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华/文

　　三四十年前，在那个年代，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全国上下，一个腔调。然而，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它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把人雷倒。近日，博友包老师发现，中央三大报不知何故，时不时地相互“剽窃”一下，把头版的版面搞成难以分辨的“红文三胞”。上了一点儿年纪的读者，一见这些版面，如果不看内容，肯定会惊诧时光倒流，重逢旧报。我好多年都不看这些报纸了，不知道这些图片的排列是个别网民的有意搞笑，还是当今三大报所作所为的真实资料。如果当真，我实在佩服这些不在一个大院办公的报社编辑们能够做到协调一致，沟通如此高效。一方面是人浮于事，工作低效；另一方面是铺张浪费，过市招摇。每家报社都有人员数千甚至上万，难道整出一个各具特色的版面都做不到？三张报纸版面整得一模一样，是因为大家思想理念毫无二致，还是归功于印刷机器海德堡？也许，这是三大报落实扩大内需不折腾的具体行动，还是在金融危机压力下兼并收购三报合一的微妙先兆？如果都不是，人们倒要问，如今凡事都讲究知识产权，这么漂亮的版面是否有版权，以免侵权胡闹？如果有版权，它是归三家报社分享，还是由中宣部独有，能否让读者知道？但愿这是个别网友的娱乐搞笑，不是宣传家们的智力创造。

2008年12月19日

2008年9月25日

（图片来源：http://laobao6318.blog.sohu.com/106987357.html）

注释：

　　本文今天上午10时发表之后，有百度博友发表了跟帖评论，并问“梁效是什么意思”。显然，这位博友是位年轻人。为此，我从网上摘了一段文字，由于它比较具体全面地介绍了“梁效”，我略加修改，作为本文注释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如果编一本“文革词典”的话，“梁效”肯定要被收录。记得我快小学读书时，这个名字很响亮，在我那时的印象中，这个人好能干，文笔真好，写作文时，有时还抄“他”写的社论。刚进入初中，毛泽东逝世，有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就出自“梁效”，跟华国锋叫板。但不久，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梁效”就消失了。随后，“梁效”就开始被批判。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梁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班子。
　　“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即“两校”谐音。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大批判组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北大、清华各有一人任副书记，分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材料组（组长汤一介）、注释组。批判组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招待所的灰楼为住地，环境幽雅，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连组与组之间也不能相互随意打听。物资供应享受外宾标准，每天伙食补助4角。组织成员最多时有三四十人；北京大学20多人，清华大学10人，还有个别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该写作班子除了有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迟群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外，主要也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据说共撰写了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由最高层圈定的学习文件。“梁效”的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另外，《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班子因被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点名批判，其成员都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著述、出席各种会议、旅行出访等活动。
　　“梁效”成员后来对“梁效”有不同程度的回忆。“周一良先生晚年二三事”中谈到了“梁效”。周一良先生为北大历史系知名教授，也是“梁效”主要成员之一。“梁效”曾使周一良的名字红极一时，被选为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毛主席逝世后被列名治丧委员会名单，并参加守灵，一度还曾出现担任教育部部长的传闻。
　　“梁效”主笔范达人，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覆灭的全过程。他被誉为“尖刀班班长”，成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梁效”遭查封后，范达人未经审判被投入监狱，一年多后释放，但被警告不能讲课、不能写作、不能出头露面（三不规定），1980年后这些限制才逐渐放宽。范于1989年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9年香港出版了他的《“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