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旨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探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及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是为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的高度文明建设，从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兴衰中提供一种多方面历史借鉴，一句话，就是要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历史性复兴服务。这，是中国历代史家治史所一贯秉持的严肃态度与历史责任，不论他能与不能。舍此，为了著书而述史，为了述史而研究，便毫无意义。

 

民族的发展与历史振兴，需要从民族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取得借鉴，其理至为简明。譬如，一个人要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存、发展，只有既客观地知道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又了解生存环境诸种条件对己的有利与不利，更善于洞察事物客观发展之趋势，他才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时时注意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学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目标，运用正确的方法，不失时机地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做好要作的每一件事情，从而创造出较好的生存环境，做出很好的业绩。反之，既无自知之明，又缺乏对客观环境的实际了解，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去办事，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危险，难免摔得鼻青脸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与发展，必然要引起文化全球化的竞争、激荡、交流与融合，因为，政治、经济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大环境中，要达到发展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的，同样需要知己知彼，有一种历史与文化上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与兴亡存废息息相关的极其重要的大问题！但这比一个个人要做到“知己知彼”就难得多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知己”，就需要正确地了解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历史文化的优劣和造成文化优劣的客观历史原因。只有如此，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才能够真正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批判和抛弃那些非科学的、落后的文化糟粕，才能够使全民族通过吐故纳新的先进文化建设，得到“强身健体”，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激荡、融合过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与个性；作为一个民族的“知彼”，就需要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文化优劣与原因。只有如此，才能够在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之中，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向人家学什么，怎样学，拒绝什么，如何抵制。如此，才能够在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激荡、竞争、融合风潮中，不患“伤风感冒”，既能学到各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文化以提高自己，又不受某些腐朽、没落文化的侵害。

 

作为一个民族，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竞争、影响、融合、发展过程中，其“知己知彼”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民族历史文化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即使只就历史文化方面而言，我们也不能够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实践早已一再地证明，由于种种原因所致，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等，都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一、关于历史问题。

按照中国历史记载及传统认识，是轩辕黄帝肇造了中华文明的国家之制，组织了各方面的人才进行一系列学术研究和治理国家，施行文明教化，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如：史传黄帝命仓颉整理增创文字，用之于述史记事；令羲、和等进行日、月、星辰之观察，开展天文学研究；使大挠、容成造甲子，定历法，以利于顺时而树；让伶伦等铸钟、制定音律，以利于乐器合奏，陶冶人之性情；请岐伯、雷公等研究医药，创建中医学理论，以有益于防病、治病；黄帝亦造舟车、立典章、并分封百官治理中华各地，以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得到发展；黄帝正妃嫘祖，倡导养蚕、以发展纺织业，收“垂衣裳而天下治”之功……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尊黄帝为文明始祖，历代都将祭祀黄帝列为国家大典，并认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至今已有近五千年之久！

 

但是，自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在史学研究中就产生了“疑古”学派，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砍掉一半。如此，不仅众多古史籍所记载的五帝时期“不存在”了，就连夏、商历史也有很多人不承认了。这中间，一些为强权国家侵略服务的国外学者，也大造舆论，否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名噪一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有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说什么尧是香炉，舜是蜡烛台，大禹不过是一条爬虫等等。在盲目崇洋的社会风气之下，中国人对这种诋毁中华文明历史的辱祖之说，非但不能做出应有的反驳，甚至是唱而和之。直到本世纪末，依然有人坚持认为，五帝时期，乃至夏、商历史，都是“神话”，是反动的儒家特别是孔子等为统治阶级服务，才将神话改写成历史的。说：“神话的大量转化为历史，在阶级社会，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现在是理直气壮地“将一部分古代史还原为神话”的时候了。还有的学者撰文重复白鸟库吉的论调。说：“黄帝原本无其人，无其说”，“就是大禹有人说也不是实有其人，而是一条虫，是代表古代某一氏族的图腾，这也说得过去”……

 

