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旗帜，激励了几代人为之努力和奋斗，也推动中国逐渐走上富强民主的道路。从根本上看，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保持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职能。正是由于中国改革没有先例可参照，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因此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免不了会偶尔偏离大方向，这也是历史螺旋式发展的特征。每当此时，就需要我们展开关于改革的大讨论，通过理清思路、统一认识，而重新找准前进的方向与道路。

进入2008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反思教训的时点。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当前还谈改革开放问题，似乎有些过时了，这种思路是贻害无穷的。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始终面临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如在美国，既有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构想、增强政府保障职能的时期，也有当前小布什总统试图以市场化、私有化方式来改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阶段。只有根据一国国情，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之路上不断探索，才能促使社会走向文明和现代化。

之所以说当前需要进行新的改革大讨论，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突出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对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改革的大局观和历史使命感逐渐弱化，可能成为部门利益争夺的工具。回顾改革历史，有一个成立于1980年的特殊机构，它叫体改办、再叫体改委、然后又叫体改办。到2003年3月，配合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体改办被正式撤销，也结束了其推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历史。然而，与此同时，在国家计委变为发改委之后，并没有人们预想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结束。近年来，从项目控制、信贷控制到价格控制，久违的计划手段似乎在全面复归。姑且不论具体政策选择的合理性，但几十年前的教训确实表明，计划经济总体上弊大于利。事实上，要持续推进中国改革，必须要有如体改办这样没有具体权力利益的机构来主持，因为其最大的部门利益，就是完善市场经济改革。否则，在经济社会仍然由政府主导的情况下，最终就会出现普遍以“改革名义”争取部门利益的状况。

其次，日益明显的“体制复归”，呈现出不对称特征，即政府权力的复归，并没有伴随政府职责的同步复归。我们看到，“体制复归”既是因为改革方向的问题，也是由于许多公众希望能够重新获得计划时代的政府保障。然而，从最能反映政府权力的财政来看，所谓“体制复归”却体现出明显的单边特征。一方面，以当前占GDP的20%左右的财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达76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以及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实际控制财源的比重，恐怕也已接近了1978年约31%的水平。另一方面，仔细看一下财政的民生贡献，许多并未出现明显改观。如1998年的教育、科技、医疗支出比重为19.95%，2006年变为18.37%；1998年支农支出占比5.8%，2006年只有5.4%。值得欣慰的，是社会保障支出，从1998年的5.5%增到了2006年的10.79%，但也不足以支撑失业、贫困和老龄化的福利需要，并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可能会陷入走极端。在住房、医疗、失业等计划时代的保障都抛向市场之后，相应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对此，对政府的民生保障职责进行适度“体制复归”是合理的，而财权的单边“体制复归”，则令公众难以信服。

另外，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基本职能还存在模糊性，需要从“政策化”转向“制度化”。目前政府多次强调要重视民生，并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发展和谐社会的核心环节。除了在政策理念方面贯彻，更需要把政府的民生倾向予以制度化，用法律形式来明确在重视民生的政策口号下、政府需履行的各项具体职责。最重要的，是应该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公民平等权利和其他经济权利，以此作为民生立法的基础，此外各项民生基本法律也有待完善。在社会转型中，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通过推动立法来帮助弱势群体，提升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长远来看，政府只有给自己戴上这样的“紧箍咒”，才能最终达到社会共赢的局面。

最后，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更加明显，如果缺乏利益协调的“润滑剂”，则可能引发爆发式的社会动荡。因此，我们急需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制衡机制，一方面明确社会中上层利益的正规表达途径，防止其只能通过设租寻租、权钱交易来腐蚀政府肌体，另一方面为社会下层提供合法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约束社会不公，使弱势群体变为强势，参与社会分配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这样，才能促进各种社会力量平衡发展，缓解社会冲突，避免改革成果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