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7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次研讨会召开，41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独立评论人袁剑主讲，提供的论文是《大裂变来了》。《文化纵横》杂志主编杨平、《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袁绪程作为嘉宾发表评论。会议由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主持。

 

徐景安：

 

世界经济衰退，没有影响人气，今天到会人数还是超过预定规模。看来世界越有难处，越有研讨的需求。但我们的会也受到波及，必须节约开支。今天起主讲、嘉宾、主持都不给酬金了，中间的一道水果也省了，会议室由岳成律师事务所无偿提供。

 

另外作一下个人的声明，好多朋友来问，网上说我是日本人，早几年新浪财经在介绍我担任深圳市南山热电独立董事简历时竟把我的国籍误为日本，引起一遍质问声，后来平息了。最近，我写了三评陈奎元讲话，又掀起新一轮的人身攻击。这次说的更玄了，说我飘洋过海去了日本，还宣了誓，于是大骂我是日本鬼子，干涉中国内政。我欢迎批评，进行争论。现请大家过目，这是2005年发给我的第二代身份证。这些人说起来爱国、爱社会主义，骂起人来卑鄙龌龊。自以为神圣、正义，不要采取小人的手段嘛！我借这个机会作一下澄清。

 

现在全国到处都在纪念改革30周年，对30年的解释有不同的版本。袁剑先生的文章，对30年的解读，着重机理的分析，不是一般的历史陈述，更是在世界体系的大视野下展开的。他对30年的评价批评多于肯定。这跟陶醉于过去，用现成的理论框架作解释更有价值。当然，对于当局来说，对于改革的主流派来说，袁先生的意见也许不能被接受。但他揭示中国面临的深刻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对于我们下决心推进新的改革很有裨益。

 

袁先生的文章不停留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还提高到了文化和文明的程度。对现代文明的不持续有过很多批评，但对中国来说，似乎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我们离开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袁先生的文章把现代文明的危机，以及给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威胁直接摆到我们面前。我一直认为，中国面临两个课题，既要融入现代文明，又要超越现代文明。要不要融入现代文明，争论非常激烈。但要不要超越现代文明，对中国来说似乎还不成为一个议题。袁先生的文章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该走什么路，建设什么文明。这正是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讨论的主题。

 

袁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提了一个原则，说中国的发展、富裕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这句话当然没错。但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各派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应该回到计划经济，有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今天希望袁先生对这个问题能够作进一步的阐述。讲大裂变的目的，不是为了裂变，而是为了寻求共识。下面请袁先生主讲。

 

袁剑：

 

各位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在座的很多是我非常尊敬的学长、前辈，我想对我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会有非常好的补救作用。大裂变是一篇蛮长的文章，我只能非常扼要的讲一下我文章的基本观点。

 

第一，大裂变的基本含义。所谓大裂变就是大爆炸的意思。这篇文章是从四月份开始写的。大裂变所指的主要是中国过去30年代赖以创造经济奇迹的发展模式，我用概率来判断，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会被迫发生一种剧烈、突然的转型。中国改革3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比较清楚。国内的不可持续性，很多经济指标非常不正常，比如消费率非常低，是个内需极其低下的经济体。发达国家一般来讲，消费率一般是70%，我们低一点点可以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但是低得太多了，有一些特殊的中国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从表面数据来看，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消费率的低下。从1994年起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里是不断下降的，跟GDP的增长速度不相称。大家都说提高消费率，为什么总是提不高呢？我觉得分配有问题，分配模式有问题。分配从来不是单纯市场决定的，有政治因素在里面起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是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是一个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国家。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64%左右，这是所有大国中最高的。对于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来讲，这样一个高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正常的，尤其对我们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可能像30代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德国，原料、市场都在外面，这样高度外向型经济是非常危险、脆弱的。

 