中国人由近世工业技术落后的被动挨打而崇洋怨祖，外国列强的御用文人欲借此否定中华古老文明历史，贬斥中华文化，进而建立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控制，曾为一段永远难忘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种事实的时空存在过程，且有文化遗物存在而永难磨灭。它既不以任何人的否定而消失，亦不依后世人对它的篡改、曲解、附会而变样。而考古学研究就是一切歪曲、附会、否定历史的克星，这是由其研究的唯物性质所决定的。考古学虽然亦会受研究者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而走些弯路，但这一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唯物、辨证、求实本质不会被改变。正因为如此，冲破“疑古”思想的束缚，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的：先是，伴随着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终于对《史记》有了新的认识，因为甲骨刻辞中的商代帝王世系与《史记》所载基本一致，这证明司马迁记述商代历史，是有真实的历史根据的。商王朝的历史，否定不了；接着，考古工作者按着《史记》等古籍所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地望，进行了大量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结果又证明了中国古史所载的夏王朝不虚，亦同样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现在，在学术界对夏、商、周历史有了比较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即使如此，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实际认知，亦只恢复到了四千一百年左右，还缺“五帝时期”七代帝王五百年左右的历史！

 

现在，对于五帝时期的历史，学术界的基本认识，可以说还是相当混乱的，各种各样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这中间，有一些著作的观点，是毫无依据、相互矛盾而难自圆其说、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有河北说，有河南说，有山东说，有陕西说；对于黄帝的葬地桥山，又有涿鹿桥山，陕北桥山，甘肃正宁桥山，子午岭桥山，陕西中部桥山，北京渔子山等多种说法。一个人的出生和死葬之地，只能各为一处，其余都是假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具有“分身术”。凡此之类，追根溯源，又与班固、皇甫谧、魏收、萧德言、王钦若等人的笔改史事、不负责任的误抄历史地名、以及秉承帝旨曲相附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谬说之传，害人不浅；至于“五帝时期”的社会形态，学者们的论点就更加杂乱：有称黄帝、炎帝、蚩尤、唐尧、虞舜等为“氏族”的，有称作“部落”的，有论其为“军事民主制时代”的，也有说其时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凡此之类，都是研究中国的古史，生搬硬套西方学说，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用刘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图解中国古代历史、食洋不化而造成的结果；还有说黄帝、炎帝、蚩尤都是“游牧民族”的，或说他们“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尔后东迁。或说“自甘青高原东迁至黄河中下游”的。甚至，有的学者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把中国古代氏族、古代民族、历史人物、乃至朝代，都要一个不落地都东、南、西、北地“迁徙”上一番不可！这种既无史籍记载可依，又无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所证，更不懂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史方面最基本常识的凭空之说，显然又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恶劣影响不无关系；至于根本不顾历史、历史地理的记载，不顾历史遗址的存在，以及大量出土文物之证，硬说“我对阪泉、涿鹿地望的考定，即它们均应在今豫西的巩义市境内，而不应在冀北”之类发言，则同现今到处争历史遗址的旅游景点开发有关。我们认为，既然身为史学工作者，又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就应当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民族兴衰为己任，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观点做研究，而不应该为某一地方的眼前旅游经济开发去曲解历史。金钱如果介入到历史研究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便会面目全非，被解释个一塌糊涂！

 

上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原因，都说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历史研究，是很不够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而要搞清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五帝时期”这一关是绝对绕不过去的。特别是对于黄帝、炎帝、蚩尤，他们相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战争又各是什么性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革？它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历史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不然我们就很难对这一段历史做出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认识。

 

二、关于文化问题。

在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上，我们同样不能够说很了解的话。因为，客观上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唯其如此，我们就一直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上，没能够处理得很好，把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当成了批判的对象，而对一些文化糟粕却进行了肯定和吹捧。在这方面，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体系不了解、不认识、不承认。甚至可以说，这是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是全世界唯物辨证哲学思想产生最早的国家。中国这种古老的哲学在古代单称一个字：“道”，它的经典就是《易》，哲学理论就称作“道理”，学哲学而有心德，就体现为“道德”。这种哲学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称作“阴”“阳”，道就是阴阳异性互感、互动、互渗、互依、互根，以及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相互排斥、竞争、互灭、和合而促进事物产生变化之规律的称谓。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哲学将宇宙间天体的运行规律称作“天道”，将地球物理及万物变化规律称作“地道”，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谓之以“人道”，认为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是互为影响的有机统一体，是天、地、人相互交感，而使得事物产生变化。这就是天、地、人、时合一而论的理论根据。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伴随着星转斗移的时间过程而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人讲时变、重变通、注重时机的把握、依时而动、与时俱进的哲学根源。在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中，一维是直线，二维成平面，三维构成立体，四维形成立体变动。中国古代哲学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为一个“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以之研究人类社会与万物变化，用之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抽掉了“四维一絷”这一哲学的核心性文化本质作用，其文化就根本谈不上博大精深。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文化，其本质性的体现，都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这种“四维一絷”的立体变动哲学思想体系，才是真正历史、唯物、辨证、求实，而又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一种科学地观察、研究、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论。

