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黄河流域广袤的土地上，我们的先辈留下了奋斗的足迹，创造了璀琛的文化。
第一节 古老而年轻的河流
黄河是一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流。所谓古老，是指黄河的孕育、诞生、发展经历了百万年的漫长岁月；说它年轻，是指现在的河道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仍然像一位年轻、健壮的母亲，辛勤地哺育着众多的儿女。
一、黄河的形成与发育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到底是在什么年代形成的呢?为了查清楚黄河的出生年代，地学家和考古学家运用多种先进的方法，进行了多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得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黄河发育于150万年以前，由地壳运动和侵蚀、搬运、堆积等共同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形成。
"沧桑巨变"是比喻人世间变化巨大，原意是说茫茫大海变成了农桑之田。黄河从远古走到今天，虽然还不是沧海桑田，但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距今150万年以前，在地质学上称为第三纪和第四纪的早更新世年代，那时，在现在的黄河流域内，有许多古湖盆。大约距今150万年至110万年之间，在先前的那些古湖盆的西边，又出现了古扎陵湖、古鄂陵湖和若而盖湖；今天的渤海，在当时也是一个内陆湖盆。这些湖盆都是当地河流的归宿，湖盆相互之间并不连通，只是形成各自独立的内陆水系，但它们的形成与发育，已经在孕育着伟大的黄河。
距今115万年至10万年之间，黄河流域发生了剧烈的地壳运动，湖盆之间的隆起带明显上升，河流急剧下切。强烈的地质活动不但使早期古河道加深加宽，同时水流本身巨大的溯源侵蚀作用，使早有的断断续续的河道逐渐贯通。在距今50万年至10万年之间，黄河流域内除个别古湖盆还单独存在外，其他的则由于黄河古水文网络的形成，河流纷纷归入大河，黄河基本贯通，黄河河道也基本上定型了。可以说，黄河孕育于距今150万年以前，在距今50万年至10万年之间初具规模。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古代人不知道黄河的源头，也不知道黄河发育的历史渊源，认为这气势恢弘的大河来自主宰人类命运的上天，奔腾东去直到天之尽头的大海。他们认为这一切自古如此。实际上，黄河奔流入海的历史也是有据可查的。
在距今10万年至1万年之间，黄河流域内的大部分古湖盆都已消亡，逐步演变成为上下贯通的黄河。同时古黄海西侵，在今天津以东形成了古渤海，从此，黄河自天津湖入渤海。在这个地质过程中，黄河的水流侵蚀力不断地对河床发生作用，在地质作用中上升的河段，水流侵蚀力使河床不断刷深，而下陷的河段又不断淤积抬高，日复一日O在大约距今1万年时，古渤海又两次西侵至今运河附近，海平面的抬升，使黄河水不能继续顺畅地东流入海，而在大陆上泛滥肆虐，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和禹王故道。
二、下游河道的变迁
正如历史的脚步没有片刻的停息一样，黄河也是在不断运动中发育的。进入有籍可考的年代后，黄河仍在不断地变化，俗话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有些夸张，但形象地描绘了黄河河道频繁变迁的情景。黄河河道的变迁，在上、中、下游均发生过，但上、中游河段的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的影响不是很大。黄河河道重大而频繁的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
由于水少沙多，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长此以往，河道被淤塞，河水不能顺畅下泄，只好"另辟蹊径"。历史上对黄河决口改道的记载很多，但专家们把黄河河道的重大变迁归为5次。
据历史文献考证，从公元前602年到中华民国年间，黄河大致沿着北、中、南3个方向的路线，交替入海。北路，从马颊河以北至天津入海，大致有670年；南路，即在现行河道以南夺淮河入海，大致720余年；中路，即沿现行河道于山东利津附近入海。总历时1211年。
历代黄河在大平原上变迁，大量泥沙淤积，凡过去黄河行经的故道，都成为一条高出地面的沙带，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古黄河迁徙所留下的痕迹。
（一）禹河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发生大洪水，泛滥于天下。后来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分为"九河"，导流入渤海，平息了水患。在我国，"九"是极言其多，而不一定是说有九条河流。最早记载黄河的地理著作是《尚书·禹贡》和《山海经》，这两本书中对远古时期黄河的描述与今天的考古发现大致相符合，都认为在夏、商、周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呈自然状态，低洼处分布着许多湖泊，河流串通了湖泊后，分为数支，在平原上散漫游荡，同归渤海。
《尚书》，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汇编性著作，《禹贡》是其中的一篇，作者不详。现在人们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用自然分区的方法记述当时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大禹治水以后的行政区划制度。它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籔泽、土壤、物产、贡赋和交通，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后人把《禹贡》中描述的黄河河道，称为"禹河"或"禹王故道"。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地质条件的分析，古黄河在下游漫流期间，沿途接纳了由太行山流出的大小支流，它流出今孟津后，经现修武、获嘉、新乡、卫辉、淇县、汤阴及安阳、邯郸、邢台等地的东侧，穿过大陆泽，散流入渤海。
(二)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河道
研究黄河的人，把"禹河"视为有资料记载以来最原始的河道，而最早一次大的河道变迁发生在公元前602年，就是周定王五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迁往今洛阳东边，中国的经济中心从黄河中游向下游方向转移。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周王朝各个诸侯国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在几百年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各领风骚。这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黄河是一条有益也有害的大河。他们在筑堤防洪的同时、，着手开发被河水淤漫的滩涂。堤防工程的修建使得黄河改变了洪荒时代漫流的状况，在堤防约束下，散漫于平原上的河流逐渐合而为一。
堤防的约束，使河流就范，但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致使河床不断抬高。周定王五年，黄河在黎阳宿胥口决徙，主流由禹王故道的东北，经现在的濮阳、大名、冠县、临清、平原、沧州等地在黄骆流入渤海。这条河道一直维持到西汉时期，历经600多年，被称为西汉大河。
西汉时期，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人们开始在堤内再修堤防，并在滩地内耕种，建造房屋，比战国时期更为复杂的河道、更加曲折的堤线和更为显著的地上河，都增加了黄河决口的可能性。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溃水向东南冲入巨野泽，泛滥入淮。泛流20余年后，口门才得以堵复。之后小的决溢不断，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洪水在冀鲁之间泛滥近60年，造成了黄河的第二次大改道。
(三)东汉至隋唐黄河
东汉河道保持了近千年，其间王景治河对保持流路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69年，汉明帝派王景治河，将河F分流，并自豪阳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筑堤千里，加之采取了一系列配套的河道治理措施，稳定了流路，新河顺畅入海。
这一时期，黄河经今濮阳、范县及高唐、平原，在利津一带入海，河道被称为东汉故道。这条河道，历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北宋时代，晚唐和宋朝初年，黄河又在濮阳、滑县之间决溢频繁。
(四)北宋黄河
北宋，是黄河灾害日益严重、河道变迁十分剧烈的一个时代。古人说"黄河清，圣人出"，可见，人们是把黄河的安澜和政治的清明联系在一起的。北宋时期，建都开封，黄河下游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黄河与统治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宋王朝对黄河的治理相当重视，当时的朝廷重臣欧阳修、文彦博、苏辙等都提出过治河主张。人们进行了深入的治河探索，发展了埽工等堤防工程修筑技术，还开始了放淤改土的实践，把黄河水沙综合利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一时期，由于河道淤积，河患明显增多；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日益强大，北辽的入侵成为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黄河治理之策常受到军事的影响，增加了是否能以黄河为天堑、遏制南犯之敌的内容。