香港电视台喜欢说成是金融海啸，我们把它叫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两三个月前，我们的主流媒体大部分的报道，都在说中国不要紧，我们的实体经济依然是健康的，不会受到国外金融危机大的影响。但现在看，这个判断有两个错误，第一中国的实体经济并不像想象那样好，第二受到外面经济影响很大。我们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率，绝对是全球最高的，而且十几年如一日。2005年底，中国投资率大概48.6%。我听到一个有趣的说法，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投资率增长速度，到2012年，中国是纯粹的没有消费只有投资的经济体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

 

从资源环境的角度讲，中国是一个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资源被严重消耗的经济体。环境破坏大家耳闻目睹，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环境破坏是没有办法计算进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但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代价。这个成本也是真实的成本，不会进入我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源环境到了什么程度？前几年高盛有一个预测，当时说石油要涨到一百美金，我们不相信，觉得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结果到今年四月份，油价不断攀升，八月份涨到147美金。这引起我思考，大宗产品这样飙升是一个信号。中国国内的资源已经被消耗净了，它需要在全球购买资源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超级的金融周期，不断的涨，做投资的人都看不懂了。包括其他原材料都是这种情况。

 

从社会层面来讲，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改革30年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贫富悬殊巨大的经济体。我讲一下数据，中国达到0.5，也有其他国家达到0.5，像拉美，本来以前贫富悬殊就比较大，中国创造的这个记录，速度是飞快的。30年改革中，贫富悬殊拉的这么大，我觉得会引起社会很大的不满能量。经济增长是在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不存在的话，经济增长就根本不用谈了。

 

中国在政治层面也是不可持续的。改革30年，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国外很多人对我们的政治，包括我们主流媒体对中国政治都有一种幻觉，认为中国的政治非常稳定，政府非常强大。当然他们有很多的理由，说中国政府在30年推动了令人震撼的经济增长，有每年超高比例增长的财政收入，控制了大量垄断性的骨干企业，有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不断扩大外汇顺差。这些都是政府强大的一些象征和指标。但中国政府、中国政治是极其脆弱的。在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经济增长，我没有看到全球哪一个国家，把政治合法性跟经济增长捆绑得这么紧。小布什做得那么烂，他在任期内签署的法案绝对有效，政府的合法性是有效的。在中国，如果经济增长掉下来，我想政府的指示，传统的行政管制就不会那么灵敏了。包括我们官僚体制的忠诚度都会大幅度降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面很危险。因为经济增长随时可以跌落下来。所以我讲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接下来讲国际层面，中国改革30年，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跟全球体系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美国体系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美国本身充当了体系的发动机。这样一个体系在早期推动了老欧洲的复苏，推动了东亚的奇迹等等。从这样的体系角度看，所谓的日本奇迹、东亚奇迹，只能说在美国体系中的东亚经济奇迹或者日本奇迹。因为没有这个体系的支撑，这两个奇迹都不会发生。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体系高速膨胀。这时候包括中国，包括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摇摆的印度，甚至包括后来的俄罗斯都加入这个体系。这个体系，一直是以美国的需求来带动全球增长。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制造产能这么大的国家来为美国生产的话，美国就根本消费不起。在九十年代全球化以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上是零增长，它的消费能力其实停留在九十年代，即便增长，也不可能消费掉中国这么庞大的产能，还包括印度，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美国是没有办法带动的。

 

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几条。从国际体系角度来讲，就是滥发美元。就像乡长在饭店吃饭一样，给你开一个白条。白条这样的商业游戏是玩不下去的。美元现在看来好象是值钱，但今年已是金融危机，明年很有可能是国家信用体系的危机。美元剧烈贬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作一个基本的小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自然环境层面，无论从国内这样的增长动力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国际的体系扩张情况来看，中国30年发展模式以及中国增长赖以生存的全球体系的扩张，我觉得都是难以持续的。而且这个模式被推到极端的地步，政府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物极必反，肯定会有反的一天。所谓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消费这么大的产能了，就发明一些金融工具让买不起房子的人来买房。

 

