企业很难办。
医药企业为了产品得到行政保护而扩大市场销售，想方设法让产品进入各种目录。一些企业跑关系、走后门，因而造成了很高的成本，也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民认为，国家有《基本用药目录》，卫生部出台了《参考目录》，药监局发布了《定点生产目录》，此外，还有各地为规范用药而发布的目录。基本用药目录的扎堆，让企业无所适从。因此，他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目录》，这样企业也便于操作。
陈仙霞也认为，希望有关部门在出台《基本用药目录》时，能有一点协同，即建立《基本用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联系。否则也不利于基本用药的生产、流通和使用。对于部分地区出台的“零差率”销售品种目录，她说，有些品种进入了目录就等于放弃了利润的空间，甚至出现价格倒挂，但总体上，需要一个平衡。
以普药为主要品种的西南药业，对社区市场也抱有很大期待，李标认为，政策刚刚开始实行，药品价格、市场方面肯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
电子商务的社区机遇
“临安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散的社区卫生服务市场中，要求集约化的采购方式，传统的“大商业”模式更是举步维艰。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给电子商务（俗称“第三方”）带来历史性的机遇。通过政府对社区基本用药的集中采购，在明确药品采购过程中量价关系的同时，运用医药电子商务引入银行信用结算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医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相应地理顺了生产、流通、终端三者之间的关系。
2005年9月，SFDA发布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简称“480号文件”）。“480号文件”明确提出，像海虹之类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不能从事药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这为电子商务在社区基本用药购销活动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也澄清了传统商业企业对电子商务的片面解读。以药品招标采购树立自己权威的电子商务，往往被理解为一个平台。其实，电子商务的作用远不止一个平台的作用，还包括其所提供的服务，如目录的建立、合同的签订、定单的处理、库存的管理、支付的管理、采购的绩效评估等。
传统的医药商业企业认为，电子商务的出现，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其实不然，用李宪法的话说“电子商务是大型医药工业、商业企业的天然盟友。”在以尽量缩减中间环节为主导的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中，电子商务与工业、商业企业的处境是“背靠着背”。在传统的“大商业”模式中，是没有“第三方”这一说法的。在欧、美一些国家，最早成熟的是卖方支持系统（即一些大的医药企业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体系，可以直接完成对自己生产药品到终端的配送服务工作），“第三方”只是一个补充。
现在看来，“大商业”模式不是趋势而是陷阱。通过对国情的深入分析，我们逐渐意识到照搬欧美大商业模式，就会犯大错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大商业”模式行不通：第一，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医药行业信息化基础不同。中国与欧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差距非常大。美国的医药行业每年投入销售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比例，用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而中国也鲜有能支撑此项投入的企业。第二，中国与欧美医药市场的集中度不同。在发达国家，医疗机构的布局和药品需求能够接纳医药生产企业的基本产品。
20世纪，发达国家就已经意识到没有“第三方”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他们逐渐发现“大商业”模式的交易系统是个孤岛，而如果能优先发展“第三方”主导的交易系统，就能大大降低包括地域、时间在内的交易门槛，甚至实现整个行业信息资源共享的“零门槛”。
重拾医药的社区责任
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一个崭新政策的出台都有可能直接导致市场的变革。而关于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政策的出台，引起市场的变革却姗姗来迟。
事实上，在“小病入社区、康复回社区”基本思路的导向下，无论是医药生产企业，还是医药经营企业，或是“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都加大了向社区和农村市场的渗透。然而，终究因为政策指向“有框架无细节”而只能边小心行事，边静待政策细节的出台。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只有慢慢探索着前进”，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常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社会责任”。“基本用药进入社区，企业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质量，且质量是摆在首位的。”他说，药品一旦进入社区后，企业要兼顾百姓的利益，可能就注定不可能获得很多利益。而在原料药涨价后，发改委也不可能立即将原来价格推翻，企业当然也有这份责任保证药品的正常生产、供应。
常幸还说，虽然，定点生产药品的价格，是发改委经过调研后才定下的，但这一价格并非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带有行政色彩，但我们还是能够接受。
众所周知，药品是特殊商品，是用于治疗疾病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药品的质量直接作用于社会的人，医药企业因为药品直接与社会责任关联。市场上大量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一药多名价格乱象、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商业贿赂等行为，严重地浪费着资源和危害着患者的利益。才遇“齐二”又逢“欣弗”的事件，在重锤敲响质量警钟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更深刻地思考——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却远远不止于此。在医药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保护员工、诚信经营，同时还肩负着国药复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