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的文章，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The Rise of a Fierce Yet Fragile Superpower）。这篇文章引述Lawrence Summers的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毫无疑问，这里关于差距的描述也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作者并无夸大之心，更没有妖魔化中国之心。作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乐观其成之意。当今中国和那时的西欧相比，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时期，而中国因为承接了更多的近代文明成果，奔跑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人。然而，中国转型的终点并没有到来；我们能否真正跑赢200年前的欧洲人，也许还要一个30年再做分辩。但从以往走过的路看，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好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路。30年时间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难以充分展开历史规律的一个瞬间，偶然事变要拉回我们到几十年前的历史时段决非没有可能。但我们竟然在一阵一阵反对改革开放的喧嚣声中挺过来了；逆流而起的浪头没有把我们打晕，我们总是拨正船头迎向正确的航向。我们期盼，再过200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惊叹这一代政治家引领中国这条大船在历史的航道上趟过急流险滩而没有沉没，中国成为呵护人类文明的重要主导力量。为给子孙后代有个好的交代，这一代政治家和各类负责任的社会精英们该在改革道路上慎之又慎。
为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承接了人类文明的什么样的普世价值以至使我们能够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和平崛起”？
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样最重要变化，以至这种变化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积极条件？
一、我们承接了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人类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民族，疆域不论大小，历史无拘长短，只要其告别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未来，必然要尊重人类普世价值，和世界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相反，离开了民族的特色文化，放弃了前进节奏和行动策略，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丧失前进动力，逃脱不了分崩离析的命运。在迈向人类文明的征途上，于坚守人类普世价值的同时，彰显自己民族的特色的积极内容，并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是对一个政党领袖集团的胆识和智慧的考验。
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具体的行动准则。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样一些制度范畴不仅是人类获取自尊、独立和富裕的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福利的组成部分。可以更决绝的说，这些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我们承认，这些制度范畴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当这些历史条件还不具备时，一个民族的制度可以是不自由、不民主的，甚至是奴役性的，但一个民族如果有幸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就必须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告别不自由、不公正、不民主与不和谐的制度，而选择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的制度。一定的历史条件正是民族特色发生和政治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和人类文明结缘、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政党不能迁就自己特色的消极方面，而应积极创造条件，开掘自己的社会资源，果敢拥抱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文明未来。
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在实践上主要是两个互相渗透的制度体系，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它们一个主宰可（货币）交易的领域，另一个主宰不可（货币）交易的领域。中国人有四大发明，而西方人有复式簿记、股份公司制度、保险制度、专利保护制度和财产权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发明，这些基础制度发明的意义决不亚于我们的技术发明。由这些基础制度才支撑了它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家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实际上是这两个制度的复合体。
有人说中国人在秦始皇之后就创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理由是说中国从那时候起就有了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我不敢相信这个话。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财产权从来是弱权利，而官员权利从来是强权利。官权对民财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人身依附关系的核心内容。某些历史时期中国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并不是交易的结果，而是强权兼并的结果。与其说中国早有市场经济，不如说早有官场经济。
建立市场经济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尽管对市场经济的理论演绎来自西方，但西方人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的魔力并在公共领域适应市场经济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为学会适应市场经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不是市场经济的后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的后果。
以远低于西方成本来学习并适应市场经济，既是人类文明扩张带给我们的机遇，也是中国人智慧与勤劳的报酬。我们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幸运得多。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尽管宣称自己已经加入了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但可能连一个像样的电焊工也培养不出来，几乎不能生产出可贸易的工业品；他们有一纸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却陷入部落流血冲突不能自拔，枪支弹药成了政治家登堂入室的选票。我们成了幸运者。至于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自由贸易规则，还成了影响世界市场的贸易大国；至于社会主义，我们将赋予其灵魂的民主政治理念。
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好运气由自然规律连缀成历史的必然性。人性的基本面是不可以改造的，尽管人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可以获得提升。人为了自身福利的提高，必然选择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而市场交换又使人由专业化的生产者成功转变为全方位的消费者。市场交换越是自由，这种转变的效率就越高，人的福利水准也就越高。于是，市场经济制度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有活力和竞争性的制度。市场经济需要秩序和稳定，秩序的维护需要权威，最有效的权威行使者是政府，而最具活力的政府又是民主政府。民主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最基本目标是自由、正义和稳定。民主手段与自由、效率、正义和稳定诸目标相结合，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市场准则。
二、30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最重要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但也许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的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 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国家权力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这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含义。多元化不排斥权威，也不意味着自由化。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到现在，我国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1949年起，政府对全国经济活动实行了集中控制，建立了起了一套“命令经济系统”。严格地说，这不是计划经济。在原苏联的支持下，我国迅速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基础，经济分工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这个社会也有冲突，例如，差不多像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描述的那样，地方和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都有矛盾。毛泽东没有讲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被归结为私和公的矛盾，而“公”总是对的，“私”总是错的。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这不是说这种方式之下不会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代价十分巨大。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些服务业大多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
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特征的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近几年，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用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吉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但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15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4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也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中国地方政府的“违轨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人们知道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有悖于宪法，但乡镇直接选举的成功却捷报频传。就在2004年，江西省的官员在他们那里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河北的一位县委书记在村级村民代表会议上搞制度创新实验，湖南等省正在加紧村级组织的“党政合一”试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并不都是在中央指示下发生的。
