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在中华大地上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也就是中国的历史兴衰。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既有过兴旺发达，文明化进程极快，许多发明创造都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的时候，也更有过贫穷落后，任外国列强欺凌、宰割、屈辱而悲壮地浴血求生的时候。

 

那么，民族兴旺发达由何而起？民族陷于危亡、不得不浴血奋战、悲壮地求生，又是由何种原因所造成？当我们本着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态度，研究、分析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传承、嬗变的历史原因之后，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兴衰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原因，也就会比较看得清楚了。现在，对此试谈以下几点认识。

 

 

 

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在于民族思想风气的变化。因为，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又会引起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互为影响与制约的因果性关系的。我们对中华五千年的思想变革历史的研究、分析，就已由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帝时代以前，中华大地就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文明，在这方面，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就是极好的证明。对于这样的情况，“疑古”学者们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就连毕生从事考古工作的专家们，也都是经历了一种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的。郑光先生就这样说：“在黄帝之前，距今5000年左右，到黄帝以后这一段时间，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高了，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称为玉器文明。从它的整个文化分布范围说，也有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下，分了很多层次，而不是两层、三层……我原来的观念跟大家一样，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尧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老脑筋不行了。既然是搞考古的，就得尊重实际。”^①对于五帝时代的文化发展，我们也列举天文研究、历法制定、规范与增创文字、医药发展、文学艺术创作，以及农业、制陶、畜牧、纺织、房屋建筑、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食品加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中间，还并不包括一些我们已经了解但因未作科学鉴定与正式报告，而目前还不能引用的资料。这一切都说明了早在那个遥远的历史上，中华文化已经出现了一种辉煌，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其了不起的辉煌！

 

这种远古文化的辉煌，当然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而绝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由此，我们就以五帝时代的哲思想与《易》经对照，与古文字对照，与其社会制度对照，与古史记载对照，进行综合性的对比研究，结果证明：正是中国古典

 

 

 

 

哲学的久远产生与广泛传播，指导了其时的社会实践，才创造出了这种远古历史上的辉煌。

 

然而，夏、商、西周历史中，社会的文化进步就并不是很大的了，基本上就是吃五帝时代的老本。举例而言，在天文研究方面，没有多大进展，只不过是沿用了五帝时代乃至以前建立起来的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在进行观察与研究，不仅没有甚么重大的进展，而且还在天文观察研究方面加进了不少迷信色彩；在历法研究方面，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五帝时代制定的“四分历”就一直沿用到了公元前104年；在哲学方面，不但根本不研究，而且是用神道设教的方法，对原有的哲学思想传播进行禁锢与歪曲。本来，夏禹在建立的家天下奴隶独裁统治之初，就很不得人心，曾经遭到有识之士及全国人民的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夏禹父子一登台就杀诸侯、杀兄弟、征苗民、伐有扈，大开杀伐的深刻历史原因。按着历史的实际情况，到商末，奴隶制度就应该出现一个历史变革了。很不幸的是，周朝取代商政后，就推广事先准备好的以《易》经作卜筮之法，既可完全封堵中国古典哲学传播，又能实行思想麻醉的愚民而治，更采取了分封一百多个诸侯王，许可他们各自为政而拥有军队。如此，周初的统治者就从思想禁锢，到有组织形式的武力操控，有了一个长期巩固其政权的两大措施。此后，到了周政权极其腐败的程度，虽有新兴的封建地主阶层发动，出现了为实现社会变革长达500余年推动社会变革的“百家争鸣”，周王朝还是前后延续了八百多年，才彻底寿终！

 

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虽并非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与探讨，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也并没有系统性的全部恢复和发扬。但是，就是由于在“百家争鸣”之中唯物辨证思想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且在理论联实际地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它就推动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变革。正是春秋之际的“百家争鸣”，直接造成了一些较强诸侯国的相继“称霸”，以撼动周王朝的统治。也正是春秋之际的“争鸣”与“称霸”，不断地刺激起各诸侯国实行富民强国之策，以行兼并其它诸侯国的雄心，最终引起了战国纷争，彻底摧垮了周朝铁桶般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实现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社会历史变革。