在宋代前期，黄河大致维持了东汉时的流路，后期河道淤高，险象丛生。1048年，黄河在濮阳商胡埽决口，改道北流，夺永济渠从今天津入海，这便是历史上黄河河道第三次大的变迁。
之后的十余年间，黄河又多次发生决溢，朝中的治理主张也多不一致，与政治上存在"主和派"与"主战派"一样，在治河问题上，也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方主张回河东流，一方主张让黄河改道北流。在这段时间内，大河一直在以上两种主张的影响下摆来摆去。
(五)金元至明清黄河
1128年，金兵南下，南宋边防告急。11月，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在黄河南岸汲县(今卫辉市)与滑县之间(关于这次改道的地点，还有其他说法)掘开堤防御敌。但是，以水代兵的方法往往是愚蠢而无效的，冲出堤防的洪水不仅没有阻挡住金兵南进的步伐，反而使黄河南泛夺淮入黄海，造成了又一次大改道。
在黄河夺淮的700多年间，江苏淮阴以上，河道摆动频繁，淮阴以下淤积严重，河口延伸迅速。自明代永乐定都北京以后，发展漕运，治理黄河以保漕运为主要目的，明代前期修筑堤防时曾一度重北轻南，15世纪初黄河在郑州以下于南岸分四路入淮；1495年，为防黄河北犯滑运，又在黄河北岸加修了太行堤，从此，河势更加趋向南边。
1546年以后，开封至砀山之间修建了南岸堤防，大河有了固定的河道，黄河经今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涟水入黄海。这一流路一直延至清代后期，今称明清故道。
(六)现行河道
1855年6月，黄河在铜瓦厢(今兰考东坝头)决口，主流先流向西北又折向东北，冲决张秋运河，直接危及统治者利益。清政府在决口之初就拟兴工堵口，但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清政府竭尽全力镇压，实在无暇也无力顾及河决之事，咸丰皇帝下诏暂缓堵合，从此黄河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这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大改道。
黄河决口后，由于铜瓦厢以下河无定槽。至同治初年，清政府才劝谕各州县自筹经费，在新河两岸顺河修筑民埝，以防淹漫。大约在1885年，朝廷修建的新河堤防才陆续建立起来。
新河形成后，铜瓦厢以下河道溯源冲刷，河床下切，此时河南境内很少出现决溢。1933年一次大洪水，河南决溢多达50余处。此后，河南黄河决溢逐渐增多。
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堤防，全河夺流改道，从沙河、颍河入淮河，黄河在豫、皖、苏泛滥长达9年。1947年6月15日，花园口口门堵复，黄河回归故道。
从铜瓦厢决口至今的140多年来，除1938年人为扒口改道的9年外，黄河一直经濮阳、范县，至张秋穿过运河入大清河，在利津入海。铜瓦厢改道后，由于水力溯源冲刷，铜瓦厢以上两岸变成了高滩，形成了较为有利的河床。自1947年黄河归故迄今，已安流50余年，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在下游又加重了地上悬河形势。但如果与历史上长达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河道相比较，现行河道仍是一条年轻的河道。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摇篮
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
在诗人的笔下，源远流长的黄河被颂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人类学家，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作为这两个美称的注释，黄河流域以为数众多的古代文化遗迹，由远至近、系统地展现了我国远古人类延续发展的漫长过程，清晰地描绘出人类进化的轨迹，记载着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进程，证明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为什么人类会在这里首先出现并繁衍生息呢?这是由黄河流域适宜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现在的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而远古时代，这里的气候比今天优越得多。那时，亚热带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黄河流域的中游、关中盆地一带都属于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这个区域内，光照时间比较长，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天气晴朗，充足的阳光可以充分地满足农作物光合作用的需要。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此时正值全年气温最高的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恰当的温度和降水组合，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冬季不太寒冷，夏季不太炎热，分明的四季又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
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这里土壤肥沃，为发展原始农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古代的黄土高原，草本植物生长得很茂密，土壤中腐殖质含量较高，腐殖层较厚，而且黄土结构也比较疏松，对于使用石器等原始生产工具的古代人来说，比较容易耕种。《诗经·大雅·生民》中有："诞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意思是后穰种植庄稼，好像有神人相助，除掉繁茂的野草，使之长出金黄色茂盛的庄稼，生动地描写了周人先祖后穰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获得丰收的情况。
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森林茂密，种类繁多的野兽和人类共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攻击野兽，把战利品当做食物，用兽皮缝制衣裙，蔽体御寒，而深厚的黄土质则给人类提供了躲避野兽和挖洞穴居的条件。黄土高原的分布面积和黄土厚度都居世界之冠，其厚度各处不同，一般为100-200米，薄处也有几十米，它具有较好的直立性，易于挖洞，洞内冬暖夏凉，先民们在黄土中挖掘洞穴，避难藏身，繁衍生存。现在黄土高原上仍然存有许多窑洞和天井窑院，虽然现在人们的居所远胜于当年茹毛饮血的祖先，但黄土地古老而优越的印迹，仍然告诉我们祖先当年生存的情形。
水是生命的源泉，逐水而居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作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水源，黄河与黄河流域成为我们祖先的自然选择。
二、民族的起源
由于黄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从远古时代起，黄河两岸就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所在，黄河抚育着中华民族从一棵幼芽成长为校繁叶茂的大树。
据考证，大约在4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聚居着许多血缘氏族和部落。相传最早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
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的姬水。黄帝是有熊氏，又号轩辗氏。随着这一部族势力的发展壮大，它逐渐地向南面和东西迁移，定居在黄河中游我们今天泛称为"中原"的地带，成为这里一支显赫的势力。他们的活动影响深远，后世这一带的居民，都尊黄帝为自己的直系始祖，尧、舜、禹都是黄帝氏族的子孙，因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人"，现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这里看做是自己的根。
与黄帝接邻的是炎帝部族，最初活动在今天中游渭水流域的姜水。姜水在今陕西歧山以东。炎帝号神农氏，传说神农氏种五谷、制陶器、尝百草，因而可以断定炎帝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部落也不断扩大，部落间为了土地和食物，不但相互交往、分化组合，而且不断进行战争或联盟。
《淮南子》记载了发生在共工和顿硕之间的战争："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不周山就是传说中撑天的柱子。共工力撞不周山，撞折了撑天的柱子，撞断了系地的绳子，天向西北方倾斜，日月星辰都跟着移动，地的东南角下陷，河流尘土都向东流去。
最后，颛顼所属的黄帝部落击败炎帝部落，夺取了盟主地位，炎黄两族便逐渐融合，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与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和苗族相互融合影响，共同发展黄河两岸的经济文化，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相传夏、商、周的祖先也都是黄帝的后裔，他们自称"诸夏"或"华夏"，也称"华"或'夏'。由于中原地区是华夏族的发祥地，而古时候，人们认为中原是四方的中心，就又把这里称做"中华'。华族是汉族的前身，所以现在的汉族人都把黄帝奉为始祖，而称自己为"炎黄世冑"，"华夏子孙"；后来，"中华"就成了整个中国的代称。而黄河流域被后代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当之无愧地被称做"母亲河"。
第三节 灿烂的古代文明