接下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走到了不可持续的临界点上？我们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直说美国的消费也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持续，美国的过度消费也一直在持续。这次是不是真的和以前不同，有什么强烈的迹象显示了这个不同。这就是我讲的观点，大裂变是不是真的到了？有哪些迹象？上面是一个逻辑的推论，现在看一些实证的东西。

 

先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其实是美国充当全球火车头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后不支倒地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总爆发。

 

美国经济崩溃以后，继续充当火车头的角色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微乎其微。美国这样的危机不是过两年又好了的那种周而复始的危机，很可能是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恢复不了，可能会演化成一个剧烈的衰退。有几个原因可以探讨一下。

 

美国1990年的繁荣，是建立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主要是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往后看，我们暂时看不到美国或者说其他国家有掀起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看到美国在这个方面有重新起来的带动消费的机会。

 

第二美国的制造业早已经外移，剩下的制造业，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通用，美国的汽车工业基本上奄奄一息。如果三大汽车公司倒掉的话，引起的就业问题太严重了。所以开玩笑说，美国汽车工业都要救的话，真的是社会主义了。因为汽车工业是典型的私人品，金融产品、金融危机有公共性在里面，必须救它。制造业是典型的私人品。

 

第三1990年以后，美国成为一个金融国家，美国金融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金融业为美国创造利润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美国的制造业不行了，就卖很多花里胡哨的金融产品给全世界。这次次贷危机的神话破灭以后，花里胡哨的金融衍生产品就卖不掉了，这对美国经济也是非常大的往下拉的作用。

 

数据我就不讲了。事实上，美国从去年七月份就开始降息了。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有很多的自我安慰，说这是轻微的衰退，甚至是没有衰退。现在美国的经济正在加速下滑，终于承认美国经济是衰退了。波兰克讲，不惜把美国利率降到零。在这个意义上，大家看美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日本九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是长期的停滞。我们现在最新看到的数据，美国在十月份创下的失业率到了6.5%，到11月迅速增长到6.7%。美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整个经济情况都在恶化。欧洲、日本也差不多，三个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全部衰退了。接下来，可能会轮到发展中国家了。

 

看新闻评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结尾，说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跌幅，或者二战以来最大的下降。这个提醒我们，这个体系可能真正遇到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一个美国的杂志刊登了一位金融战略师的文章，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世界末日”，这个体系的扩张的确可能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尽头了。

 

现在来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刚刚讲国内情况一直很乐观。但是十月份，统计局长有一个讲话，我看了吓一跳，有些数据我是知道的，但是他讲这个话还是把我吓了一跳。他当时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滑压力，因为对中国政治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官员一般不会用巨大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判断跟企业层面看到的现象非常吻合。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还很乐观，很多主流媒体都说中国经济继续增长30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企业层面，需求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武钢的产能到了它今年高峰时候20%，华能在华中只有二分之一的装机在运行。我最新看到的数据，11月份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下降7%，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14%。发电量的急剧下滑，意味着企业很多已经停工了，不用电了。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没有想到有如此速度的下滑。

 

财政收入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么多年好日子过惯了。当时我提醒过我的很多朋友，你们要盯紧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这块，话音没落，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马上回落。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增长速度最低预测明年是5%。外贸单月出口去年以来首次负增长。有人跟我说，现在深圳的港口是1989年以来最萧条、最惨的情况。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拉动消费和拉动经济。比如房地产、汽车、外需这几块，我们现在看不到前景。

 

我还要提醒一点，现在我们讲的很多数据，都是近10年、20年、30年没有见到的跌幅、下降，事实上我们看到全球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都面临了这样一种处境，美国需要动大手术。奥巴马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胜选，证明美国的内部政治气压已经很高了。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他告诉我，他的养老金已经跌到一半了。那么中国，毫无疑问也需要动大手术，在动大手术过程中的风险可想而知，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摆。大裂变是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很可能回到三十年代一样的情况，这是我耸人听闻，没有任何论证，只是一个直觉。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停摆了，崩掉了，大家各自搞一套。俄罗斯搞它的计划经济，美国搞它的新政，德国搞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大裂变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确实面临可能是大的一个转型，而且可能是很剧烈的转型。