 

我们说，民族兴衰在于民族思想之变，就是因为社会思想风气的核心性本质，表现为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现，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现。一个民族，如果是用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理论武装起来，这个民族就是一个不可欺辱、不可战胜、不能不受到尊重的强大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敬事鬼神，相信吉凶占卜，沉醉于宗教迷信，那么，这个民族便必然会走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落后。中国历史证明是如此，世界人类进步历史亦证明是如此。欧洲的崛起，亦是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这个表述用语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的本质既不是甚么“复古”，更不拘限于“文艺”，而是一场思想、文化、科技革命，革宗教迷信之命。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伽利略因科学研究获罪，都是很好的例证。但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就使得欧洲的强大、崛起，迫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睁大了眼睛！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上，可以作“初级”、“中级”、“高级”之类的阶段划分，也可以分作“远古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当代文明”、“未来文明”之类表述。但“文明”的核心性本质涵义是什么？人类社会“文明”的实质，其实就是不断地走近科学，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生活都按大自然中（包括人类自身）所存在着的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着自己的主观愿望与想象而随意行事。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研究、发现一些事物中所存在的、尚未被人类所认识的客观自然规律，并应用此种被研究发现的规律为人类服务。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各种学科的科学研究都是如此。而唯物主义哲学，正是正确地引导人们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办事的一种指导性思想理论。

 

民族兴衰，在于民族思想变革。

 

 

 

民族思想精神和民族文化，不是凭空而来，在是在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逐渐创造、积累而形成的，是民族历史在民族素质上的一种反映。民族思想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只不过，民族思想精神的形成和转变，都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民族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政治家、思想理论家们不断的提倡、引导之下，而逐渐产生的一种潜移默化过程。在这方面，只有政治家们的提倡，而没有思想理论家们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其影响就不会很大。反之，只有思想理论家们的阐述，不能联系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不能得到政治家们的支持，也同样很难产生多方面的效果，很难蔚成一种社会思想风气，从而对民族思想、民族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改变。只有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努力，才能造成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演变历史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帝时代，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唐尧、虞舜，都十分重视道学的传播。而且，黄帝、风后、力牧、岐伯等一大批人，都又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医学、道德修养等各方面实际问题以讲道理的理论家。所以，这就给中华先民奠定了唯物、辨证、科学、求实思想精神的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团结、勇敢、伟大的精神之根。

 

而夏禹经精心谋划，破坏五帝时代的民主政体，建起国家权力为一家私利服务的奴隶制独裁政体后，没有人给其鼓吹，只有他自己假托“上天所赐”，拼凑出一篇很不像样的所谓的《洪范》，他提出的“唯皇作极”、“作威”、“作福”、“玉食”口号。由于没有系统的服人理论可用之以愚民，而只能大倡占卜。不仅如此，整个夏、商、周三代，都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为其政治服务的神学理论，以彻底抵制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春秋之际为推动社会变革，一下子就涌现出了那么多具有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的“诸子百家”，而且很多人对于唯物辨证的道学理论运用得较为纯熟。

 

同样，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们支持，并应用其理论治国。而魏晋“玄学”的讨论，没有统治阶层的支持，两者的社会影响就大不一样。事实上，魏晋“玄学”的影响还远不如道教、佛教思想影响深远。

 

 

 