勤劳勇敢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创造了璀琛的古代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去追寻、去品味。
一、远古文化遗存
据黄河史志专家考证，历史上黄河下游变迁的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所以，我们在考察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时，"黄河流域二的地理范围就远比今天的79.5万平方公里更为广大。
（一）古人类遗址
循着黄河流域远古的蓝田人、北京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的足迹，考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灿若群星的古人类遗址，我们犹如倘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河中。这些古人类文化遗迹，数量多、类型全、总体水平高，延续发展、由远及近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童年发展过程。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人类至少在二三百万年以前就在地球上出现，在2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发展阶段，这三大阶段的远古人类化石在黄河流域均先后被发现。
在黄河流域，直立人最早的化石以陕西蓝田猿人为代表。1964年，在出产美玉的陕西蓝田，考古人员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定名为"蓝田人"。这种生存在距今100万-150万年前的猿人，是迄今已知的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他们能够直立行走，并能用天然石块打制简单的工具。制造工具，是人类告别动物所迈出的关键一步。
人们从发掘出的化石认定，蓝田人生活的地区，当年气候湿润温暖，山前水草丰美，山上林术郁郁葱葱，与蓝田人同时生存在这块红土上的，有剑齿虎、野猪、大熊猫、鹿、猴等大约30余种动物。蓝田人的出现拉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序幕。
在距离蓝田人栖息地数千里之遥的华北大平原北部，"北京人"及其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它的发现，为"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可靠的标尺。从70万年以前开始，"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长达数十万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年代里，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不仅普遍使用石器，还制作骨器；而且具有控制火的能力，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动物式进食方式。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的生产、劳动、群体组织和语言都得到了发展，适应环境的能力日益增强。劳动，使他们与那些同祖的兄弟，留连林间树上生活的猿类分道扬镰，并远远地把他们抛在后面。
"大荔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都是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早期智人。大荔人生活在20万-3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县，他们的嘴部不那么突出，脑量也增大了，世界上属于这个时期的完好的人类化石，十分罕见。1978年，考古学家发现大荔人，在黄河流域远古人类活动的链条上，补上了重要的一环，使黄河流域古人类活动呈现出连续的画面。"丁村人"，大约于10万年前生活在山西襄汾县丁村附近，他们在汾河岸边利用河边滩地上的砾石，加工成各种工具，捕获山林中的野兽，采集可食植物以维持生活。山西高阳县的许家窑人，与丁村人生活环境和发育状况大致相同。
在距今3万-5万年的黄河支流元定河上游萨拉乌苏河边，生活着著名的"河套人"，呈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过渡形态。河套人以从事采集和狞猎为主要经济活动，他们使用的石器已经非常精细，主要为尖状器、削状器和雕刻器等，他们的体质已经接近于现代人，此时的社会形态处在母系氏族公社形成过程中。在黄河流域内的山西沁水下川，陕西蓝田的涝池河，甘肃环县的楼房子、刘家窑，庆阳的巨家塬和镇原的黑土梁等地，都发现有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与北京猿人同处一地的山顶洞人，是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山顶洞人生活在大约18000年前，他们继承了猿人时代以来长期的经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产技能，不断改进打击和修制石器方法，能根据不同的需要打制各种类型分明的石器。比如狞猎的工具，就分成捕杀、切割和剔挖等不同的种类。他们利用这些工具，捕获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中的游鱼。山顶洞人由此获得了空前丰盛的食物。除此之外，山顶洞人还能加工精致的骨器和角器。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遗址曾发现了一根骨针，这根骨针不仅工艺精巧，它还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说明山顶洞人已经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开始脱离赤身裸体的蛮荒时代。
黄河流域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完整性、系统性，是我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而位于山西省芮城县的西侯度文化遗址的发现，则把黄河流域出现人类活动的时间上限再次上提到180万年以前。
(二)远古文化遗迹
与完整的人类发展轨迹相对应，黄河流域远古文化遗迹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其系统性方面，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最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心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以及汉水中上游，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北达内蒙古河套地区，西抵甘肃境内渭河上游，东接山东。仰韶文化时期，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繁荣阶段，因为这一遗址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所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河南省渑池县，这处曾因发生过"完璧归赵"故事而载入《史记》的诸侯会盟地，1923年，又被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写入《中华远古之文化》这部重要著作里。1921年至1923年，安特生对仰韶村及渑池县其他村庄发现的同一时期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和陶器残片进行研究，认为这些遗址便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将它们称为"仰韶文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安氏指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后来，考古人员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同样性质的遗址100多处，如陕西西安半坡村、甘肃临洮马家窑以及山东滕县的大汶口等。
陕西省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可以作为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文化以房屋建筑为主，半坡人已经把他们的建筑分为房屋、墓 坑和窑场，他们用木棍和草泥建成的房屋虽然简陋，但已经摆脱了漂泊无定、穴居洞藏的处境。半坡人的制陶技术也相当成熟，氏族中能工巧匠创造出的陶器，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在数千年以后，仍是具有巨大感染力的艺术品。在这里出土的人面网纹陶盆，形象古朴生动，充分地体现了半坡先民的审美情趣；以红色为主的彩陶图案，更是表现出当时人们日趋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源自生活的审美取向；而制陶工具--陶轮，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一种手工机械。如今建造的半坡博物馆，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直观的场所。
仰韶文化时期，属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结构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村落中已按照血缘划分出不同层次的组织，人们也出现了显著的等级差别，并有祭祀活动。已经能建造房屋，开展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栗的种植也已经相当普及，人们还会饲养家畜。