 

如果大裂变真的到来，中国如何自处？这是我要讲的第三层意思。坦率讲，我开始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一直到八、九月份，我做股票，一直满仓，觉得没有这么快，明年还能撑一段。

 

赵峻：

 

中关村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从销售量到人员减了三分之一，好多柜台大家都不租了、退掉了。中关村这时候本来是最热闹的时候。

 

袁剑：

 

我们怎么应付？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发展模式上的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性因素在起作用。执政当局有一种深刻的焦虑，我称作为合法性焦虑。在他们看来，只有经济增长越高，我的合法性就越充分，我就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其实合法性焦虑将一直伴随中国执政的二十几年，所以创造很不寻常的超高增长，实际上政府是拔苗助长。中国经过30年以后，很可能迎来低速增长的年代。在这样的增长年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社会稳定。要维持社会稳定、制度稳定基本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重建我们的政治合法性。

 

重建政治合法性，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是一个公平正义的裁判，首先从我们的理念上，要把经济增长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指导方针上要有所变化，要未雨绸缪。就像牛市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挣钱，但是熊市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想怎样少赔钱。日本九十年代以后，完全是低速增长，甚至停滞了，这个国家没有动乱。如果中国是零的话，就不得了，会出大问题。中国近五、六年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我认为起码是停滞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做晚了，包括很多的社会改革措施，很可能出大问题。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争论，包括左派、右派都可以争论。我们经济增长走得很过头，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走得很过头，就是因为没有争论的结果，如果早一点争论的话，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舆论开放是公平正义很重要的体制保障。

 

很多人都说要减税，但是我觉得要有区别。我觉得对收入最顶层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那一部分要增税，其实这部分的财富增长，是由很多不正常的情况导致的，所以多征一点税没有问题。我们要进行快速的制度创新，这个是时不我待，形势非常急迫。现在四万亿的投资，我觉得都不是战略性投资，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家觉得四万亿钱很多，现在乱投资，以后可能没钱用了。但是我也比较乐观，历史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徐景安：

 

袁先生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资源等各层面提出了现代文明的不持续，中国增长模式的不持续。现代文明不持续的概念早就提出来了，1968年罗马俱乐部就提出零增长，但是没有被人们重视。1992年提出可持续发展，102个国家都签了字，但都不愿遵守约定。中国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位的。中国1994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纲领《21世纪议程》开宗明义第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份要求持续增长，而不是持续发展的纲领。直到今天，许多文件、报告、报道都把持续增长，误读为持续发展，根本不明白持续增长与持续发展的区别。可持续发展是指我们当代要为下一代的发展考虑，保留必要的资源，保护好环境。我们现在搞持续增长，还考虑下一代，连自己都不顾了。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要持续增长，它要对得起选民，也不能辜负世界的重托，结果利用金融工具，不仅把世界他国，还把下一代都透支了。所以，现代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反人类文明的。从人类文明持续的角度看，世界经济衰退是件好事，本来就不该这么疯狂消费。但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都不这么看，祈求着赶快消费吧、购物吧、浪费吧、奢侈吧，像凯恩斯所说，哪怕去修坟墓也行，虽然不符节俭道德，但能刺激需求。人类要走向持续发展的路，一定要经过袁先生所说的大裂变、大危机、大爆炸。大爆炸带来一个新宇宙，能否带来一个新文明呢？2000年我创办新世纪文明研究会，现在发起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就是企图从新文明、新文化的层面探讨中国的出路、世界的未来。

 

袁绪程：

 

我很赞同袁剑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必须转变，这是有共识的。我们要问，像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为何能够持续30年而难以转变？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世界经济格局、结构和组合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全球化的产业配置是相关联的。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也许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我就目前金融危机的问题，说点个人的看法。

