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刘嘉偌还在邵忠的现代传播集团工作，记得台湾《远见》的上海负责人杨振宇帮着安排了对红杉中国合伙人沈南鹏的采访。估计沈当时在为竞选“2006年度CCTV中国经济人物”造势，再加上与杨先生的同学之谊，便慷慨地给了半个小时。后来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约稿，刘嘉偌草拟了篇人物稿。 

交流到最后问“谁是你最佩服的人（如果有的话）”，沈眼睛眨都没眨就说“Steve Jobs”。

刘嘉偌尽管对技术社会学（STS）有一定兴趣，但Steve Jobs这个名字就并非苹果粉丝的我来说只是个二流企业家的名字。印象里苹果电脑一直在走下坡路，只在细分市场里维持影响力，听到沈的回答时我想，“Steve Jobs牛X的话，那戴尔和Lenevo柳传志的地位往哪儿搁？”

后来，看了《海底总动员》和《超人特工队》，也把玩了iPod和iPhone，但不知道是不是受国内大众媒体报道影响，依旧把乔布斯界定成电脑公司老板，偏见其对后两个产品的贡献只是作为“金主”罢了。事情多，沈这句“Steve Jobs”很快湮没在生活噪音里。

在台参加书展期间，刘嘉偌经过最大出版集团城邦的展位，偶然间发现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有好几本讲述乔布斯人生经历的书。心中一动，便花高价买了两本，自己做搬运工扛过海峡。一本是Cyril Fievet写的《Apple & Pixar Mania》；另一是Jeffrey Young与William Simon合著的《iCon》。

花了一整天把这两本书翻完了，记录如下细节和感悟：

首先，命运最大，用李安的话来讲就是“命理”。1985年，在一场董事会战争中败下阵来的乔布斯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苹果，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于是，不久前刚从里根手中接过国家科技奖的他决定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放松情绪，向NASA申请搭乘宇宙飞船前往太空，但结局是又一次拒绝，乔布斯败给了小学教师Christa McAuliffe。

他选择了逃避。买了睡袋和脚踏车，从巴黎骑往佛罗伦萨郊外的托卡斯山（Tuscan Hills），在中世纪小村庄的果园内露宿星空下，还用滚石主唱Mick Jagger的那句“人不可能总是得到想要的，有时候得到他需要的”安慰自己。

但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一次神秘的成功。小学教师Christa McAuliffe尽管在与美国英雄乔布斯的PK中胜出，但次年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想想看，要是当初是乔布斯志得意满地在躺飞船上，今天哪还会有iMac、iPod和iPhone让我们耍。刘嘉偌还想到了《活着》里的情节：因为赌博，福贵被龙二骗去了祖上积攒下来的地皮；到了新中国年代，龙二因地主身份被枪毙。

其次，和巴菲特一样，乔布斯最关注的就是找到最优秀的人才，然后和他们一起愉快、热情地工作。书里有句话很逗但是真理，“创业时，A级别的人会找A级别的人，B级别的人会找B级别的人，C级别的人会找C级别的人。”放弃拔尖应聘者，有时是因为缺少对人的鉴别力，有时是怕失去对组织的控制力。但问题是，如果价值观是做最好的产品给消费者，那么雇佣一个二流货色又有什么价值呢？

无论在研发Apple II、Macintosh、iMac、iPod还是进入内容领域制作《玩具总动员》，乔布斯和公司领导团队坚持雇佣（起码某一方面）比自己更杰出的人物，然后不断刺激他们释放最深藏的潜能。

刘嘉偌一直在传媒娱乐业发展，深知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这些帝国的创意实力，后来者即便有心追赶到最后也往往高山仰止，但乔布斯还是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把科技嫁接上创意，从电脑制造商转型为横跨资讯、音乐、电影的传媒娱乐业巨擎。如此远见与执行力不由得不让人佩服，投资者们不争先恐后给钱才怪呢。说到底，事业的成功是人的成功。 

最后，每位企业家都需要思考的命题，即你希望建立怎样的组织。这是个中国企业家普遍较少思考的范畴，与年终奖甚至期权什么都没太大关系而与文化有关，比如你希望消费者怎样识别你的产品，你手下的经理怎样对待他的手下，员工间怎么竞争，办公室氛围是严肃还是松散（允不允许带狗上班），以及如何处理工作/生活的平衡等。

好像牛根生对此有过思考，他提倡“所有员工都要向下经营，而不是向上经营”；任正非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和坚持，自杀了一个又一个就为例证。在刘嘉偌看来，最终，是企业家对自我和世界的感知及其品位，构建出组织的文化基因。实在记不得了，中国的企业里是否出现过这方面的标杆。用局外人的眼光看，也许王微的土豆网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