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发布了《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指出将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逐步考虑允许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发行上市。

回顾历史，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尚未对外开放，几乎没受到直接外部金融冲击。十年之后的现在，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速、QDII和QFII的迅速发展、外资银行的全面介入等，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是难以避免。客观上看，除了金融深入和改革的主动因素之外，资本市场开放也有被动压力。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加上货币市场开放程度也在提高，这样，资本市场便更容易间接与境外资本融合起来，形成被动开放。这也是现在我们虽仍属资本市场对外控制的国家，但境外“热钱”却更易流入的原因。

资本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难以避免，但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即当一国金融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一旦出现脆弱性，就会迅速引来外部冲击，造成风险膨胀而导致危机。这样，要避免重蹈覆辙，就要在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前，尽可能先练内功，消除未来可能引发危机的脆弱因素。

对此，最为重要的，就是应该真正完善作为股市微观基础的上市公司。A股市场之所以要逐渐引入境外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是希望改善上市主体的质量，并且以优秀海外企业的理念，逐渐培育向公众负责、为股东服务的上市公司理念。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的是发展前景良好、管理制度先进、经营理念长远的优秀海外企业，而不是更多来“圈钱”的“洋和尚”，因此在开放资格选择上必须慎重。

当然，A股市场微观基础存在的问题，更多源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彻底，并非引进几家境外企业就能改变的，而需要加强和优化监管约束体系，并促进现有企业的深化改革。

曾几何时，我们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同于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且上市，但现在看来，对于多数公司来说，上市只是一个改革的起点，并非终点。要按照对公众负责的、内部治理有效的现代企业标准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很多在上市之后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改革，虽然引入了多元化的股东，但管理机制、委托——代理模式、公司目标方面仍然保留了国企的很多传统。甚至对很多引入的境外和民营股东来说，由于短期利益的考虑，还希望国企继续保持类似背景，来增加政府信用特征。由此我们看到，市值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不被纳入公司管理目标，而非理性再融资引起的股价下跌也不会对公司管理层有实质性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虽然相对来说内部机制更完善一些，但也存在问题。一是在A股市场难以真正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公司财务管理目标就会与股价发生严重脱节，这也是非规范背景下的非理性炒作的恶果，事实上很多公司股价对内在价值的背离已到了离谱的境地。二是公司治理结构也还存在问题，尤其体现在各种大型集团公司身上。近年来各类控股集团迅速兴起，而这一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有所不足，这就使得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服务、而侵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

由此来看，只有通过配套改革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使上市公司按照健康股市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形成普遍良性的上市公司文化与资本运营原则，才能为将来扩大开放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引进境外上市公司也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否则的话，资本市场开放不仅会使我们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贪婪之下，而且也会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