 

这次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来势之强，威慑之大，是战后绝无仅有的。至今仍看不清底在哪里，什么时候结束。一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是短周期的调整。但是现在越来越像是长周期的调整。索罗斯最早指出，这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结构调整，不能完全按传统所谓经济周期来解释。我认为，这次危机严重性表现在“三重叠加”，即经济周期与资产泡沫和大宗国际商品泡沫破灭的重合。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及资本市场危机，接着是商业信用危机及经济衰退。由于各国联手拯救，纷纷采取措施遏制经济衰退，也许这个冬天不太冷，但不会太短甚至可能很长。它将出现剧烈的国际结构调整以及改变全球化规则的诉求。比如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问题，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或改造问题等等。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有人形容是冰火两重天，从通胀到通缩几乎是一夜之间，经济增长掉头向下是如此迅速。第一是对外贸易大幅缩水，外贸转内贸挤压国内市场；第二是制造业迅速下降，失业状况加剧；第三，外资流出等等。最担忧的是失业问题会引起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短期是治标、救急，打强心针，遏制经济下滑，缓解就业压力，中长期是标本兼治、调整结构。不论短期还是中期，都需要在扩大内需下功夫，通过刺激消费来增加需求。比如加大补贴农民和通过发日用品消费券给低收入层，以激活中小企业，从而遏制存量就业的下滑；再如，扩大公共消费品的供给，如发教育券、医疗券等等。另外，在投资方面，要加大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廉租房的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等等。

 

总之，要多管齐下，不能只盯住基础设施和政府工程，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全民共同抗风险的“公共意识”。当然，扩大内需和“保增长”，可以通过增发国债以及减税——如加大出口退税的幅度，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以上，并在中等收入的档次上降低累进级差，提高中等收入层的购买力，遏制收入的两极化。

 

此外，政府支出要民主化和科学化，要接受新闻媒体和老百姓的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公共投入的腐败等等。

 

徐景安：

 

我对袁先生的文章发表一下评论。

 

第一、如何评价改革30年？尤其怎么看待对30年的高速增长，现在有不同的解读版本。主流改革派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成功。这有没有道理呢？中国改革确实是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农民有了种地的自由，企业有了经营的自由，民众有了谋生的自由，中国的经济充满活力。由此证明引入市场机制是对的，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是正确的。

 

反改革派认为，改革30年经济增长靠什么呢？吃老本。是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所谓改革就是掠夺和瓜分而已。

 

袁先生则认为是权力压低资源、土地、劳动、环境等要素价格，创造了一个世界投资天堂，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权力扮演了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债务成本。这是袁先生文章的基本逻辑。

 

  我认为，袁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也是理解30改革的一把钥匙。

 

但是，我觉得袁先生的文章是有缺限的。

 