 

由于这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于尚无文字为载体而行教、学、以作传播的时代，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为了解决教、学上的困难，使之得以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的先祖就创造出了一种图案画的方法为其理论载体，即先画出代表阴、阳的两种符号，再以天道、地道、人道组成八个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图案，以其作为哲学上“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样一个大化流行的最基本理论框架。然后，把它悬挂起来，作八八相重，就能演变成象征六十四种不同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图案，就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传承与传播哲学思想的目的了。这是因为，这种经过以八经卦相重的六十四个图案性别卦挂画，每一个挂画都具有“天道”、“地道”、“人道”这三方面的不可忽缺性包含，且三方面各具阴阳而成“六”爻，再以上经卦代表事物变化之外因，下经卦作为事物变化之内因，从下卦最下爻向上六爻发展为“时变”过程，最后通过象术的运用、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引自然规律的解说，就可以演绎出论述天地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了。这种图案性挂画，在无文字的时代，就以八种最基本的挂画为称，曰“八卦”；在有了文字进行注释、解说、阐明道理之后，就成为书籍，书名就依这种书是专谈事物变易，这种以图为主、以文字注释为辅、有条理地讲解事物变化规律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论事物变化的规律则千古不易这三方面涵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的这种“四维一絷”的哲学，按历史记载，产生于庖牺氏历史时代。其时是“养牺牲以庖厨”，为了解决无猎物而饿肚皮，学会了结绳为网捕捉活兽，人工饲养驯化为家禽、家畜的时代。是时，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是“以山为生存根本”；最初的农业种植生产，也同样发生在丘陵山地，其办法就是焚林垦荒，利用焚烧山林后的草木灰，以及长期的山林植被物遗留下来的大量腐植质肥田。而当时由于尚不具备治水抗洪能力，河川区的生产并不发达。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生产、生活、社会观念中，仍然是“以山为根”。其时的《易》卦排列是以“上卦山、下卦山”的《艮》（根）卦为首卦。后世的人们，便将这种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版本”，按首卦《艮》，上卦为山，下卦为山，有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易》，简称《连山》；到了黄帝时期，不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已能开渠、打井，在平川区耕种，水稻栽种也极为普遍了。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观念也由原来的以山地为“根”而转向以平地为“本”了。此正如《黄帝经》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人之本在地”，“不重地则失其根”。由此，就将古《易》卦重新排列，以代表大地的《坤》卦作为首卦，并取象喻理，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以言《易》道之理包含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于其中。因而命称这种以《坤》卦为首卦的“版本”为《归藏易》，简称《归藏》。所以，《连山》、《归藏》的首卦之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而是通过对首卦之列，反映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一种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念。

 

由于黄帝极其重视以道立法，以法治国，一切礼仪、典章、制度的制定，一切思想言行，都是以哲学道理为指导，并以积极倡导、传播哲学思想为己任——“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自从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之后，他便极端仇视哲学思想的传播。但一种久已传播于民间的社会思想，又是根本不能够进行“没收”和“销毁”的。有这种教人聪明智慧的思想存在，就不利于他实行变天下之公为一家之私的“家天下”独裁统治。——这就是他炮制《洪范》，“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历史背景；此后，到了商王朝，迷信鬼神的思想泛滥到极点。可是，不仅用龟甲占卜，普通百姓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利用迷信鬼神聚众作乱，历来都是对独裁政权的一种最大威胁。商末，纣辛残暴，西伯谋以兴周取而代之，为了给日后的愚民统治制造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愚民工具，他就研究利用哲学经典《易》进行占卜的方法，并为日后的占卜而改造《易》经，这就是《周易》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历史上，西伯只研究了利用我国古哲学经典《易》经的占卜方法，尚未完成对《易》经占卜性经文的改写就死了。周王朝建立后，其子姬旦继父之业，“干父之蛊”，最终完成了对《易》经的改造，除在《周礼》中规定了“大卜掌三《易》”以为占卜之用外，还用行政手段在全国推广用《周易》占卜之法；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阐发《易》道哲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人所共知。但到了宋代，朱熹却耍滑头，他自己一生都依《易》经为根据，来建立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则一再强调《易》经的本质是卜筮……

