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妈妈将我生在李子坝佛图关下的一条通往医院的路上，于是我便成了正宗的重庆人。 　　

　　   在我还没有看清楚重庆全貌的时候，一些稀奇古怪的事首先映入我惊奇的眼中。我不明白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挤在这山石嶙峋的坡坎上，怎不搬到平原上去居住？我也不明白为啥重庆的日头这么毒，但竟还有男男女女围着火炉吃火锅……我来得也实在不是时候，在我由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里，我记忆犹存的便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狭窄的公路上时而是颠狂的游行队伍，时而是疯驰的武斗汽车……　　

　　   我12岁便去学校住读。上学或返家是不敢坐公共汽车的，每月伙食费七元五角，零花钱仅一元五角。几毛钱一张的车票是绝对不敢奢侈的，宁肯从红岩村步行到双碑，也得省下钱去路边摊上买几个滚烫的红薯果腹。
　　
　　   那时我是班上最脏的孩子。劳动布衣裤油光可鉴，如同剃头师傅的磨刀布；脚趾头常从破胶鞋里伸出来且整个冬天如一日。破棉袄白絮飞花，十冬腊月就靠它御寒——好在那时我尚无爱美之心。奇怪的是，尽管生活贫困，我们却一个劲地啃书本，一个劲地憧憬美好的未来
　　
　　 我们真是不走运的一代。高中刚毕业便碰上“文革”，受害最深的自然是我这样的“臭老九”子弟。于是一别十数年，经过菜园坝、朝天门或者其他水陆码头的无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壮场面之后，我们告别了重庆然后又回到了重庆。　　

　　  我回来得最晚。已经是80年代中期。这不奇怪，因为我的老父终于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恩泽而落实了政策，尔后再进行一番体现自我价值的奋斗，并让那个在蹉跎岁月里收留了我的小城割爱。

　　  我一生只有两次幸福充盈心胸。一次是1977年坐进四川音乐学院课堂的时候，还有一次便是时下。如今当我望着身上的新潮时装时，我幸福，因为我想起了我那身“磨刀布”；当我望着满桌佳肴美味时，我甜蜜，因为我想起了吃过的松针和糠头；即便当我在拥挤的汽车上接受“桑拿浴"的时候，我满足，因为我曾无数次用脚丈量这座城市的土地……我曾任过多年英语教师，却没有去考“托福”圆留学之梦，也许就是因为太珍惜现在，太容易满足。

　　 我看不惯妻子女儿碗中剩下的几粒米饭几片菜叶。然而，每当过节的时候，我总要给女儿买回来一大堆烟花爆竹。因为，在我小时候，只能跑到嘉陵江边去看炼钢炉出钢时绽放的灿若云霞的钢花焰火。

　　一家刊物载文说，64％的美国人乐于住在他们出生的州。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我每天早晨从嘉陵江畔去长江之滨上班，路过李子坝时，总要用眼睛去寻找佛图关下那一条生我的小路，这难道不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