一是改革前后30年，中国政府都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而且也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码从数据上看差不多。但前者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宏观层面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微观层面项目投资、企业经营都效益低下。而后者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开启了要素市场化的进程，物资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化、土地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尽管如袁先生所说，权力扭曲了市场，压低了要素价格，但总比没有市场好。简单说，压低土地价格，比土地没有价格好。压低劳动力价格，比农民不能进城打工强。对市场化的作用不作肯定，就为反对改革提供了依据。用权力跟市场的结合来解释改革30年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二是权力加市场与权力压低要素价格，是中国改革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中国改革从经济改革起步，权力控制资源是改革必须面对的事实。除非搞革命或先政改，才可以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是行不通的。将资源从政府的控制下逐步市场化，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引入市场，对外开放，向外出口，中国除了压低要素价格以外，没有其它的比较优势。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袁文的意义在于指出，这种状况已不能继续下去了。虽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提法，不是新观点，但袁文的分析更为深刻、到位，可起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是袁文没有从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出发进行分析，也就不去探求权力扭曲市场、压低要素价格的机理，使得他提出的公平正义的概念空洞化，不能引伸出相应的对策。既然要素市场化了，价格就该由供求双方决定，权力怎么会起作用呢？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要素市场，供求双方是不对等的。工人没有真正代表利益的组织，不能与资本谈判劳动力的价格。土地被征用，农民没有利与政府谈判土地出让的价格。民众没有权利保护环境，使破坏环境的行为畅通无阻，不用支付破坏环境的成本。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是半拉子工程，供求一方缺位，就不能实现博弈的均衡。这就使得权力可以大行其道，公平正义没有力量支撑和制度保障。这也就成为左右两派争议的焦点。改革派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权力得不到制约。而反改革派则认为市场化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第二、如何应对危机？袁文说：“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的理由，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学界与政界弥满了一种观点，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保障就业，给国民带来福祉。执政当局更是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的最重要的功能，在“发展是硬道理”、“把饼做大为优先”的“神圣”旗号下，各级政府分配财力，在留足自用后，竞相增加投资。于是，出国考察、碰杯喝酒、受人追捧、八面威风，既可增加政绩而升官，又可交友而发财。所以，发展第一成为了毫不动摇的国策。投资一下去，与权力有关系的立码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层层分包到包工头可以喝点残羹剩汤；农民工则可以找到一份无保障的工作与压得低低的工资。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没有多少兴趣管，建设投资剩下的就洒一下胡椒面。所以，越发展，贫富差别越大，民生问题越多。于是，“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来解决”，又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理由。这就是中国投资率畸高的深层原因。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寻求政治合法性，这是照搬西方政治学术语。中国政府从来不需要证明合法性，经济增长并不是合法性理由，确切地说是掩盖政府利益动机的旗帜，又是拒绝改革自身的借口。发展第一，曾经是上下达成的共识。现在，这个共识早已丧失。这也是袁文所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

 

袁文提出以公平正义的价值纬度成为新的基础，可惜失之空洞、内涵不清，各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代表公平正义，很难成为真正的共识。他说：“向他们的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好，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文彩。

 

那么，什么是持久的核心价值，更有魅力的愿景在哪里？这就是开这个讨论会的宗旨和目的。我们讨论大裂变是为了避免大裂变，或者大裂变不可避免地到来时找到“避难之所”，并“浴火重生”。这不只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不是为了“皇帝”，而是为我们的民众。因为大裂变的最大受害者还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给民众愿景与预期。人处绝望才起祸，人有预期就能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画饼充饥”，正面的理解就是以愿景与预期鼓舞人心。我建议，要立即画两个“饼”：

 

第一个“饼”是制定社会长远保障规划。5年、10年以后，全体国民，即居民和农民在医疗、教育、卫生、住房、社保等方面达到什么水平。我国已制定了十一个生产性的五年计划，从来没有制定社会保障规划。各级政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是给老百姓的承诺，逼着政府在财政分配上逐步向这个目标倾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可以此替代GDP，因为解决民生问题依然需要发展，不用担心政府不重视发展，而是真正落实“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二个“饼”是提供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时间表。可学习经济改革经验，确定政治改革的民主化方向，步骤应该渐进。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经过考核，提两个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然后进行选举，选上的是书记，没选上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负责监督书记。实行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组织考察的现行体制，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就必须一个眼睛朝上、一个眼睛朝下，既对上负责、又向下负责，并由纪委书记监督书记，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这项改革，可从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时间表也好制定了，为将来党的接班人接替探索一个制度模式。

 

第三、怎样创建新文明？袁文非常深刻的指出：“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应该说，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次裁决，美国的高负债、高透支不为世界所承受，以高消费为目标的全球现代化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现代文明的崩溃是迟早会发生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不过是大崩溃、大裂变、大爆炸的征兆和信号。明智的人类为了避免文明的毁灭，只有走新文明的道路。大爆炸带来一个新宇宙，也可造就一个新文明。爆炸带来宇宙是自然发生的，造就新文明却要靠人类的觉悟。