 

上述历史事实，无论是从历史典籍记载方面，出土文物、文献方面，还是从《易》道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如今的学术界多还按朱熹的调门吹，说《易》经原本就是“古代卜筮之书”。在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之下，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许多历史、历史文化问题产生错误的判断，有许多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说法流行。

 

首先，它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正确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上，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产生后，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的进步，是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因为，这种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思想一旦普及并武装起一个民族，它就会变成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力量，极大地推动社会历史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国的文明发达之早，中华民族之所以勤劳、勇敢、智慧，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药、交通、文学艺术等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历史进步，有一些科学技术，以领先于世界一两千年的速度发展；中国之所以自古就成为礼仪之邦，以及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并不是因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种有什么优越之处，而完全是中国“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产生极早，传播极广，人人学习，并以之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就连后世所不敢信、不理解的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推位禅让政治制度，也都是同以哲学理论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是有着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轩辕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从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为智，学之者见为贤，守之者见为信，乐之者见为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唯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中国哲学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一体观，故治国讲天道、重人道，富民不忘地道，施政者以人民为根本，为出发点。故黄帝就特别强调：“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亲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吾苟能亲民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整个五帝时代自黄帝而传位至禹，共历七代人，都是按照“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制度而进行的。中间，只有帝喾一人将帝位传于己子帝挚，其他人都未传帝位于己子。然帝挚也不是把持权位不放的人。他执政九年，自感政绩不佳，就主动禅让帝位于唐侯，为天下百姓选择了一位好帝王。而虞舜为了治洪水，杀了治水无功而酿祸的鲧，则传帝位给治水有功的鲧之子禹，他并未考虑禹即帝位后是否报杀父之仇的问题。这，就是孔子评论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语》所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的历史性政治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历史事实。

 

中国古典哲学以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自然法则，强调天地交感，万物化生。上下相交，其志和同。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便失邦而无国。所以，五帝时期的执政者就特别重视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沟通：国家设“四岳之长”机构代表民意，而参政议政；官署门前置“敢谏之鼓”，大道通衢立“诽谤之木”，鼓励人民大胆向执政者提意见。这种制度下的设立物，经夏禹政改而建立的独裁专制制度演变至后世，就变成了衙门前架设的“伸冤鼓”，皇宫前面的“华表”装饰物了。所以，即使依照今天的认识标准，说五帝时期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民主社会，也并不为过头之论。

 

掌权为公、治国为民，就必然建立推位让贤的帝位禅让制度，提倡明民以治。在指导思想上，就提倡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思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掌权为己、治国为私，就建立父位传子、以一家之私统治天下的政治制度，就愚民而治，绝不让老百姓知道统治者的真实思想行为。在指导思想上，就必然搞主观唯心论，大树特树掌权者的绝对权威，鼓吹君权神授的歪理，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禹欲建立家天下的独裁统治制度，就使出各种手段，拒不让贤，必欲破坏“禅让”之制而传帝位于己子，就炮制一个鼓吹“惟皇作极”的《洪范》，要普天下的臣民都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意志，一切要尊王之义，尊王之道，尊王之路。并且，貌要恭，言要从，不得有半点违背，还谎称这是上“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是老天爷让他这么做的……

 

可是，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学者们所持的观点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相去甚远了：考古学家们依据发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古城址、古礼器、等级制度形成、等级层次之数、以及年代测定，认为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进入文明时代了。郑光先生就持此观点；但有的史学家，则认为只有在夏禹建立了父传子的独裁政体后，才算是进入了文明时代，而五帝时期还处于“氏族社会”，“野蛮时代”，史书所载的选贤禅让帝位制度，正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军事民主制选举的反映。由此而论之曰：“曾被传为美谈的禅让制连同整个氏族制度终于被打破了，但这是一种进步，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它为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按照这样的说法，以天下为公的选贤任能禅让帝位，便是野蛮时代的产物。而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的父传子、家天下独裁制度，才是文明时代的特征。而且，这又等于说，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只有夏以来的四千多年。这种认识，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种不符合中国文明发展历史实际的认识，就是不了解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不知道五帝时期实行帝位选贤禅让，是有着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确立的一种进步制度。

 

