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旧作。贴它的理由是，现在仍然可见“狂徒”。

　　
　　在大学教书时，曾接待过一位来自一个大机关的先生，他送我们系里教师一份材料，其中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国内外事务的看法。他来过很多次，要求系里的教授给他写一个鉴定。据他说，同样的材料他已经寄送了联合国秘书长、日本首相、美国总统，也寄送了中国当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记得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说他能够解决世界艾滋病问题和战争问题，但从他的文字材料中丝毫看不出他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据说他的单位秘密地请医生给他作过心理诊断。
　　
　　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时间不长，又见了一位中年农民在一周之内天天“拜访”哲学研究所，随身也是一摞文字材料，同样描述了他所“发现”的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以及据此提出的治国方略。研究所有关人员先是以礼相待，也说过诸如“基础不错，继续努力”的话，同时也表示文稿不能发表。可这位中年农民一定要研究所给出一个不能发表文章的理由，他也做好了“逐条驳斥”的准备。
　　
　　表面看来，这两位先生与常人无异，但讲话与行为的偏执令人惊异。
　　
　　曾读过Ｅ.弗洛姆写的一本书，叫做《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书里分析了各种性格缺陷，也认为那都是疾病，并给这些疾病冠以奇怪的名称。但通俗说来，人类所患的最普遍、也最可怕的是心理疾病是狂妄。狂妄的特点是极端执着地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对周围人群有强烈的控制和支配欲望。狂徒不见得总要去犯罪；他们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和既定的制度有相当的亲和力，只是有可乘之机时，他们才显示可怕的病患心理。他们一旦有了这种机会，会给自己的残暴行为找出一个辩护的理由，比如，他们可以用所谓“多数人”的利益来剥夺“少数人”的利益，而最终倾向于把一切人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弗洛姆说（中译本395页），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有成千上万的希姆莱（纳粹分子）。从整个社会来说，在和平时期他们造成的损害并不大，不过切不可低估，有许多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但当破坏性的力量与恨意蔓延整个政体的时候，这些人就变得极端危险；他们是那些热衷为政府服役，为它执行恐怖、残害与屠杀的人。许多人认为我们可以远远认出潜在性的希姆莱，实则大错。这话是警世之语。
　　
　　对生活中的狂妄之徒如何安置是一个大问题。善良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善良感化狂妄之徒。我说的善良的人大体是指守规矩的人，比较传统的人，而不是说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善良的人一般是“厌恶风险”的人，而狂妄之徒多是偏好风险的人，由于制度不可能绝对完善，狂徒在与一般人交往中容易占上风。一个制度的不确定程度越高，生活中的风险就越大，狂徒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越发如鱼得水。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制度搞得不给狂徒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所以狂徒总不会绝迹。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狂徒的行为会受到很大制约。
　　
　　对付狂徒的制度不可能是“未雨绸缪”，用什么办法把他们控制起来。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的话，那可能不是善良的人控制狂妄之徒，而是狂妄之徒控制善良的人，所以，“控制”不是好办法。凯恩斯这位天才学者老早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在那本著名作品的末尾，提供了一个解决狂徒问题的办法，说来简单，办法只是发育一个竞争性的商业社会。他说，这类狂徒如果去从政，他们便要奴役别人，不如让他们去做赚钱的事情，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金钱的奴隶，社会也就安定了许多。
　　
　　狂徒会不会在商业社会也去奴役人，而不是像凯恩斯说的那样仅仅自己做金钱的奴隶？我看他们也免不了有一种控制他人的欲望。雇佣成千上万劳工为自己的利润而流汗，那是何等的满足！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人的控制充满了罪恶，对此我们无庸讳言。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商业社会与政治市场在结构上的差异，狂徒在商业社会会受到较为有效的制约，使他们甚至有可能看起来像绅士。道理很简单，在通过商业社会控制人之前，先要服从生产的技术规律，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本的随意性。但在政治市场上，狂徒的成就感来自对人的直接控制，而狂徒往往会以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来改造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人，这就很不妙了。政治市场的信息又极容易隐蔽，狂徒便平添了一份控制他人的资源，灾难就更容易发生了。有时候即使有选举制度也不能制约狂徒，希特勒的纳粹党不是靠选举上台的么？
　　
　　还有人会说，类似足球这样的体育赛事，也可以缓解社会的紧张，包括它的狂徒注意力的转移，这也许有道理，但它对社会和平的贡献恐怕远远比不上商业社会的作用，因为后者可能发育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最害怕的是政治市场和商业社会纠缠在一起，让一部分人在两个市场上都如鱼得水，大捞好处。让人们去自由地挣钱，政府只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制定和维护商业规则，便意味着人类文明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