如果我们把仰韶文化时期看做是黄河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期，那么，处于枢纽位置的黄河中游就宛如一个熔炉，在它的影响 下，分布在广大黄河流域的原始居民，在人类社会早期的经济活动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的一致性，是令人惊讶的。
继仰韶文化而起的龙山文化遗址广泛地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早期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为代表，晚期在晋、陕、豫、鲁均有表现。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开始由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1928年，在山东济南章丘附近发现了一处"一部深藏在黄土垄中的""古代史迹"(《平陵访古记》--吴金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与这处遗址隔河相望的是龙山镇，于是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而与它同时期的河南、陕西、山西的文化遗址则分别被称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山西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较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黄河流域以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空前发展，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大提高。 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一个面积约为4平方米、深约1.4米的窖穴里就藏有1立方米多的粟。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除种植 粟黍之外，还种植小麦、水稻，以及油菜、白菜等蔬菜。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出现了耒和石镰、蚌镰。制陶、制玉等手工业生产开始专门化，陶轮被普遍使用。这时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造型优美典雅、薄如蛋壳，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建筑营造技术也有提高，并掌握了打井技术，开辟了新的水源。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给龙山文化时期的氏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加剧，出现祭祀和占卜，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进入父系社会。这是原始社会的尾声，人类社会的发展距离阶级社会只有一步之遥了。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遗存，像是一部史书，它记载了我国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处处人类遗迹，宛若一幅幅连环画册，向我们述说着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何艰难地繁衍生息，如何在劳动中推动着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发展。
二、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文明史总是与水相依而生。逐水而居，不仅是游牧民族的专利，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一条与国家兴衰 密切相连的生命河，在我国，这条生命河是黄河。黄河流域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 政治中心
早在大约4000多年前，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就在黄河流域立国建都。从夏王朝建国(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北宋，大都在 黄河流域建都。夏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郜城镇。夏启之子太康都斟寻，在今洛阳平原东部，汾河东部的翼城附近，世称"夏墟"。 殷商以前曾6次迁都，这些都邑的地点，亳 (今河南商丘北)、嚣(又叫傲，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南)、邢(又叫耿，今河南温县)、庇(今山东梁山)、殷(今河南安阳)都在黄河两岸。我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均在黄河流域或黄河沿岸。
位于渭水之滨和关中盆地中部的西安(古称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这里河流众多，历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自西周、秦汉乃至隋唐，先后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历时长达千年。位于洛河北岸的洛阳，自东周起，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定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黄河下游平原上的开封(古称汴梁)，从战国时魏惠王迁都这里起，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以及金后期的京都均设 在这里，先后历时也有200多年。还有元和西夏等少数民族先后在银川建都。
纵观历史，在华夏民族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封建王朝兴衰更迭频繁，大多选择了在黄河流域建立国都，这是与黄河流域适中的位置、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分不开的。 黄河流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炎帝、黄帝、蚩尤之战；春秋战国时的濮之战、长平之战，秦末楚汉鸿沟之争，东汉官渡之战等，都相继发生在这里。
(二)民族融合
追溯历史，民族的融合是我国人口的迁徙和我国各族人民为了谋生、追求耕地、经商、或在反抗斗争失败后为了躲避统治者的 迫害，不断地向其他民族地区迁徙的过程。各族人口的频繁迁徙，使我国早已存在的民族杂居局面变得更加广泛而普遍。许多民族 交错杂居，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之内，频繁的接触和互相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据史料记载：元、明、清三代的大统一，消除了以往分裂时期的彼疆此界，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人们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许多少数民族人口迁入中原内地，也有不少汉族人口移往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三)最早开发的农业区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黄河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遥遥领先。劳动人民在农田的耕作中，不仅对耕作的工具和技术进行了不断 的更新和改造，还在农田水利灌溉的工程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的修建为农业生产的日趋发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小雅》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时期，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
从秦汉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发展迅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关中、宁夏平原以及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