 

袁剑问：“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就是创建新文化、新文明。中国人口多、资源缺，必须创，否则如邓小平所说，就是死路一条。中国也有条件创，悠久的传统文化、6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供借鉴的现代文明成果，这都是中国独具的文化优势。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种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需要对三种文化进行整合。这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

 

新文化、新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追求，也就是价值观的重建。我的观点是，以提高人的幸福感为目标，倡导追求物质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弘扬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理念。我已在企业试点，下一步争取选一、两个城市试点。

 

姚献民：

 

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重视形式甚于内容。或者说，是形式先于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礼仪的原因吧。我们讲礼仪。礼仪礼仪首先要有仪，所以有愿景，有画饼，这很重要，即使是个形式。有了形式，慢慢的就可能会有实际的内容。

 

前面大家争论的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半天，说得不好听一点，其实是浪费了很多的精力。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策的合理性研究上呢？政策合理了，老百姓就会减少痛苦，就会真正受益。这个政权已经存在了，就应该承认他的合法性。除非我们要鼓动革命、鼓动暴力。但是鼓动革命、鼓动暴力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吃亏的其实是老百姓，通过暴力、革命掌权的后来者，难免会走到老路上去。我们要从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中走出来，转变到让我们一起活得更好的和谐思维上来。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讨论国家政治的时候，应把更多精力放在讨论政策的合理性上，用来研究制度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更能体现出来。愿景就是合理制度的前奏。我们有能力制定愿景，有能力画这个饼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这个饼一定要画。画好这个饼，国家民族才会有前途，民众才会有期待，有信心。这个饼，其实就是一个时间表、一个实施路径。只要我们努力，一步一步突破，这个路径就慢慢明晰出来，这个时间表就慢慢有了，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有一本书叫《为权利而斗争》，我们坐在这里讨论，并非毫无意义。你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努力。就等于在为权利而斗争。我们要饼、要时间表、等于我们在呼喊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现在要直选，要推翻这个推翻那个，那自己回家写书去，等几十年以后再发表。对现在的社会，对百姓，起不到作用。我们要讲一些可能的事情，这是做得到的，比如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四万亿怎么做到不乱花？人家说弄个监督组，监督组谁来监督？再设一个监督组？那这个就要无限设置下去了。有解决之道，比如有人提出来让媒体来监督。这是监督责任的社会化。我们现在就呼吁这个。呼吁的人的多了，媒体就会有一定的自觉，就有可能对国家有所帮助。我们有些法律，颁布以后，出现了争论；知识分子参与这种争论，就是对社会尽了责任。不要以为这是小学问，太实际，缺乏理论高度，就不关我事，不屑为之。当然，要是能参与事前争论，就更好了。这也是我们要呼吁的。

 

我觉得最现实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要呼吁并运用我们的权利，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新闻媒体要真正尽到它的责任。如果讲它是党的阵地的话，那这个阵地一定要守住。有贪污腐败，你不去报道，你就丧失了这个责任，就没有为党守住这个阵地。媒体不能成为霉体。宣传主管部门，关起门，捂住耳朵，把碉堡的枪眼堵住，成了铁桶一个，敌人从头顶上通过我们的阵地了，我们还在里面自娱自乐，说我们和谐统一，天下太平无事。现在媒体也确实不容易，两头受气。但是也不需要新闻工作者去做什么特别的牺牲，不需要特别的勇敢，只要不恐惧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心无畏惧，中国的政治生活就有可能回归正常，真话就不会成为稀缺资源。要真话，不要牢骚。我们对谁负责？我们学者，将来要对历史负责。我觉得徐老师的意见就很有建设性。我们学者讲政治愿景，也应该如此。一要目中有人，有天下百姓，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要胸中有数，要知道我们目前的真实处境，我们的历史局限。所以刚刚徐老师讲到了政治改革路径时间表，讲到了这个愿景，我特别想要说两句：有比没有好；早有比晚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