对于中国的这种独特历史文化现象，不光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着研究，世界上也有很多学者们在研究，大家都有想搞清楚，在这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背后，究竟是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般的力量在发挥着如此长久不衰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理、婆理杂相纷呈。但较为一致的、较为研究独到、见解深刻准确、真正发人深省的论著，应该说还是不多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存在着什么问题，也并不是学者们研究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大，而委实是有着一个严重影响着研究工作进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复杂原因所致，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思想产生，以及此种哲学思想产生于什么历史时代，它的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性质、理论典籍、传承方法、历史作用等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一谈到哲学思想，就想到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等；一谈到《易》经，人们就只想到《周易》，并依《周礼》之载，说那是“古代卜筮书”。有几位现代哲学家发表研究论文，认为《周易》的本质是哲学书籍，立即就有“易学家”著文对哲学家提出教训，说是搞哲学研究的人“不懂得象数”，并用导师般的口吻说：如果你从象数的角度研究一下《周易》，你就会明白《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古卜筮用书……言语之间，隐隐透出了一股子霸气，认为哲学家对于《周易》研究是“外行”，不懂象数的“外行人”是不具备对《周易》的性质发表评说的资格的，而天下好像唯有这位先生才是唯一得到了伏牺氏的真传秘授似的。正是在此种情形之下，人们谈到了吕望、管仲、孔子、墨子、邹衍、公孙龙、孙武等，就都是按照班固在《汉书》中的分类法，分别将他们称之以“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哲学家，而只有对那个鼓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治理国家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人，以及那位“把人生说得一钱不值”的人，才算是“道家”，或谓之以“老庄哲学”。并认为“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这种很流行、很一致的认识，不仅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时代相去甚远，同时，也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本质了解甚少。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也就只见枝叶而不见根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这就是一个研究中华文化失却根本性认知的最重要原因。唯因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就很少与哲学思想相联系。至于春秋之前的历史文化，在研究家们的眼里，就更与哲学无缘了。这里，还有一个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带来的正反效应问题也很重要。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在考古学上取得的极重大成就之一，它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周代以前的很多真实历史，对于鼓吹疑古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而且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商王朝的敬事鬼神、醉心于占卜的历史事实，又客观上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种误导作用：认为商代的迷信鬼神、热衷占卜，其风之烈尚且如此，再往前的历史，自然是不会有甚么科学与唯物的思想精神了——这中间，就又牵涉到了对一种理论的错误理解：18世纪末，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以生物演化为据，提出了生物进化理论。19世纪6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说明了物种在环境变化影响、用进废退作用、遗传变异因素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生物进行不断分化、演变的客观规律与大量实例，奠定了生物演化的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就被称之为“进化论”，并被一些革命者广为宣传。于是，有些根本不懂哲学理论的人们便作了错误的宣传和错误的理解：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变化，都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方向的进化，而有意无意之间否认事物演变之中还存在着退化；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总的社会发展趋势上，当然是进化的。但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由于思想精神的改变，特别是哲学思想上由唯物变唯心，也会出现文化现象上的某种退化，乃至人种、体质进化中的某种退化现象。只讲进化而不承认退化，在理论上，就不符合相对论。在客观上，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三十年前当我由于工作的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读《物种起源》的时候，就没有得出绝对进化的感受。然而，有些人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之中，由于事物“绝对进化”这一主观唯心理论的作祟，就根本不会承认由五帝时期的社会政治进步到夏代以后的社会政治退步这一基本事实了，就根本不会承认与这种社会变化同步发生的社会思想，由唯物辨证到主观唯心这一历史事实了。这种错误与荒唐，就像不承认唐代由贞观之治的社会繁荣到“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走向衰败，不承认清朝由康乾治平到光绪天下大乱是事实一样。不对历史作具体的研究，不承认历史事实，而只是靠了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的瞎推理，其对于历史的认识就永远难搞正确。这，就是一种现代迷信思想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先秦历史研究中常常体现出来的错误观念。

 

《易·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就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事物存在着的变化观律，是第一性的。道理的观察、研究、总结以及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都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科学反映，它是第二位的。不仅如此，就连取爻为“效”，极天下万物变化之理存乎于卦，鼓动天下之人效法其理而撰写之辞，也都是法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理，能否神明其理，用之以事，变而通之者，就在乎其人能否有所德（得）了。能默而用其理以变通成事者，就标明其学道确实积德而有德行了。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的历史上，只会有少数人由于精通哲学道理，其思想并不会因为处于乱世其思想亦乱，多数人则会伴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其思想认识。换言之，很多人都是生于民主社会便有民主思想精神，生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就会头脑之中存有封建思想的。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尽可能多的人具有一种超前的、科学的思想，无论办甚么事都能高瞻而远瞩，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就，那就非得发展哲学，创新哲学，用科学的哲学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建设好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定其历史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经济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一个农业经济生产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以，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发展，其物质与思想文化建设发展如何，一直是中华民族兴衰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以来的兴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正与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份极其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明察民族未来发展的两面大镜，我们自该很好地对照，以明白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应对之策，以不犯历史性的错误。在这方面，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错误，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反面经验，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一重具有历史沉重感的经验！