由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是这个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这里的农田水利建设一直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先后修建了引 泾、引洛和引渭3个系统的灌溉工程，形成了较完整的灌溉网络。史书中，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的记载。引泾灌溉工程最早始于郑国渠的开凿，郑国渠的修建，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发展，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对于后来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通过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又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800 里秦川形成了庞大的灌溉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因此，关中成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河流域广大民众，一方面与黄河水患抗争，一方面又利用黄河水，发展农田水利，并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和影响。河套地区、宁夏地区结合屯垦戍边，引黄灌溉工程规模宏大。黄河的支流湟水、洛河、渭河、汾河、沁水、丹河等流域，引水灌溉也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保证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给，历代的漕运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以京都为中心、以黄河为骨干的航运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汉代兴建漕渠，沟通了西安与黄河的航运，并对水道的梗阻河段--"三门天险"，进行了多次整治。东汉时期，修阳渠水道，引洛水沟通汴渠，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达齐鲁，南通江淮，西至关中的漕运网。宋代建都开封，汴河、金水河等四大漕渠横贯全城，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这里经商和进行友好交往，当时的东京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从秦代到宋代，黄河流域，主要是中下游广大地区，一直是我国发达的经济区域。
(四) 科学技术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北宋以前是全国的重心，特别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铁制农具广泛使用，牛耕流行，耕作技术不断改进。两汉时期的《汜胜之书》，主要记载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关中地区劳动人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验。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反映了那个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及耕作技术的提高。该书对在干旱地区如何整地、中耕、保墒，如何保护、提高地力都有精辟的叙述，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稻栽培技术也有详尽的记载。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时令受到了先民们的关注。他们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规律，结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时令，把一年二十四等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长期以来，"二十四节气"是黄河流域(含以北地区)安排农事的时间依据，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河两岸也是我国古代冶炼技术发祥地和发展的中心。商周时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黄河流域还是我国最早最广泛开发利用多种能源的地区。黄 河两岸的先民们，很早就懂得利用畜力、风力、水力，并制造出相应的机具。如"风力水车"、"龙骨水车"等。
远在周代，黄河流域就出现了用青铜器制成凹面镜称为"阳燧"的器物，用以聚焦太阳光来取火。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西汉 时期已经用煤炭作燃料。文献记载，北宋初年山西地区即有不少人以采煤为生，北宋后期煤炭经营已是"官卖"，可见那时煤炭开采已有相当的规模。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书中记载西汉时今陕西省延长地区，民众发现了一种可燃的石油。据《大元大一统志》记载，陕北地区元代就有人工开凿的石油井。
科学发明令世人瞩目。天文历法亦是华夏文明的象征。考古和史籍记载，黄河流域最早利用被称为"表"的天文仪器观测太阳 的投影变化，定方位、定节气、定时刻。华夏先民对天象观测极为精确。西汉时，落下闳制造过一种党仪也叫浑天仪。东汉时，杰出的科学家、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张衡(公元78~139年)对落下闳的浑天仪又加以改造，制造了更精确的水运浑天仪。东汉 以后，历代都制造或修正过各种浑天仪，特别是梁令瓒还仿照张衡水运仪原理，制成了以水为动力的自动浑天仪。元代，郭守敬对浑天仪进行重大改革，在河南省登封县设星台观测，制定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现行的公历一周年大致相同。古籍中对恒星、日食、月食、日斑(太阳黑子)、彗星、流星等天象记录可谓数不胜数，至今还有宝贵的研究价值。
黄河流域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立了磁学、声学、数学、光学、 力学、地学、医学、药学、建筑学等学科，并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涌现出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创作了大量的经典著作。这是黄河对华夏民族的贡献，是黄河对全人类的付出。 被世人称道的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就是最好的例证。
(五) 文化艺术
文学以孔子编定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起点，此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小说等，如黄河之水源远流长，黄河流域名家迭出，佳作累累。庄子、李斯、司马迁、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苏东坡、辛弃疾、李易安的词，关汉卿的杂剧，曹雪芹的小说，各领风骚，千古流传。
以毛笔和墨汁为工具，创造出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以其独特的技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巨大的艺术成就，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在书法家的故里，留下了一处处名胜和动人的掌故，"墨池"、"笔冢"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
遍布大河上下的雕塑艺术令人叹为观止，临漳秦始皇兵马俑、大同云岗石窟以及洛阳龙门石窟，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些文化奇迹，在后人眼里，都疑为天人所留；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更如百花园中绚烂的花朵，竞相争艳。
第二章 严重的自然灾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历史上，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多沙、悬河、善淤、善徙、善决。特别是下游，洪水决溢十分频繁，"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后人对黄河洪水灾害的形象描述；同时，黄河流域也经常遭受旱魃肆虐。黄河的水旱灾害，给流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第一节 肆虐的水灾
一、水患深重
黄河暴雨洪水，多发生在每年的7月至10月，称为"伏秋大汛"。冰凌洪水，多发生在二三月份，称为"凌汛"。伏秋大汛和凌汛决口，都会造成严重的灾害。
据史料统计，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改道26次，其中重大的迁徙5次。黄河决口泛滥范围，北抵天津，南达江淮，河道在黄淮海大平原间多次摆动。
黄河泥沙含量高居世界河流之首。早在汗代，就有"一石水而六斗泥"的说法。由于水少沙多，大量泥沙不断淤积在下游河道，日积月累，形成河床明显高出两岸地面的"悬河"，悬差高达数米至十数米。奔腾的河水仅靠两条堤防束缚，洪水一旦破堤决口后，犹如垮坝水流，高速倾泻，势如高屋建瓴，一泻千里，其摧毁作用，远远超过一般平原河流。
黄河洪水能给两岸城乡造成毁灭性灾难。每次黄河改道，都会冲毁当地的田园村舍，常有整个村镇甚至整个城市遭受灭顶之灾的惨事。黄河岸边的七朝古都开封，历史上曾6次被黄河水淹没，每次淹没，都给开封人民带来毁灭性灾难。据考古发掘证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开封，城下有城：宋代开封城基在今天地面以下8 米，明代周王府厅堂在今天地面以下4.6米；徐州市附近的黄河故道下也发掘出古徐州城的遗址。
由于黄河多沙的特性，洪水决溢后水退沙存，大量房舍、良田、河渠、道路、水井等被泥沙淤埋，土地沙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多年难以恢复。1938年，黄河在花园口被人为扒口改道后，形成了黄泛区，直到现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尚未完全消除。每次洪水决溢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的，对政治稳定和生态环境等造成的破坏，更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