其次，影响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

不论是古今中外的何种文化，其精髓性的本质，都是一种哲学观念的体现。而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又都是同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情况相一致的，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不相一致的情况，就要产生变革性的调整，使其一致起来。所以，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可以引起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变革。而政治、经济的社会变革，又同样会引起哲学、文化产生历史性的嬗变。换言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会有不少曲折，甚至是很大程度上的反复。五帝时期与夏代，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别：在政治制度上，五帝时期所实行的虽然不可以像郭沫若所认识的那样：“实为我国实行共产主义之最初的历史”，但它确实是一种民主制度。而夏代则是一种独裁专制制度；在农耕经济生产为主要特点的社会里，土地这个最大的社会资产，在五帝时期所实行的是公有制。而从夏代开始，土地就开始向私有制方向转变了；在政治思想上，五帝时期是以人民为本位，治国者强调的是“畏天、爱地、亲民”，信奉的是“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一句话，五帝时期是强调社会的民主与公正。而夏代强调的则是“唯皇作极”，帝王称“天子”，“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社会生活绝无平等可言，所存在的只有压迫与剥削！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极早，到了五帝时期，它已经被作为制定法律、典章、制度，是用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以及指导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理论根据，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而从夏代起，则依“神道设教”之法，千方百计地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歪曲、抵制、以消除它的历史影响……唯其如此，五帝时期与夏、商思想文化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

 

这就是说，民族哲学观念和历史文化形态，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向着好的、高级的方向发展，不断地得到完善和提高；另一种就是通过历史性的嬗变，走向其反面乃至消亡。唯其如此，历史文化之中才有精华和糟粕的同时存在。而我们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既存在着对中国哲学产生之早、对其哲学特点和后世嬗变，以及这种嬗变原因的不了解，又存在着违背相对论的错误认识，读了一本《天演论》或《物种起源》，便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低级向高级方向发展的，越古老的就越落后，越现代的就越进步。换言之，这些人只承认事物的进化，而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之中也存在着退化。用这样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发展史、文化发展史，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就大走板眼了。

 

例如，马王堆出土的、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经》，章节分明，条理清晰，语言古朴，全书文义完整，通篇都谈的是如何施政治国的哲学理论，它同《易》经的思想是一致的，且依今所见，吕望、管仲等西周的著作中都有引录，证明它产生于周代之前。而夏代、商代又迷信鬼神，占卜泛滥，不会产生这样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尤其重要的是，此书中不仅详记“涿鹿之战”，一字不提“阪泉之争”，而且有段沉痛感伤“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且叹息伤国先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和痛责“毋籍贼兵，毋裹盗粮”的话，此正是“涿鹿之战”后，黄帝的同父异母胞弟姜榆罔兴兵争权而发生“阪泉之战”后，轩辕黄帝内心痛苦的一种真实流露。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黄帝之著。而老子的《道德经》则正是用颠倒语序、肢解、割裂歪曲语意之法抄袭《黄帝经·道原经》，又增加了鼓吹愚民哲学等内容而形成的劣作。而我们有的学者不溯《易》道之源，不对《黄帝经》进行研究，不顾管仲论道之确，反认定老子是什么“道家的创始人”，进行不适当的称颂。而对于老子反对发展科技，反对社会竞争，反人性，反教育，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诅咒尚贤任能，鼓吹守旧和愚民以治等思想，却未进行深刻的批判。

 

