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麟（1878～1819），贵州辛亥革命的实际领袖。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的贵州自治学社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对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自治学社的社长，先是张鸿藻，后是钟昌怍，而其组织发动，方针大计却多取决于张百麟，他实际上是自治学社的中心人物。

　　张百麟，字石麒。原籍湖南长沙，其父张翰以知县分发贵州，全家迁往贵阳，于光绪四(1878)年生百麟。张翰晚年得子，又系独儿，珍爱特甚，不加苛责，任其个性发展。百麟为童子时，即有奇侠之气，性通脱，喜结纳，财物无所私，交游无门户，行为不拘小节，好从卖浆屠沽者游，出入于秘密社会。午满十八，始知发愤读书，潜心研读政法译著，遍览《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诸杂志，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做文章，下笔千言，不加修饰，有如长江大河。善辞令，滔滔不绝，每每长夜剧谈，箐灯达旦，颇有西欧传教士之风。张翰有挚友名吴嘉端，宇雁舟，曾任贵州百层厘金局总办，在贞丰创立“仁学会”，鼓吹变法，被拿省问罪，革职后为百麟塾师，随时以维新思想灌输百麟。

　　百麟广交四方之士，无一日不与人聚首，尝曰；“宁可灶中无烟，不可座上无客”。其父为贵州坡脚(在今安龙境)厘金总办时，百麟同往，路过贞丰，结识了“仁学会”中的钟振玉(子俊)，钟振声(子光)、胡刚(寿山)、彭显臣（堃）等十余人。其父调任开州(今开阳)时，又结识了钟昌柞(山玉)等。父卒于开州任所，百麟仍寄居贵阳，与贵阳名士乐嘉藻(采澄)、周培艺(索园)、平刚(少璜)、黄泽霖(弗卿)，彭述之(明之)等数十人往还过从，入官立法政学堂，与教员张鸿藻（显模)、学员张泽钧(秉衡)等有交。又结交哥老会首领孔鹏(程九)吴冠(湘灵)等人。“三教九流”，纳而不拒。

　　光绪末年，列强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先后签订了《英俄协约》、《日法协约》和《日俄协约》，国人无不痛心疾首，《黔报》以“瓜分警告”为题，大声疾呼“为祖国前途痛哭”。张百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乃与同志三十余建立团体，遂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像馆集会，成立“自治学社”，假“学会”之名而行“革命”之实。学会的宗旨是“合群救亡”，标榜“平民主义”和“宽大主义”。在会上，张百麟慷慨陈词，他说：“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妄愚见，吾侪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吾侪决心坚确，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

　　自治学社成立后，张百麟尽弃法政学堂学业，专心社务话动，致函侨居日本的平刚，经平刚介绍，吸收自治学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东京总部发生联系。建社伊始，首重人才培养，创办公立法政学堂，以吴嘉端为监督，宁世谦，钟昌祚，杨寿钱等人分担教授，向青年普及法政学理，“激发人民之国家思想”，以图“共同救亡”。鉴于《黔报》己为官绅垄断，言论多不自由，自治学社决定另创一报以为喉舌，定名为《西南日报》，旨在团结西南各省同志，谋求云、贵、川、湘、桂，粤六省联合。编印《自治杂志》，宣传学社主张。期年，学社大有发展，省内五十余处建立了分社，安顺有方策等人，兴义有张鸿藻等人，贞丰有钟振玉等人，贵定有谭冠英等人，遵义有李泽民等人，贵阳府有黄泽霖，等人，开州有钟昌祚等人，石阡有谭西庚等人，镇远有潘德明等人，都匀有张文林等人，思南有张光辉等人，黎平有周培桥等人。社员遍及全国，影响颇大。

　　是时，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组织“宪政预备会”(时人称之为宪政派)，与自治学杜相抗衡，两党斗争激烈，其攻击目标，百麟首当其冲。贵阳人陈夔龙为直隶总督，痛恨革命党人，且与唐、华、任等有旧交，任可澄遂密告张百麟等秘谋革命，转托行将上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查办，欲将张百麟等诛除。李至镇远，询问知府吴嘉端，吴极力为之辩解，并密告张百麟哲避一时。张唯恐逃走后连累他人，不肯离去，居家坐观动静。李到贵阳，与巡抚庞鸿书谈及此事，庞亦以两党相争作解释，李遂不问。百麟见李无意加害，乃上万言书以陈救国之道和西南形势，并亲自求见李经羲。李为其言论所动，认为张乃一代俊才，可以重用，荐之于庞鸿书，委以提法公所科长及禁烟局文案等六个职务。

