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对“西方人权观”批判的进一步澄清

作者：王世保

前一段时间，由于我对“西方人权观”的批判发生了表述上的含糊不清，没有具体而又清晰地定义我所要批判的对象，也就是没有把“西方人权观”从“人权”这个概念之中剥离出来，用“人权”这个概念去指代我所要批判的“西方人权观”，结果造成了很多人带着一种先入之见对我批判的内容和动机产生了误解，比如有一些人士认为我是在“反人权”、“不要人权”、“反人类”等等。

事实上，我曾经在《批判人权既不是反人类也不是维护特权》一文针对一些人士的误解对我的批判对象和动机做出了辩护，比如文中所说的“批判人权……是批判人类用来满足自己欲求的由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这个以‘人权’为核心的权利主义文化路径”指的就是“西方人权观”。当我把“西方人权观”从我批判 “人权” 所针对的具体对象中具体明确出来以后，读者再阅读我对“西方人权观”的批判文章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时也不至于再会被某些人加以利用，指责我在“反人类”、“反人权”。

“人权”这个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它是用于伪饰原欲的一种理性概念，西方学者就以这个概念为核心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属于西方的系统的权利主义文化。这个系统的权利主义文化表达了西方的人权观，它本是西方还原思维的产物，我们不妨就称其为“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因此，我所针对“西方人权观”的批判也就是对其内涵的“个人主义”的批判，批判这种个人主义的原理所带来的“畜化”人类的消极作用，同时批判这种“个人主义的人权观”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提供的话语权优势。因此我所指的“人权推动了人类的畜化”也就是指“西方人权观”所内涵的个人主义解构了伦理的限制，促进了原欲的放纵，继而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和畜化；我所指的“人权沦落为伪饰侵略的工具”指的就是“西方人权观”所内涵的个人主义所导致的“人权大于主权”的逻辑结果和绝对的人权内容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提供了理论资源和依据。

我所要提倡的是一种“社会主义人权观”，这种人权观不是象西方“个人主义人权观”那样从个人的角度去规定自己的权利，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去规定每一个社会个体所应享有的正当权利。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言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所有制意义上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而是与“个人主义”相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人权观”是东方整体思维的结果，它赋予了“人权”的社会性，即相对性和历时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人权观”是以人性为基础的，而不是建立在伪饰原欲的基础上的，它需要拟制原欲，并在人性完善的基础上进行规定。因此，“社会主义人权观”在规定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时，更注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的社会性约束，即每一个人所应有的义务。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权观，面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权观”给人类带来的畜化和堕落，我们东方人更应该充分发扬“社会主义人权观” 的人性和道德的优势，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对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挑衅，继而夺回我们的国际话语权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