 

农业经济生产，主要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这种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以及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一部分生产原料。这样，我们就必需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明白中国农业所处的生产环境、资源、生产水平、抗御自然灾害的基本能力、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基本情况。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方可能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乐观，而重视到发展农业生产在实现民族历史复兴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性、战略性伟大意义。

 

为了简明，这里，我们就先列出一个中国汉代以来人口总数增长变化简表，然后再进行一点必要的分析。

 

 

 

 

 

 

 

 

以上的历史人口数字清楚地表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五十年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是明朝万历初至1949年这三百七十多年增长速度的10倍左右，是公元初至明万历初年一千五百七十多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的两万多倍，而人口总数则已是那一历史时期人口的二十多倍。

 

人口增长速度如此惊人，然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资源等，非但没有增加和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恶化。如黄河、塔里木河等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断流，不少湖泊干涸，许多湿地消失，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因过度开采而出现地面下沉，西北土地的荒漠化速度加快，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兴安岭、祁连山、昆仑山等森林覆盖面积不断缩小，再加上水、空气等环境污染的不能有效遏止等等，都对农业经济生产从多方面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而农业生产设施、科技发展又由于多种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制约，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少数地方还有退步现象存在。这种情况就远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基本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如此，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就将会极其严重地危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会出现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要严重的情况，因为人口的基数比那个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这是一个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乐观的极沉重理由。

 

所以，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对于现在，甚至是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指导作用。

 

自轩辕黄帝之际起，制历授时，以指导百姓顺时而树，强调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知地宜，节民力，因天之生以养生。因而，中国在历法制定方面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这种思想，正是上古的科教兴农思想。现在，我们提出“科教兴国”，这是正合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更应当在科教兴农上加大工作力度，因为，围绕发展农业生产而亟待加强的科学研究项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其研究进展的难度更大，这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研究课题。

 

例如：如何从宏观上研究全球的气象发展变化趋势，作到较有把握的年度气象预报，以提导作物种植局部性、地域性调整，以指导全年抗旱、排涝、防汛、防范农作物风、霜、雹、病、虫等类灾害；加强农业生物、遗传、转基因等应用研究，培育出更多能够提高农作物品质、抗旱、抗风霜、抗病虫害、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加以推广。因为，只有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前提下，才能够最有效地克服广种薄收、耕作粗放、费力多而收获少的局面，而唯有克服了广种薄收，才能最有效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搞好生态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生产所存在的不利条件，改善农业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上的良性循环,保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

 

从历史上说，具有一万多年农业生产历史的中国，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环境，破坏得是实在够惨重的了！举例而言，在山西、河北、内蒙古到处有煤田，煤是由什么生成的？难道不是森林、柴草等类植物由于地质运动埋藏于地下而形成的么？这就说明这些地方原先的植被很好，而不是从来就是荒漠、秃山。桑干河、汾河这小两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如果不是在历史上森林茂密、湖泊遍布、动植物繁多、可供生产力低下的古人类索取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怎么古猿类会从喜马拉雅地区迁徙至此，就繁衍，就发展，并成为以泥河湾为中心的亚洲古人类生存进化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考古研究证明，就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桑干河、汾河流域，以及内蒙古大草原，植被情况都是相当好的，然而，现在在这个地区的荒山秃岭上、荒原上，则几乎到处可以见到裸露着石质化了的一堰堰耕地痕迹，依稀可辨的荒漠化农田痕迹！所以，有人说：“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豪（毫）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这，其实在是一种无知得非常可怜的说法。还有，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知道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次南移现象存在”。但是，为什么南移？则没人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答案。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大约都对历史上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经济生产，对于自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知之甚少。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发生，而水土流失严重后，由于山脉、土地不能涵蓄一定的水分，就会出现河流缺水、消失，湖泊缩小、干涸。土壤中水分少，就产生土地荒漠化，河流断水，湖泊消失，就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在华北这样印度洋、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较弱的地区，降雨量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而降雨量减少，则又导致的是草木不生、难长……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事实上，农业生产上广种薄收的粗放性生产，对于植被的破坏、土地荒漠化的造成，对气候的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发展很慢，经过百年、千年才会显现出来，而是非常之快，几十年就会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的垦荒，“以粮为纲时期”的树木砍光，“大批促大干时期”的开垦草原，所造成的张家口地区现在常年降雨量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减，就是例证。不信者，搞一点历史调查，研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是很容易、很快的，但要恢复、改善，却是非常非常艰难而缓慢的。由此而言，只有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充分运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力量，才能从宏观上彻底改变直接关繫到民族兴衰的农业问题。