我国最早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的尧舜时代，人们纷纷逃离被洪水冲毁的家园。经过鲧9年、禹13年的治理，才平息了水患。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特大"霖雨"的记载。西汉以后，关于水灾的记述就更多了。作为国家的心腹之患，越到近代，史籍对黄河洪水和灾害的记录越详细。黄河流域的水灾可谓 "史不绝书"。
清代到民国年间，黄河中下游发生的特大洪水主要有以下几次：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从农历七月十五日到十九日，黄河的支流伊、洛、沁河和黄河潼关至孟津干流区间，猛降大雨，暴雨中心在河南新安县，伊、洛河决溢。据分析推算，花园口洪峰流量为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到达下游后，当时的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堤段南北两岸都发生决溢，中牟的杨桥决口口门达 "数百丈"，河水直趋贾鲁河。在这场大洪水中，黄河下游决口26 处，伊洛河夹滩地区水深"一丈以上"，洛阳、巩县城内都遭水淹，沁阳、修武、武防、博爱等大水灌城，水深"五六尺"甚至"深达丈余"。河南、山东、安徽3省数十个州、县被淹。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黄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根据当时官方上报的陕县万锦滩水情，这次洪水涨势迅猛，前面的洪 水还未落下，后续的洪水接踵而至，浪头排山倒海，一日十个时辰之间，涨水"二丈八寸"，这样的涨势为史籍记载上从未有过。洪水在陕县一带造成了很大的灾难，至今当地还流传着"道光二十三， 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走万锦滩"的民谣。这年的六月，黄河下游的中牟本已决口，在这次洪水中，中牟的口门被冲得更大，达到"三百多丈"，大水分两股直趋东南，河南的中牟、尉氏、祥符、通许、陈留、淮阳、扶沟、西华、太康、杞县、鹿邑，安徽的太和、阜阳、颍上等地普遍遭受洪水泛滥之灾。后人根据洪水痕迹分析推算，陕县当时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是历史调查最大洪水。
1933年8月10日，黄河陕县站出现了自1919年建站以来最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达22000立方米每秒，河南温县、武陟、长垣、兰封、考城等地，南北两岸共有50多处决口，曹县、巨野、定陶、单县惨遭淹没。徐州环城黄河故堤，被冲决"十余里"。洪流一股指北，使濮阳、范县、寿张、阳谷四县尽成泽国；一股指南，侵入安徽。大水淹及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4省的30个县，受灾面积6592平方公里，273万人受灾，死亡1.27万人，估计这次水灾损失折合银圆2.7亿元。
二、洪水与"以水代兵"
黄河决溢，由于自然和经济原因，堵复十分困难，有时大河决口后，10年、20年口门不能堵复，黄水横流，肆虐为患。当然也有决口有意不堵的怪事。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今濮阳以北的魏郡境决口。王莽认为黄河改道东流，他家的祖坟就不再受水患困扰，为了一己之私利，不予堵复，任河水自由泛滥。
历史上的黄河决溢中，有的是出于军事目的、人为破坏堤防造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修筑堤防已很普遍，由于诸侯分立，各自为政，修堤往往以邻为整，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常常以水代兵，人为决河的现象不断发生：公元前359年，楚国伐魏，决河灌长垣；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合伐赵，赵国决河放水，齐、魏联军在滚滚洪水逼迫下退却；公元前281年，赵国在伐卫中再次决河。决河在攻伐中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以水代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准备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在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灭亡了韩国、赵国和燕国之后，又把目光投向了魏国。眼看邻国相继被攻破，魏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秦只派大将王翦的儿子王贲，率领10万大军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并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在洪水和大军的威胁下，仅 3个月，魏国就被灭亡了。当年魏惠王开挖鸿沟，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发展经济，富国强兵进而称霸中原，他决不会想到在百余年之后，从鸿沟引来的河水会助纣为虐，殃害了他的子孙。司马迁在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这一事件。
秦决河灌大梁灭魏，将战国时期的以水代兵推向了最高潮，而南宋杜充决河则影响了黄河河道的变迁。1128年，南宋赵构政权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以水代兵。结果，这次人为决河不仅没有阻止金兵的铁骑，反而造成巨大灾害，成为历史上黄河长期南泛入淮的开始。
北宋时期，黄河曾一度被视为天然的军事屏障，希望利用黄河这一"天堑"在军事上发挥作用。当时契丹在"东流"以北，而北流也已是在契丹的领地之内。由于契丹觊觎中原已久，主张东流的大臣文彦博等人都认为，河不东流中原就失去抵御辽军的天然屏 障，右司谏王觌更为明确地指出：沧州是遏制辽军的要塞，河不东流后，沧州在河的南岸，辽军从沧州可以直抵京师，其间略无阻隔。而苏辙等人则认为，而今的黄河已与从前大不相同，河水在限制辽军上是有名而无实。因为，水浅时，牵起衣裳就能过河；水深时，乘船也可以渡过；冬季河水结冰，更是如坦途一样，想以水为天堑来阻挡辽军的铁骑是不可能的。
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又都是朝廷重臣，皇帝也没了主心骨。从1088年起，一会儿是大兴工程回河，一会儿又下诏停工。终于回河的意见占了上风，东流分水工程陆续兴修，4年后，河水已大部分东流。可是，黄河东流不过5年，再次决口。河水向北冲出了一条新的流路，仍然在以往的"北流"入海的乾宁军附近入海，东流断流。黄河终于没有像统治者希望的那样在御敌中发挥作用。
1642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困开封。为解开封之围，官军在今开封黑岗口决开黄河大堤，水淹义军，而义军又在上游30里的马家口决河冲灌官军。结果两股水流入城，溺死居民数十万人，造成开封全城被淹的历史悲剧。
1938年夏，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扒开郑州黄河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水灾，在黄河、淮河间形成了黄泛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至1938年5 月，我国北平、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山东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太原、上海和南京等城市也相继沦陷。5月19 日，徐州失守。日军已经控制了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东段，即将调集大批兵力沿陇海铁路西犯。开封吃紧，中原危急。
为了延缓日军的西进，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一面炸毁黄河铁桥，截断交通要道，一面计划在郑州和中牟之间扒开黄河大堤， 以水代兵。方案拟定后，以电报形式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军事委员会电令"在中牟以北的黄河堤岸选三个 点掘开堤防，让河水在郑州、中牟间向东泛滥，以阻止日寇西犯"。
于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加紧实施扒堤方案。5月底，首先派出一个步兵团雨夜赶赴中牟县西北的赵口，执行掘堤计划。战区司令亲自督促实施。6月2日，用炸药炸开该堤段的护岸根石，大堤被掘开。但由于河水不多，决口两侧堤土坍塌，口门当即堵塞。于是，不得不在赵口以下1公里的大堤上另选一地决口，却仍是随挖随塌，也未能成功。6月5日，开封陷落，军事形势已非常严峻。于是又紧急命令在郑州花园口一带加紧扒决。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亲临现场指挥，并"选定八百名身强体壮的士兵编成五个组，两小时一换，夜间用汽车电灯照明，通宵工作"。经过3天3夜扒决，至6月9日，花园口河堤终于被掘开，黄河之水从花园口穿堤而出，奔腾直泄东南。其中，大部分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以下经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顺颜河到正阳入淮;另一 部分，自中牟顺涡河经通许、太康、亳县至怀远入淮。黄河洪水和淮河水在安徽怀远以下，横溢洪泽湖，而后分注江、海。黄、淮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黄泛区，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水灾。
