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11月3日电 (记者王金涛) 重庆市主城区出租汽车11月3日全城罢工。记者了解到，出租车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
在我看来，重庆出租车罢运，只不过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一个缩影和必然。在经历30年改革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深，那些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的想法只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1998年，广东的经济同比下降了25％！在了解到中国2008年上半年仅纺织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之后，我曾写了一篇博客文章，提出“拯救中小企业＝救中国”的观点。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政治危机的发生。如1989年的学生运动，1998年的法轮功事件，无一不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而发生的政治事件。
虽然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中很难窥测到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证据，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波动是以农民工进城－返乡为代价和表现形式的。1988-1991年，中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而在1998年，仅广东省就有900万左右的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到农村。我们运用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推算结果表明广东省在2006年跨省外来农村劳动力比2005年净减少了约20万，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一种估算误差，后来表明这不是一种误差，事实也表明2006年不少农民工由广东流向长三角地区；2007年的人口估算表明广东省跨省外来农村劳动力比2006年又净减少了130万，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政府的统计公报表明外来劳动力基本保持不变。经过调查表明我们的估算方法和估算结果是正确的。从我们掌握的劳动力流动情况看，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非常明显，劳动力波动与宏观波动理论非常符合。
虽然我们担心由于大规模地失业而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我们没有想到这种政治动荡首先是以重庆的出租车罢工为标志的。这让我们对重庆人另眼相看。在我们看来，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不但体现了人们的觉醒，政府的和平解决也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表达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达成各方共识，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欣赏社会公众以一种和平的形式，以一种非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革命，需要的是和谐。以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为起点，湖南耒阳、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先后出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我们欣喜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与1989年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学对处理出租车罢工等类似问题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法。我们认为出租车罢工得到社会广泛同情的根本原因是出租车公司利用垄断地位窄取高额的管理费用，这部分钱并没有流入政府的财政库中而是流入了权势人群手中。要避免同类的事件的发生，光减少份钱远远不够，而是要从根本性进行制度性改革。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将目前的出租车公司改成政府的相应管理机构，同时吸引出租车司机代表加入。即出租车公司成为政府的公务员，出租车牌价采取拍卖的形式，可以拍卖1-2年的经营权，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广州有18000台出租车，每月光出租车公司就收取近2000万元，全年总收入高达2.4亿元，按公务员年薪10万计算，政府可以聘用2400个公务员对整个出租车市场进行管理。实际每个区20个公务员就足够，整个广州地区只需要240个出租车市场管理人员。当然，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可以降低收费。或者全部经由拍卖市场实现。
中国近两年内应该更加关注其他群体的失业，如城市白领、刚毕业大学生以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应当只向基础设施倾斜，而更应该直接向下层群体倾斜，以帮助民众渡过经济危机，保持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地预计到经济危机对政治的冲击，看似一点点火星就有可能引致全国范围的大动荡，将会使中国丧失长期的发展机遇。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提前对失业群体进行救助和帮助，引导他们重新就业。发达地方的政府有义务和能力对外来工失业群体进行救助，中央也应当明文规定这种救助，救助的金额可以直接冲抵上交中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