 

现在，从全国而言，贫困人口多集中在农村。而在农村，则贫困人口又多集中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过去，我们的“扶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救助，有人称此为“输血工程”。年复一年，费时很久，花钱不少，成效不张，有些勉强“脱贫”的农民遇有生病、灾害等类原因，复又陷入贫困之中。究其原因就是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因为，山区行路难，吃水难，种山坡地产量不高，为生存只能走“广种薄收”的老路。而这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存在，则又是造成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在“学大寨”的年代，也动大工修了一些梯田，但不仅不能浇水，不好耕作，运肥、收获中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有不少因高埂坍塌，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由此而言，对於这些农民还不如有计划地实行移民。这样，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① 有利于退耕还林、保持水土、极大地改善生态环境；

② 有利于改善山区贫困儿童上学条件；

③ 有利于大村庄、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各项社会文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

④ 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变“输血”为“造血”，能够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的实际效益；

⑤ 最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脱贫之后不“反弹”。

 

农民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农民不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要走致富之路，依然是要对旧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① 全国是一个社全整体，然而，我们在城市与农村则一直实行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二元体制性管理。这在客观上就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人口、人才、技术、资本、物资等各方面的自由流通。我们虽也曾提出过加强工农联盟之类的政治口号，但并未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建设中同城市、工业互根互依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遇到的户籍、住房、农民工子女上学等许多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总根子，就在于这种二元管理旧体制没有打破。

 

②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也只改了一半：农民种植经营获得了自由，由此焕发出来的劳动积极性就支持中国工业、城市等各方面改革走到了现在。而另一半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旧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则换成了乡政府的牌子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经济基础作了改变，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未作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一直在改革之中制约着农村改革进程：改革之初，拔农民田里自由种植的苗，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合同等类事件，就多出于乡政府还按着“公社管理”的旧思路干出来的荒唐事；现在，这一大批人不但未能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个乡中少的四五十位，有的镇甚有近百的干部在“吃皇粮”，而地方财政则又养不起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地方财政拨款只能够发放乡干部工资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此乡镇主要领导的思想、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搞到数目巨大的资金来发放工资上。当然，拿不到工资的这些乡镇干部，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也都要吃饭，从乡政府领不到应得的工资，也就只好自己开动脑筋去想辙。这就是给农民减负总是减不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摊派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虽然过去也曾多次搞乡镇人员精简，但减到谁都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弄上一阵子，照样还是原班人马动不了。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乡镇领导也都大伤脑筋，办企业，一要资金，二要资源，三要设备，四要技术，五要管理，六要产品销路……谈何容易？由此而又有好多由农民集资办起的所谓“乡镇企业”，或者只圈了一块地皮，其资金就被挪用发了急需发的工资，有的勉强办起来，或因技术不过关，或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因没有市场销路等等原因又关张，由此而欠下了更多的债，搞出了新的恶性循环。

 