黄河花园口人为扒口，灾情之严重、受灾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均为中国近代水灾史所未有过。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黄泛区的灾害与善后救济的不完全统计，洪水直接波及和影响的泛 区范围，从西北到东南长约400公里，宽30~80公里不等，计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被淹;淹死89万人，390多万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泛区腹地鄢陵、扶沟、西华、太康等县受灾尤为严重。房倒屋塌、人口死绝的村庄比比皆是。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后，中牟、通许、尉氏、扶沟、西华、商水等6县的人口总数只有灾前的38%。
这次人为灾害，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大片土地荒芜，而且滚滚洪水把大量泥沙带入淮河流域，淤塞淮河干支流和湖泊，致使淮河流域连年发生水灾，给以后淮河的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加重了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的灾难。花园口扒口后，黄河泛滥于黄淮之间广大的地区。后来，泛区两岸虽然修筑了防泛新堤，进行修守，但由于防御标准低，一遇较大洪水就决堤成灾，泛区内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黄河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不仅没有阻止日军的全线进攻，反而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和灾难。1938年10月，国民党从正面战场上继续溃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家民族更加陷入危亡境地。
三、黄河凌灾
黄河流域冬季较为寒冷，部分河段要结冰封冻。特别是黄河上游宁、蒙河段和下游河段，都是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每当春季开河时，常常造成凌汛威胁，凌汛决口时，洪水多夹带大块冰凌，其势凶猛，不可阻挡;加之天寒地冻，防护抢险十分困难。冰凌所到之处，树术拦腰削断，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凌汛被历朝历代视为人力无法抗拒的"天灾"，史有"凌汛决堤，河官无罪"之说。
据史料记载，自1882年现行河道东坝头以下两岸大堤基本建成至1938年的56年中，发生凌汛决口就有25年，约80余处。1883年(清光绪九年)，"正月十四五日，凌水陡涨丈余，历城境内之北泺口一带泛滥二处。又赵家道口、刘家道口各漫溢一处。……又齐河之李家岸于十六日漫溢一处"，至二月，沿河十数州县，漫口竟达到30处。1929年(民国十八年)2月28日，在利津扈家滩漫决，淹没利津、沾化60余村，"水势浩荡，冰积如山，当年未堵，12月凌汛复至，附近村庄皆成泽国"。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1926~1937年)，几乎连年凌汛决口。
第二节
频繁的旱灾
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偏少，水土流失严重，所以，与水灾一样，黄河流域的旱灾，也存在着灾情重、频率高的特点。从有历史资料记载至1945年，有大旱成灾记载的年份达1070余次。
早期的流域大旱灾，记述不详，到了明清以后，关于黄河流域连续大旱的史料，屡见不鲜。1632年至1642年的明崇祯年间，黄河流域发生了历代罕见的、多年连续的特大旱灾，旱情从鄂尔多斯 毛乌素沙地开始，逐年向东、向南扩展。1638~1640年期间，旱情从黄河流域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无雨期长达17个月至19个月，黄河的支流汾河、沁河、伊河等多次干涸，干流在晋西南一带也出现局部断流。诸如"焦地流金，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等灾情的记述不胜枚举。
清光绪年间，连续3年大旱，死亡人数达1300多万;1920年， 晋、陕、冀、鲁、豫大旱，受灾人口达2000万，死亡50万;在1942~ 1943年的大旱灾中，河南一省就饿死几百万人。
黄河流域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很不均衡。据史料记载，一年中旱灾、洪涝相继出现的年份很多。如1929年2月黄河在下游发生凌汛决口，8月伏汛期间又在利津决口，并改道入海。 就在这一年，黄河上中游青、甘、宁、蒙、陕等省(区)出现严重旱灾， "半年未雨"，"灾民流散，人相食"，广大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第三节
严重的水土流失
黄河在上中游地区，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由于黄土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水土流失严重。早在人类活动以前，黄土高原就有土壤侵蚀。由于当时地面大部分有林草覆盖，土壤侵蚀轻微，不致造成严重危害。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陕西省，曾经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陕西、甘肃、山西等西北地区，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地区的发展情景，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乱垦滥伐，破坏了地面的林草植被，加速了土壤侵蚀，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制约。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造成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群众生活贫困、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形成地上悬河，也是黄河下游泛滥成灾、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流失"和黄河下游大堤"越加越险，越险越加"两个恶性循环。据统计，黄土高原每年因沟壑侵蚀约损失6000多公顷土地，占总耕地面积90%以上的坡耕地，每公顷每年流失土壤120~150吨，流失水量300~450立方米。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水土流失对土地的危害，主要是降低土壤肥力，破坏地面完整，加剧干旱发展等。
黄土高原的坡耕地土壤遭受侵蚀以后，水、土、肥一起流失，以致土地日益瘠薄，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据分析，黄土高原每年输送到下游的16亿吨泥沙中，含氮、磷、钾总量约4000万吨。侵蚀，不但减少了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而且也使对农作物的增产有重要作用的微量元素，如硼、锌等的含量大减， 活性微量元素的不足，不仅造成农作物减产，而且还影响农牧产品的质量。另外，水力侵蚀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土壤持水能力变差，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受到阻碍，不利于根系发育和作物生长。风力侵蚀，刮走土壤表层的细颗粒，使土壤变粗，结构变坏，也不利于农业生产。新中国建立前，在丘陵沟壑区，一般年景坡耕地每公顷产粮300~450公斤，灾年只有150~220公斤，甚至颗粒无收。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水土流失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黄土高原大部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少，季节分布不均匀，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旱威胁，而严重的水土流失又加剧了干旱的发展。在缺乏植被的情况下，坡耕地表面的土壤受到暴雨的打击，土壤孔隙被堵塞，雨水下渗速度小，大量径流顺坡而下。黄土高原降雨量少而蒸发量大，是造成干旱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大肆破坏森林，引起水土流失加剧，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又加重了干旱的威胁。根据黄土高原各地历史的考证，随着水土流失的加剧，旱灾出现的几率也相应频繁。
据统计，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86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2年一次。陕西省北部丘陵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灾害亦十分频繁，在1629~1949年的321年间，共发生旱灾131次，平均2.5年一次。不在黄土高原的山东省泰安县，旱灾出现的频率，随着县境内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也相应增加。从唐代到明永乐年间的758年中没有旱灾，从明永乐末年到清末488年中出现46个干旱年;民国时期的38年中，出现旱灾6 次，频率大大增加。
水土流失导致沟蚀的发展，将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沟壑面积日益扩大，耕地面积日益缩小。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沟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沟长2~7公里，沟壑面积占土地面积的30%~ 50%，有的达到60%以上。
