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总理:物价不是问题(上)


三月十八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指出,确实在众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物价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过快,给群众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很大的困难。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把“价格”定义为“交换比例”。价格体系就是由一个个22式的交换形成的“交换比”的矩阵: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121

价格矩阵的行和列是相对而言的。首先,它的行或者列的元素是相同的,因此是一个方阵;其次,利用矩阵的“转置”,即绕对角线旋转,行和列可以进行变换。如果我们将其中的某个行或列取出来表示整个价格体系的某种量(如价格的高低),只需要任取一行(即一个行矩阵)或者一列(即一个列矩阵)表示就足够了。

这个价格矩阵不是虚构的,其来源和根据已经在《终结》一书当中说得明白了。现实中我们大量使用着,如汇市上用的汇率表、地图上城市间距表、公交上的票价表等等都是这种形式。

 

下面是一张订货合同的附件。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元)

1

平衡装置

DY6-25*11

1

800/

800

2

轴套

DY6-25*11

2

280/

560

3

泵轴

4BA-12

2

220/

440

4

定位套

4BA-12

2

25/

50

5

机械密封

80GY25

4

400/

1600

合计

 

 

 

 

 

3450

这是表填写完整了吗?尤其是最后一行,有那么多空格?

填写完整了。没有人对其中空白提出疑议——那些留空的地方,都是无法加和的项目——序号的序数不能相加;名称不能相加;规格不能相加;单位不能相加,因此数量相加也没有意义;单价也不能加和——惟有金额可以加和,因为它的各项的单位都是“元”。

在“单价”这一列的下面的空格,说明价格矩阵即便是把某行或某列加起来也是无意义的。

如果上面的价格矩阵因为商品的琳琅满目而让你头晕的话,我们可以简化之。在简化的商品体系当中,只有3种:货物G(信息、知识产权也包括其中)、货币M和劳务L。原始的经济更加简单,只有货物G和劳务L两项,货币和货物没有分离,现在分离了,就成了一个3×3的矩阵:

式中T表示时点,这是说价格是一个存量即时点数,对应于某一时点T

对角线上的1表示“自交换”,由于Pmg1/PgmPlg1/PglPlm1/Pml,即对角线上下对成的元素互为倒数,所以,实际上这个体系当中只有三个有效的元素,即PmgPlgPlm(或者PgmPglPml)。

既然没有总价格这个概念,即P3*3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把三个元素分别考虑,看看“物价”一说究竟是什么意思。

“物价”就是Pmg吗?即货物的货币价格吗?似乎是。但是Pmg同时也是GDP,抱怨物价高的人几乎都在期盼GDP的增长,似乎并没有反对GDP的增长。反过来说,Pmg的增加也就是其倒数Pgm的减小,反对Pmg增加就等于赞成Pgm的增加,而Pgm增加就是单位货币可以换到更多的货物,即物价下降,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通缩。难道有人喜欢经济通缩吗?

物价是不是Plg,即劳动和货物的交换比例?一个单位的货物需要用多少劳动去交换?似乎是。Plg增加了,意味着一个单位的货物要用更多的劳务去交换,意味着得到同样的货物劳动者付出的更多,劳动者当然不愿意。但这仅仅是劳务提供者的单方面的抱怨,而不是“总”。

那么,物价是Plm吗?不是。Plm的增加即单位货币可以雇佣多少劳务,大家都想让手里的M换到更多的L,没有人抱怨Plm的增加,反而都希望Plm增加。但是,Plm的增加也有为大家所不认同的,Plm增加意味着L的价值在下降,但没有人愿意自己的L不值钱,都在叫嚷着增加收入(M)。

说来说去,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所担心的“物价”是什么含义了。

不知道“物价”确为何物,另一原因在于价格矩阵的右下标“T”上。价格是时点数,并不是说所有的商品配对在同一个时点数都有成交记录,每一个时点T上总是只有一部分成交而一部分没有相互交易。例如今天上午10点有航空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一架飞机,而今天的青菜被交易了无数次,而且从早到晚的价格还不一样。甚至今后N年都没有飞机交易,而青菜的价格已经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由“飞机-青菜-货币”构成的商品体系的“价格”矩阵该怎么构建了——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一架飞机的售价(货币/飞机)应该和什么时候的青菜售价(货币/青菜)对应,以及为何要这样对应了。

以上罗嗦告诉我们,并没有一个从政府角度、从市场之外或说是中立的角度去看待的“物价”问题,每个公民都抱怨物价高,但是他们抱怨的物价都不是一回事,而是各有所指。如果把经济活动(交换)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劳务交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也没有人抱怨劳务太贵,因为那要看是谁的劳务了。

物价,就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正如开头提到的,是“低收入人群”的问题。甚至只是这部分人在部分场合时的问题,而不是全体人民的问题。当他们把自己的劳务当作商品出售以获取收入的时候,就不会嫌这个商品的价格高了,而是越高越好了。并没有面对全民的物价问题。

政府面对的“人民群众”是全体国民,包括居民和厂商两个部门的所有国民,而不是部分人。但是,很多人改不了以“人民”自居的习惯,在很多人的字典里,“人民群众”并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默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某个特殊群体。所以,当总理说“人民群众”的时候,他听起来就特别亲切,心情特别激动,期待值也特别高。温家宝的平民总理形象也让这部分人强化了这种以“人民”自居的感觉。但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心目中的人民群众有可能只是一部分国民吗?果真如此,他还算是全中国的总理吗?

而低收入人群永远都会面临一个不可解决的“物价”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这部分人的劳务是低级劳务,价值低廉。收入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贫富差距)永远都是相对的,除非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法,永远都会有低收入人群存在,也就是说,永远都会有一个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的“物价”问题——只要市场存在,只要需求是靠市场来满足的。

低收入人群面临的问题都是温饱层面即必要需求层面的问题,要想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问题,不是让他从市场上获取更多的收入,而是把他们从市场中分离出来,因为必要需求领域不是市场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56)。在货币经济体系下,市场的作用永远都是拉大贫富差距的而不具有均贫富的功能。

由此,政府的作用其实就是用公权力和非市场的手段抑制市场这种固有的副作用。假如政府推助市场化,甚至推助完全市场化,则就等于强化了市场拉大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政府断不可作为一个市场角色而存在。

(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