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3月8日，不仅是女同胞的节日，也是让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领导和同仁们高兴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由重庆交委担纲的中国公路执法文化研究成果通过了终审。来自国家交通部、重庆社会科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综合起来就是“视角独特，立意深刻、定位准确、宏微兼顾，专业性强，文化味浓”。

　　本人有幸参与了这一重大课题。回顾近半年的历程，感想颇多。

　　                        再次体验向高标准冲锋的快乐

　　也许是受铁军传统影响太深的缘故，“冲锋”一词已溶到我的血液里。每接手一个项目，我都视为一次新的冲锋，每一次冲锋都会令我兴奋不已！当我接到重庆交通规划设计院规划室唐热情主任的邀请后，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冲锋。接下来，重庆交通规划设计院的陈伯奎院长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协助公路执法文化研究课题组作好理念系统、行为系统、视觉识别系统的策划。接着，重庆交委宣传处的何发举处长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做到“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规划性和指导性的统一”，成果要达到“三好”效果，即好看、好用、好记。何处长并且还提出了硬性指标——必须通过国家交通部评审。此外，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何处长的另一番话：你们过去主要做企业文化策划，这次是行政执法文化策划，你们是否能达到要求，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忧……何处长对我们既有厚望，又有观望的态度，既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压力重重。在后来的策划过程中，我们时刻都在用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鞭策自己，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步。我们正是把压力化成了冲锋的动力，方才实现了新的跨越。

　　                        重庆市交委高手云集

　　对我本人来讲，参与公路执法文化项目研究，绝对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因为这个项目，我有了和有关专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也通过这个项目领略了重庆市交委各级领导的学识和风采。从项目开始到结束，我们先后拜访了委级领导、有关处室领导、交通执法总队领导、高速公路支队、直属支队、征稽局领导，以及各单位下辖的大队、中队、所/站的工作人员等，所过之处均收获丰厚。各级领导和人员谈起交通执法之事都如数家珍，每个人都能说出许多经验和感想，他们对专业知识的熟知程度令人惊讶，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所坐的位子绝对成正比。正是他们不吝赐教，我们做方案时才思如泉涌（我在此绝对不是刻意吹捧领导，而是肺腑之言）。

　　我认为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是课题组直接执笔的几位专家——晏胜波、王晓凯、苏小军、肖刚四位先生。想起来不可思议，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中国公路执法文化研究报告》，也是指导我们作策划的基础蓝本，竟出自上述几位非法律专业、非文化专业人士之手。他们几位都是交通规划方面的年轻专家，平时一直忙于专业而很少顾及法律和文化研究，而受领任务后竟然能够很快交出合格答卷，这不仅让我这无名小卒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参加评审的专家、学者对他们也是赞赏有加，研究成果顺利通过终审足以说明一切。和他们合作，让我再次体会到了“和高人共事，与高手过招儿”的快感。

　　                        愿“重庆模式”早日推向全国

　　“公路执法文化研究”是一个国家级研究项目，交通部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重庆市交委研究呢？原来，重庆在交通行政执法，特别是高速公路执法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交通执法总队，重庆是目前全国唯一对高速公路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执法”的省（市）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一顶大盖帽执法，一张网服务，一个拳头发力”，凡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宜，均由高速公路执法支队一家处理。其它执法组织，包括公安交警等一律不参与高速路管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黄济人先生著的《重庆模式》一书，客观地解析了这一做法。此外，许多法学专家对重庆模式也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总结出重庆模式很多好处，如减少管理成本、便于人力调配、便于区间协同执勤等，最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体现了“便民”这一根本执法宗旨。在其它地方要跑很多部门才能解决的事，在重庆仅在高速公路支队就能得到圆满解决。在抗击08年初的雪灾中，重庆模式的先进性再次凸显。重庆虽然也是重灾区，但高速公路上一直井然有序，确保了广大旅客安全出行。在本次终审会上，国家交通部体法司副司长柯林春还因此赞扬了重庆模式。遗憾的是，尽管重庆模式的长处日渐显现，但因法律和体制等问题，这种模式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愿它能和公路执法文化研究成果一起在全国得到推广。(摄影/黄炜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