对旧秩序冲击的力量最大莫过于中国加入WTO。1989年由8家机构制定的8套改革方案比起WTO章程实在是显得保守和妥协。那个时候，这些改革方案激进到难以被社会所承受的地步；仅仅一个价格闯关就惹了不小的乱子。事过境迁，时代变了，变到10年前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国外贸总额一举突破了1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左右。中国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约束，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要说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莫过于这个变化。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上述国家在农村社会领域财力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采取多种“反哺”农村的措施，使农村干部的社会角色在农民心里有了一定转变，干群关系的改善有了新的基础。其次，国家在农村投入的增加使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有了良好开端，农民开始享受到初步的国家公共服务，由此开始确立农民平等的公民地位。第三，农村社会的开放还导致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大大突破了村庄范围，农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转向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由此产生了对民主法治的强烈需求，从而要求政府服务方式转变变得更为迫切。第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农民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为农村社会稳定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最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进步使农民在更深的程度上卷入了市场化过程，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大大增加，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积极变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多元化发展不会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只有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基础。
多元化的同时也是权威形成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同时在加强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组织程度的提高是通过权威的作用来实现的。分化基础上的每一个设立单元的组织程度也会大大提高，因为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容易形成紧密联系的纽带。
组织程度的提高会增强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提高，组织间信息传播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并引起组织间谈判对话成本的降低，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组织间的对立容易达成妥协。在这个条件下，国家权威更容易中立，而国家权威越是中立，越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也越容易和谐。另一方面，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以后，社会更容易产生立场温和的领袖，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话、妥协的氛围。我的研究和观察证明，群体的组织程度与群体领袖的激进程度成反比，组织程度越高，组织领袖的政治态度越是稳健，社会越容易和谐。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实质上是政治活动领域的高度组织化和多元化。选举和竞选的过程也是社会组织化的过程。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权威将更加稳定有效。
正如不可能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和谐一样，政治的和谐也不可能通过权威的“安排”来天衣无缝地产生。利益关系总在变化，冲突时时刻刻在发生，各种社会集团始终处于利益的博弈中。政治权威必须在政治行动中寻找自己最恰当的行为均衡点。政治家在政治博弈中出牌，要看看牌局中各个博弈者出牌的策略。总体上观察，中央政府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权威，近些年的政治策略越来越表示出立场中立的特征。典型的案例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几大银行不再是资本运作的垄断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20余家国外金融机构组建的QFII已经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面对上市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努力的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在“以用脚投票”的办法参与博弈。政府能根据大量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一事实而始终实行帮助他们圈钱的政策吗？不能。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的政策线移动的轨迹，这就是逐渐由偏袒一方走向中立。
三、改革为什么不能倒退
中国改革事业不能倒退，只能向前。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历史，改革在某一时期可能停顿下来，甚至短暂地出现倒退，但倒退不会有好结果，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是人民的意志和整体利益的体现。人民意志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现实利益的诉求。改革是一种公共行动，纵然老百姓按照理论家的说法会在这种公共行动中通过“搭便车”而坐享改革的好处，但决不可认为老百姓会任凭政治家放弃改革，走回头路。更深刻的理论研究表明，老百姓越是显得一盘散沙，越是对未来的命运无法把握，他们就越是倾向于赞成一种有利于大众福祉的基本制度。即使社会成员被分割进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只要这些利益集团没有哪一家或哪几家与政府有特殊瓜葛，只要政府保持它的公正与中立，利益集团的存在不仅不会妨碍改革共识的达成，反而可以成为稳定推进改革的积极因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成为任何放弃改革、阻碍改革的借口，相反，政治家只能通过不断改革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改革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深度推进经济活动的市场化，逐步发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关爱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自由、民主、公正与和谐，是成熟的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我们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奠定一个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基础，通过分权化的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通过向社会所有居民平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创造社会公正的支撑体系；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才能说我们迈向了和谐社会。若放弃改革，我们所希冀的这些文明制度将荡然无存。
改革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国要走向国际社会必须使自己变得强大，必须给国际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目前，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是大而不强，要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坚守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我们要懂得，尽管国际社会的高端舞台是强国的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面前穷国和弱国不免要受到某种损害，但由强国建立的规则正是强国得以强大的原因。强国所推崇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具有某种普世的价值。我们要使自己强大起来，就必须通过改革大胆拥抱国际社会尊崇的普世价值。我们当然不能抛开自己的特色，但特色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拒绝普世价值的借口；特色只是自己走向国际社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确定前进的日程表，而不能把自己的条件当作历史包袱扛起来不思进取。
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事业不幸出现倒退，这个国家必将陷入灾难之中，她的现代化进程将因此中断。改革的倒退意味着国家出现了占上风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政治势力，其后果是全社会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遭受巨大损失。
我们说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没有出路，并不是说倒退的事情决不会发生；而是说倒退将导致这个国家中断现代化进程，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命运足够地坏，政治家的倒行逆施甚至可能使一个民族走向灭亡。历史曾经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尊重国家主权、拒绝殖民主义的时代，一个国家不再轻易被别的国家所消灭，这使得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政治家有可能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质来抵抗国际文明力量的干预，从而长期把持国家机器。出现这种情况是令人悲伤的。
防止改革走向倒退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好生呵护改革，把握好改革节奏。改革要精心设计、稳步推进，既不搞犬儒主义，也不搞浪漫主义。改革也难免出错，但大错误还是不能犯，免得给那些拉改革后腿的力量提供翻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