中国的古典哲学，历经了夏代、商代、周初“神道设教”的抵制、取代、消除其社会影响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有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其具体的社会原因就是：周王室渐衰，各诸侯国纷争，每一个诸侯国都想乘机壮大自己，兼并他国，伺机取周室而代之。因此，每一个诸侯国都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千方百计网罗各种人才，以制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政外交政策。当此之际，一些文人学者便积极发表自己的政见，以谋取高官厚禄；有的学者面对乱世，从事伦理道德教育，以图救世；也有的传授军事理论，培养军事人才，以求国家一统；还有的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治国方略写成书籍而行宣传。而这不论是哪一个方面，用谈神弄鬼，用迷信占卜，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只能运用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去研究、去阐述、以之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诸子百家虽然从主观思想上，都想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但在客观上，又不可能完全不受夏、商、西周长期“神道设教”、迷信占卜的影响，就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运用，也明显地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倾向，这就是有的论著夹杂着一定的皇权独裁、神鬼之论的原因。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虽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应用，却远不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体系上的完全恢复和发扬光大。后世史家的述史，按诸子特点，分出了很多的“家”：对重谈哲学理论者，称其为“道家”；对以哲学道理为指导，重谈社会思想道德修养者，称其为“儒家”；对以哲理言法治者，称曰“法家”；对以哲理研究治军而战者，谓之“兵家”；对于偏言哲学理论中阴阳辨证者，谓之“阴阳家”；对偏言正名求实之辨者，便冠以“名家”；对谈外交策略者，称其“纵横家”；对讲农垦的就称以“农家”；将墨子学派呼作“墨家”……后世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们对诸子百家的研究，论其异同者多，而述其整体性哲学思想体系者少，乃至只看皮相，不知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各家之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讲什么“儒法斗争”。其最大的错误就是只见流而不知源，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在此种情形之下，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就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了。就像现在，几乎人人都会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却很少见到有人谈这“勤劳、勇敢、智慧”素质养成的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根源！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的不认识，对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本质性特点的少知，不仅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华文明发展史，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民族新文化的建设，给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现代迷信活动造成可乘之机，直接损害社会文明建设。举例而言：依《周礼》之载，按周以来用《易》经占卜这段历史存在的事实，给《易》经定上一个“古代卜筮之书”的性质，倒也省事。但这并不能否定《易》经中所蕴涵的丰富、系统、深刻的哲学理论，也挡不住全世界对它的研究。对占卜书为什么会结出哲学之果这种不符合因果关系的荒唐说法，不能够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就再说上一句：它“是一座神秘的殿堂”也可以交差。这种情况，对于鼓吹歪理邪说者，鼓吹吉凶天定的占卜者，是感到最为高兴的事。因为，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撰写用《周易》可以预测吉凶祸福、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书可以出版；算命者可以在大街、小巷、旅游景点堂而皇之地摆上本《周易》骗钱；提倡歪理邪说者，可以用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神秘文化”，伪装成五花八门的“科学理论”以迷惑人心；而坚持无神论者，对这种迷信活动的反击，却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我们既说《周易》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又说它是“占卜书”，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三、关于文明的界定问题。

现在，世界上对于“文明”一词的使用，极其宽泛。如：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等等。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中、在各种情形下的“文明”一词使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涵义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界定。在中国，“文明”一词的产生和使用，大约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欧洲的肇始则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距今只不过二百多年。中西文化学上对于“文明”一词的使用，亦存在着重要差别。这样，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尺度去界定历史文明的起点呢？对此，就有必要稍加讨论。

 

“文明”在中国古代原是一个哲学用语，始见于《易》经中的频繁使用。如“文明以正”、“文明以说”、“刚健文明”、“天下文明”等。何义谓“文”？综合古籍文义，刚柔交错，阴阳互依，天地相交，通其变化，知其必然，谓之“文”。如《易·系辞》言：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易》总天、地、人、时，论道理而求其德。故有“天文”、“人文”、“鸟兽之文”的分称。若用现代通俗用语所表述，即懂得客观自然规律并依其行事谓之“文”。故，“文”义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范畴。因之，造其字用会意之法：画一人形，胸部添加一个心字，以示知“文”义需要用心思考“ ”。商人以刀刻于甲骨之上为了省事 ，其“心”字常省刻为“ ”、“ ”、“”等形。甲骨学家们也同史学家们一样，既不知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古文字之前的这一历史事实，自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古文字研究中从中国古典哲学方面去作考虑。因此，大凡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专用字，或与哲学相关的古文字，都在考释中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如甲骨学家释“文”字曰：“像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文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金文学者则依古“文”字中有“心”字，曾误释为“宁”字。如此，读古文《尚书》，就发生过读“文考”为“宁考”，“文王”为“宁王”的事。“文”字的使用，虽在其长期的历史使用过程中，多有字义引申，但其义都与中国古典哲学有关。如《逸周书·谥法解》说：“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明”字之造，以日加月而成字，表意十分明确：日月丽天谓之“明”。如此，以“文”与“明”相联成“文明”一词，其涵义就是：依客观自然规律为指导而制定典章、法律、礼仪教化人民，造成一种祥和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即为“文明”。所以，《易·贲》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正（今通行本《周易》用“止”，不通。应作“正”），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依中国古代的定义，人类的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起点，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建立起了国家制度；

第二，有法律制度；

第三，有礼仪规范；

第四，有教育机构；

第五，有完备的文字产生和使用。

 