高塬沟壑区的塬面被切割，主要是近1000~3000年以来发生的。据史料记载，甘肃省的庆阳县董志塬，唐代时南北长42公里，东西宽32公里，现在南北长大致如故，东西宽仅18公里，最窄处只有0.5公里。仅1千余年时间，由于这个塬两边马莲河西岸和蒲河东岸的蚕食，使塬的面积缩小到不及原来的1/2。据调查， 仅宁夏固原县每年被吞噬的耕地就达330~400公顷，整个黄土高原因此而减少的面积更是惊人。
长城沿线一带的风沙区、干旱草原区、黄土丘陵区，土地沙化和风沙埋压土地的问题十分严重。风沙区内的流动沙丘，每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3米左右，吞没大量牧场和农田。与风沙区紧邻的黄土丘陵区，已有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盖沙区。干旱草原区和风沙区中的固定、半固定沙丘，一旦植被遭到破坏，立即就地起沙，使原来的牧场变为沙荒地。据统计，仅陕西省榆林县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由于沙漠南移，被流沙埋压的农田就有六 七万公顷。
陕西榆林地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接壤的毛乌素沙漠， 历史上曾是有名的"卧马草地"，是元代成吉思汗晚年屯马和操练的地方。公元5世纪初崛起的西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当时没有风沙，水丰草茂。西夏国首领赫连勃勃曾说："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王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但在统万城建立300年后，城下开始积沙，500年后城垣被深埋于沙漠中。
此外，水土流失对河流的危害也很大。水土从坡面流失后，洪水泥沙即进入黄河干、支流，一是引起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淤塞水库、河道，降低其蓄水、行洪和综合利用功能。这两种危害在黄河流域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洪水威胁在黄河下游十分严重。
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多年平均为16亿吨，其中大约有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床，致使河道年均抬高约10厘米，年复一年，造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这是造成黄河洪水决口的重要原因，每次决口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黄河洪水威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其根源就是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还淤塞河道，影响航运。一般来说，在峡谷河段泥沙淤积影响黄河航运问题不十分突出，而在宁夏、内蒙古河套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河道以及关中的渭河，航运兴衰同河道淤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历史上很长时期这里的航运比较发达，特别是黄河下游，上自战国，下迄明代，与黄河沟通的有多条人工运河，构成黄、淮、海航运网络，当时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漕运动脉，"漕运高船往来不绝"。但是平原地区的河道，均因黄土高原大量水土流失，泥沙不断淤积河道，致使运河消失，河道变浅。据《河南省志·内河航运志》记述，河南境内郑州黄河铁路桥至台前县张庄，河道长391公里，常水位时水深0.7~1.5米，枯水期水深只有0.6~1 米，河道宽浅，水流散乱，行船困难。黄河支流渭河下游，古代是连接黄河通向长安的运粮航道，《汉书》有"穿漕渠通渭"，"凿漕直渠自长安至华阴"的记载。到了唐代，仍是漕运必经之道，近代由于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下游已不能通航。
第三章 悠久的治河历史
阅读治理黄河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个现象：治河活动丰富、治河方略发展的朝代，一方面是水患相对频繁，同时又是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朝代。可见，只要政治经济条件允许，黄河的治理一直是受到我国古代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重视的。前人的实践，发展了治河技术，丰富了治河经验，虽然因历史、社会和科学技术条件限制，古代黄河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水旱灾害频仍，但他们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他们的治河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们的名字将长久地镌刻在治黄史上。
第一节 古代治河传说
一、共工和鲧
在远古蒙昧时期，人们居无定所，以氏族为组织，靠采集和渔猎维持生活，每当洪水来临，他们就逃往高处，被动地躲避水患。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就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开始临水而居。他们尽享大河之滨土壤肥沃和取水、交通的便利，但也时常面临着洪水的威胁，从此，开始了与水患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共工是炎帝的后裔，在共地(大约今河南省辉县市一带)居住，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山，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但因处在黄河孟津以下的开阔河段，一到洪水季节，河水汹涌泛滥，受害不浅。共工带领人们和洪水搏斗。传说，他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到低处，在离河一定距离的地方修筑土石堤埂以御洪水，成效显著。共工因之声望颇高，并被提名帮助炎帝执政。共工氏族也在长期的治水中积累了经验，以治水扬名，此后很长的时间内，水官一职被称为"共工"。
到了唐尧时代，黄河流域又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也被洪水所吞噬，大水经年不退，灾民扶老携幼，四处流浪。唐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部落的首领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用了9年的时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沿用共工的老办法，仍用堤埂把居住区和田地围护起来，但世易时移，共工的成功经验却导致了鲧的失败，最终鲧被放逐到羽山之下。可见成功经验不是万能的、一成不变的，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采用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取得胜利。
二、大禹治水
舜继尧位后，任用鲧的儿子禹主持治水。大禹联合了有长期治水经验的共工和伯益、后稷等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他汲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研究水的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特性，改单纯的"堵"为因势利导排泄洪水，采用分疏的办法把洪水分成多道，畅流入海，平息了水患。
传说大禹治水掌握了山川地形情况，带着测量工具，"左准绳， 右规矩"，到各处勘测地形，"随山刊木，奠山大川"，测量水势。大禹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他和涂山氏女结婚的第四天，就离家投身治水工作。作为一个部落首领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亲自拿着工具指挥和带领人们劳动;他不畏艰苦，经常光着脚下水干活，风吹日晒，栉风沐雨，连腿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辛辛苦苦劳作13年，终于平治了水患，使洪水全部归槽，灾害威胁消除，人们从避水的高地搬回平原，继续从事农桑生产。
大禹治水后，把当时全国的疆土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定出各地物产土壤种类和田赋级别。由于他治水有功，受到人民爱戴，从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 王朝。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流传着这样的神话：远古发生了灭绝民族的大洪水，人力不可抵御，最后因神灵的怜悯，极少数人得以幸存。在这些传说中，人在自然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仰仗神的意志，才能幸免于难。然而，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大禹领导人们平治水患，显示出人类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我国流传十分广泛，他的功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颂和怀念，他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人与水旱灾害进行不懈的斗争，人们把他视为民族的骄傲，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如积石山、青铜峡、禹门口、三门砥柱等等。大禹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