　　宣统二(1910)年，广州起义爆发，平刚按照孙中山的意旨，与张百麟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百麟两次与哥老会首领聚会，内定李立鉴．孔鹏、陈南生，黎克荣、吴冠等五人为北、西，南、东、中五路巡防分统，以黄泽霖为总统，静待命令，相机发难。又确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派胡刚、杨树青等人在军中活动，以聚誓为名，在酒酣耳熟之间，畅淡革命，联络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官兵。又派人与“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组织取得联系，在陆军小学发动学生，并派遣自治社员，分赶省内各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辛亥(1911)年秋，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民情激昂，而贵州巡抚沈瑜庆竟然提出借四国外债以修筑贵渝铁路，派兵协同四川总督会剿保路同志，舆论哗然，民心思变。九月，张百麟组织了“千人委员会”，有张百麟、黄泽霖、张泽锦，陈守廉、陈康，王炳奎、周风文、胡刚等参加，负责总揽起义计划，每晚在张宅秘议。又设立干部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下设军事，民政等三个委员会，张百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起义后，风声日紧，自治学社四出活动，而沈瑜庆等则如惊弓之鸟，加强戒备，暗中命令兴义刘显世招募徒手兵五百人来省城，欲将张百鳞、黄泽霖等人逮捕正法。革命潮流不可抵挡，宪政派乃与自治学社妥协，张百麟，任可澄、周培艺，蔡岳，乐嘉藻等在祟学书局集会，表示愿意意“牺牲成见，一致动作”。云南光复的消息传来，革命形势更加高涨，旧历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张百麟，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周培艺，蔡岳等冒死进入巡抚署，要求独立，沈瑜庆表示“吾家世受国恩，义不背畔”，百麟遂于十三日(11月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凌晨起义。九月十四日(11月4日)，南厂新军首先发难，陆军小学起而应之，攻入城内，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乃手书承认贵州独立，派人送往咨议局，交谭西庚、张百麟。贵州反正成功，城内升起汉字大旗，鸣金伐鼓，白徽塞道。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设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等，杨荩诚为都督，周培艺为行政总理，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副之。革命成功后，张百麟主张“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对刘显世等人采取宽容态度，命其为枢密员兼军政股长，平刚、黄泽霖等人对此十分反感，他们认为，刘显世“乃虎而冠者，累代盘踞兴义，鱼肉乡人，今为沈抚招至，以抗革命，权为委蛇，伏我肘腋，此而不诛，将必为患。”主张采取断然措施。张百麟不以为然，宣称“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危害我”，丝毫不加提防。

　　立宪派不甘于自治学社得势，暗中派人入云南请滇军入黔夺取政权，并向张表示“情为兄弟如初”以相麻痹。民国元年(1912)二月二日晨，刘显世枪杀黄泽霖，接着就派兵包围张百麟住宅。张在厕中，未被搜获，南路巡防分统陈守廉带兵前来营救，逃离贵阳，经安顺，贞丰而入广西，再经香港而达上海。政变后，宪政派发布了《黔中学界公启》，宣称张百麟“揽权专擅”、“结党敛财”，“行政用人，一任私意”诸罪状。三月三日，在滇军配合下推翻了大汉军政府，政权落入唐继尧，刘显世之手，革命宣告失败。

　　张百麟到上海后，经平刚引荐，晋见了孙中山和黄兴，陈述贵州事变经过。时袁世凯窃取政权，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而以浙江省长一职敷衍张百麟，百鳞不受。在上海期间，张仍然十分关心贵州政局，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等团体，创办《惧报》，佐编《民权报》，大造舆论，抨击唐，刘。

　　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以张百麟为秘书长。继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召张百瞵襄助，因病未行。黎元洪任大总统期间，张任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副校长，内务部参事。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委张为司法部长，因病未赴任，在上海闭户撰写《约法战争纪要》一书。民国八(1919)年，完稿后十日，卒子上海法租界明德里寓所，时年四十一岁，遗有老母和幼子。孙中山先生闻耗，派人料理丧事，予以抚恤。民国十一(1922)年，胡刚等联名上书，为张百麟讼冤。民国三十三(1944)年经省政府同意，在河滨公园右侧土坡上建立张百麟记功碑，由平刚撰写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