没有这五个必备条件，就不可能在一个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规范，进行管理和教化，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使这个社会的人类生活达到文明有序。轩辕黄帝战蚩尤，败炎帝，四方征战，一统中华大地，肇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整理文字，制定法律、礼仪等典章制度，分派百官治理各地，发展生产，进行天文、历法、医药、音乐等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正是中国传统认识上文明历史时代的开端。

 

现代学者们谈历史所使用的“文明”一词，其概念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大多是参照西方学者们的说法。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制约，有相当的地域性，它比国家的范围要大，比全世界要小。因此列举出二十一种地域文明，又举出六个古代文明产生的母体。现在学者们所言的希腊、巴比伦（或称作苏美尔）、埃及、玛雅、印度、中国古代文明，即接受和沿用他的观点。在文明的分期上，亦不一致。有按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发展过程分期的，如：畜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也有依社会制度分期的，如：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还有从人类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的：将新石器时代前期，称之为古代文明，时间为公元前一万五千年至公元前的八千年。将新石器时代划作中世纪文明，时间为公元前八千年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将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一千七百五十年这一段历史，称作近代文明；而大多数西方学者，是将文明分作四个时期。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公元五百年称为“古代文明”，从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称为“中世纪文明”，从公元一千五百年到一千九百年称为“近代文明”，公元一千九百年以后为“当代文明”。

 

由此可见，对文明一词的涵义，中国古代同近代西方学者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史的总趋势上虽然一致，但具体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域，由于地理、气候、物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等许多复杂的原因所致，文明产生、发展、进步的形式、内容，就会有许多差别。文明产生的时间，也客观上会有早晚之分。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会呈现出相对快慢之别。再加上古今认识的不一致，中西学者研究观点、研究方法，以及认识上的差别，目前尚难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文明界定标准。这种情况，在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讨上，就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表述、界定的困难。

 

本书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探讨、表述之中，基本上是依中国的传统认识为依据，坚持以国家、法律、礼仪、教育制度的建立，文字的产生和普遍使用，作为主要标志。同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易》道的产生、发展、嬗变对历史、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加以研究和论述。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发达之早，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历史原因，是中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域历史的重要特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要努力做到就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之中求其是，二是尽力避免生搬硬套某些本本，不与各种学术观点同是非。即使是名家大著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对的就参考，就引证。不对的，我们也要明白地指出，并说明我们的观点和理由。更要尽可能地避免泛泛而论，人云亦云，尽可能从中华文明的实际发生、发展史上，总结出有益于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高于一切的研究总则。

 

四、关于研究方法。

进行历史研究，是一个既耗时，又费力，很辛苦，常挨骂的活。特别是研究黄帝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关系，挨骂几乎是避不开、躲不过的。因为这不仅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争议很大，原因复杂，不产生错误，几乎是做不到的。为了尽可能减少错误，对于研究方法就不能不讲究。

 

首先，将文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尽力做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

研究中华文明，不能不从中华文化的研究作起。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积累之总和，文明只是文化发展历史这一很长的总轴线上的一小部分线段。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上的文化创造历史，至少已有三百万年左右，而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只有五六千年。所以，没有人类长期的文化创造、积累、高度发展，文明便不可能产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其本质而言，乃为经过漫长历史文化创造和深厚积累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质的飞跃。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有人认为早在黄帝之前，中华民族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也有人认为还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目前，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一些学者，片面理解和引证《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话，说黄帝时期尚未定居，过的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为了“争水草”等等。这，就是一个是否结合了历史文化研究、现代考古学研究，历史定位准确与否的大问题。因此，本书的写作，虽以黄帝时期及其前后为重点，但也要以简要的文字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回顾性的研究与叙述。对于黄帝时期以后的与中华民族发展形成相关的问题，也作一点后续性的讨论。以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对黄帝时期有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历史定位，并使读者对轩辕黄帝在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发展上的贡献，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其次，走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历史的新路子。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人类文明并不是普遍产生的，而是首先在几个特定的古人类集中生存、发展地域中产生，形成一种社会文明的母体，尔后各向周围的地域扩展。而各种类型的文明又相互影响、交流，逐步向全球推开，才演进成近现代的社会文明。而具体到每一母体性历史文明产生的地域内，也并不是像时下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多元发展形成”，它也同样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的“点”上产生，然后由点到面地逐步发展形成。凡此，都与古人类生产能力低下，需要有自然条件适宜的特殊地域和地理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特殊的地域和自然条件形成，又与地球诞生后不断发生的、直到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着的地质建造和地壳运动有着直接关系，同地球在历史上较大的气候波动造成的周期性大小冰期、温暖期交替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地质建造运动、历史性气候大波动，则又是宇宙间天体物理运动和地球物理运动相结合所造成的。如此，不从天文、气象、地球物理、地质建造、历史地理形成与变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物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改变等实际历史状况各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从这种研究中给地域文明的产生、发展疏理出一条大体上的点和线，是很难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的见解的。

