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一个早上,我跟女儿边走边聊.说：“我这人胸无大志，小姨把丫丫弄到国外定居，自己住空巢，我宁可这样手拉手逛街！”
话音刚落，对面有人低喊一声：“小心你们的钱包！”
我慌忙低头一看，手臂挎的书包拉链被拉开了，伸手一摸，钱包没了。我立即蒙了。钱包里有钱，身份证、银行卡，机场积分卡等。如何是好！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头四望，周围平平静静，提醒丢钱包的人不见了，掏钱包的人更不见了。
我傻眼了，问女儿：“怎么办？”
“先到银行挂失。”女儿说。本来到银行办事，成了挂失！
我在那儿挂失，女儿就给哥哥打电话。一会儿，儿子赶来了。问过情况，就瞪起大眼连珠炮般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出来办事不能多带现金；银行之间可以免费转帐；身份证不能和银行卡放一块儿；不能用带拉链的提包，得用翻盖的包。你看我的包！你怎么连这点儿常识都不知道哇？”
我立即朝儿子大吼：“走开！我正一肚子火呢，你倒教训我？”
我擅长跟先生、跟儿子不讲理。丢了钱包迁怒于先生？没理由；迁怒于女儿？不舍得。只好囫囵吞枣地朝儿子发火。
儿子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态瞅我，说：“算了,小偷也得过年啊.咱们到丢钱包的附近找找吧。一般小偷把钱拿走后会把钱包丢进草丛，垃圾箱。”
找几遍没找到。儿子说：“到派出所报案吧。”
户口所在的派出所的人说：你到丢东西地界的派出所；到丢东西地界的派出所，又问：路南还是路北丢的？路南？到另一个派出所！
终于找到“正头香主”，仔细问过，记录，所讲属实？按手印。
我问：“可能是什么人偷的？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能找回来吗？”
回答是：可能是“新疆小孩儿”干的，这帮小孩连汉语都讲不好，抓到怎么办？教育教育放了，有的联防人员干脆揍几下。钱包可能顺手丢到垃圾箱或厕所里了。
我立即很不自在。我曾在维吾尔和哈萨克朋友的家里、帐蓬里做客，那是些多么豪放、单纯的阶级兄弟，他们的孩子应该唱着“天山南北好地方”跳舞，怎么能干这个？是什么人造成的悲剧？这么老远跑来干这事？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他们平时怎么吃饭？住哪儿？小小年纪离乡背井、吃不好睡不好，他娘老子不心疼吗？被人抓住再揍一顿？太可怜了！
女儿晚上打电话说：胖妈丢的钱，有人该赔偿。谁？“领导”。
女儿把公爹开玩笑唤为“领导”，我也跟着叫。
我忙问：“为什么？”
女儿说：“领导”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他被偷走两千三百块钱，早上起来，就把钱从外口袋转移到里口袋了。
怪哉！“领导”梦中丢失的数额，跟我实际被偷，一分不差！
这真成聊斋故事了。
晚上躺在床上一个劲地想：啥事儿这是？我们坐飞机需要身份证，坐卧铺得看身份证，把身份证看成眼珠子一样的东西，怎么毫不相干的人，他就拿到我的身份证随便处理？难道真丢到哪个厕所里啦？多脏啊？我睡不着了。
到派出所重新照相做身份证，女民警笑称我是“常见的熟人”，我像祥林嫂说“我真傻”一样重述一遍失窃的过程，笑道：“他们记录完了，我还像杨白劳一样按了手印呢！”
女民警大笑：“马老师，你怎么丢了钱包比捡了钱包还高兴啊？”
我也大笑：“幸亏我这人没心没肺！不然真气死。”
跑几家银行挂失，办临时身份证，忙了三天。白天瞎忙，晚上还是琢磨，我的宝贝身份证在哪儿？
第六天晚上，电话响了，是同宿舍的纪老师打来：“马老师，你丢钱包了吗？”咦，他怎么知道？没等我问，纪老师说，“我母亲到楼下散步，在咱们院子小花园冬青树底下捡到个钱包，拿回来一看，有你和牛老师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老太太说，快打电话！”
我真有福气，我的两位母亲都不在了，居然又有别人的老母保佑我！纪老师的八十老母还能自己到楼下散步，走累了，坐在花坛边休息，低头一看，咦，那边是什么？她老人家用拐杖拨拉出丢在草丛中的钱包。
我拿回了丢失的钱包，现金当然早被小偷拿走，其他一样不少。
从我丢钱包的地方，到纪伯母捡钱包的地方，足足要走两公里路。这位小偷居然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我的宿舍，还细心地丢到大家散步经常经过的地方！看来他希望身份证等尽快回到我手里。
我很受感动。这可真是“盗亦有道”！
先生说：“看来这是位职业小偷，还是位讲究职业道德的小偷。”
恰好女婿来送花。“领导”每年都送我花，今年是美丽的蝴蝶兰。
我笑道：“是‘领导’给我的被窃赔偿吗？”
女婿说：“是春节的礼物。”
我笑道：“‘领导’拐走我宝贝女儿，就送盆花吗？”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花确实漂亮。这几天，经常有学生、同事、亲朋来送些温馨的小礼物。我感念大家。千里送鹅毛啊。
我甚至也感念亲自把钱包送回来的小偷。有此一善之念，此人就不是真正的恶人，希望他新的一年找到有尊严的、收入稳定的工作，用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不要再用“第三只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