 

史前历史，是没有现成的历史资料供研究者使用的。因此，我们必须虚心向古人类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们请教，利用他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来解决问题。

 

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生发展史，绕不过黄帝及五帝时期这一关。所以，我们就将本书的书名定为《黄帝与中华文明》。然而，关于黄帝及整个五帝时期的历史记载不仅简略、凌乱，而且在一些先秦典籍如《国语》中，就已有妄说，降至汉代以后，更是不光多有穿凿、附会、曲解、以讹传讹的情况，更杂以神话、玄虚之谈。比较而言，倒是《山海经》中的一些记载较为准确些，但它又被披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面纱。再加上历史地名的历史演变，历史沿革的复杂变化，我们不充分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之法，就很难鉴别史料的真伪，就很难揭开《山海经》之类古籍的“神秘”面纱，尽可能充分利用一些古史料，也很难纠正某些历史误传。举例而言，不了解人类婚姻发展史，不知道中国古代从母为姓以别婚姻的实际历史，就不能纠正司空季子的黄、炎得姓于两条水的谬说。不了解史学家的身世、品格、治学态度、政治观点、述史目的，就很难理解个别史家对某个历史问题故意篡改的历史原因。不进行相关文献研究，就不知皇甫谧治学态度不严谨……

 

研究历史多挨骂，但也不能怕。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旅游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可喜之事。但是，也有人为了地方性的经济利益而忘记了民族利益，随意利用某些地方史志的穿凿附会，大造黄帝、炎帝相关的虚假遗址与传说，甚至请一些文人凭空编造“历史”，集编成册出版发行。或者召开所谓的“学术研讨会”，请人题词，利用新闻媒体大加宣传，从而造成了很多历史问题的争论。而有的人面对争论又作表态：“你讲你自己的观点嘛，不要去批评、否定别人的观点……”对于这种听似公允的话，我们是不敢苟同的：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贵在求真务实，丁是丁，卯是卯，反对做假，不能含糊。如此，不通过研究、考证，批评和否定各种主观唯心的错误观点、穿凿附会，并坚持提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观点，又如何能够使这种科学研究求真务实，从而保证它的科学性呢？自古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搞得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面目全非之时，又有谁会再相信这种悠久的文明历史呢？一个民族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不管是有意与无意，都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这对于增强民族的自识性、自尊性、向心性和凝聚力，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国际经济文化竞争、激荡、交流、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中，又能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选择挨骂。在这部书中，对古今误传、错释、附会、歪曲、编造黄帝、炎帝、蚩尤，以及其他与中华文明历史有关的史事、遗址、地名等类错误说法上，都会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和纠正。不论是任何学者的著作、观点，凡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我们就肯定，就引证。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指出其不确、错误的同时，也尽可能说明其出错的原因。例如，北齐的魏收恃才自傲，撰写《魏书》很不认真。在撰写《地形志》的时候，对各地古迹、遗址，就以北魏州县名与《汉书·地理志》县名对照抄录。于是，就把后汉班固从涿鹿故意笔迁至陕北阳周县的“桥山”，又误抄至北魏太和十一年在甘肃省正宁地方所置的一个阳周县条下。对魏收此误，我们就必须指出。但是，魏收在记述北魏帝王的活动中，亦同样懒于动脑子，照抄皇室保存的史料连取舍润色的工作都不做。这又为我们保留下了一批北魏原模原样的历史资料。这，又是魏收述史懒得“可爱”的一面……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物无至纯，德无至善。任何学术研究，在非常小心谨慎、务求其实的情况下，也难免出错。在我们的著作中免不了批评别人的错误之处。同样，别人也必然要批评我们，纠正我们的某些错误。一切科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纠正错误之中，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接近真实的历史实际。唯其如此，我们不害怕别人的批评，真诚地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