其实，解决这类问题，也还是个思路的问题，就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思考与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其要不断地针对社会实践发现的新问题而提出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在于“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要“与时偕行”。不能与时俱进，不进行不断地变革，就没有出路。一行变革，就自然会充满生命的活力。现在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民致富缺乏种植、养殖等各类科学技术知识与技术指导，而农村则又在多数地方没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推广部门。农民自由经营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而大批乡镇干部则又人浮于事。假如将现有乡镇干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使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工作在农村的、又比较熟悉农民的基层干部，每人都能学到几门种植、养殖科学技术，组建一批有偿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此，则既能顺利地实行乡镇干部精简，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使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免除后顾之忧，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过重的问题，还能使农民确实学到农业科学技术而致富。同时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中，使致富的农民付出适当的报酬，使科学技术进入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也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应有价值，一举可获数得。如此，则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一场农业技术革命，以改变现有的农业种植结构，使其因地制宜地逐步走向规模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使富民政策真正得到落实，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增加新的动力。

 

解决好农民致富问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其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只有不断地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新问题，分析、研究、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才能改变不断减负、不断扶贫的局面。只要改革，就有办法，就有出路。

 

 

 

 

 

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之间存在着明显而又重要的联系。虽然，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是缓慢的，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并因此而同较短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发展变革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但是，在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它却是在起着任何人力所难以在短时期内扭转、而是长时期起着决定性历史作用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一种结果。而思想文化的核心性体现就是宇宙观，也就是哲学观点。

 

中国古典哲学将事物的变化规律称作“道”，到了元代以来才被称作“道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源之于这种“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道理。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博大，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理论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四个方面看作是一个互为影响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立体变动着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一维的线性哲学思维方法。

 

所谓“天道”，相当于现代天文学研究中的天体测量学、天体物理学、天体力学、射电天文学、光学天文学、空间天文学等领域所研究的内容及其表明的宇宙天体演变规律；“地道”者，相当于现代的地理学、物理学、海洋学、地质学、材料学、能源学、数学、农业科学等领域所研究和探索的事物规律；在“人道”方面，可涵盖现代的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所研究的内容；“天道、地道、人道”互为影响最紧密的方面，当为现代的气象学、地质构造学、地震科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遗传学、医药学、卫生学等内容；“时变”观所体现的就是天文史学、天文考古学、地球演变史、生物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文化发展史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中国人无论办什么事，都习惯地要从天时、地利、人和几方面的条件，作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其利弊得失之后，才做出行动与否以及如何行动的决策。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精深，就在于这个哲学理论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只重分析，不注重综合研究，而是对事物变化十分注重综合性分析的思想方法。这种综合性的分析，不仅要首先区分事物变化相联系两个以上的方面的内在性质，是同性相斥还是异性相引，抑或两者兼具，以此而正确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除了进行名与实辨证外，还要分析其主动与被动、内因与外因、局部与全局，以及它的变化在各个阶段的具体条件、与其相关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等等，更要注意掌握其处理之度，坚持中正为用，反对左右之偏，以避免走向极端化。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是唯物、辨证、求实的哲学，不仅是它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强调其哲学道理是从对天、地、人的时变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体现，以其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并申明道理的“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以此教人辨证思维，“与时偕行”，不能因循而守旧。鼓励人们以其指导言行，以做成事业，充满了由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辨证思维方法。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还明确地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观点，并且举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三个历史阶段，说明治理国家，要“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科学，还因为它是早在中国七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形成的一种自然辨证法，没有受到后世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由于这种哲学是产生于中国尚无文字使用之前，为了进行教、学传承与正确地传播此种理论，创造出一套非常科学、严密的卦画形式为其载体。因此，到了后世，在社会政治思想变革之中，这一套特殊的图案性卦画，以及其立卦原理，就事实上成了这一哲学理论体系的“保护神”。因为，只要这套卦画在，只要其构成阴阳爻以及卦画的原则在，人们不管对它作任何解释，都事实上歪曲不了这一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古典哲学在五帝时期被引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就造成了五帝时期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其思相理论，就促成了一场极难进行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医以之指导防病治病，虽在几千年中国医药卫生设施、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之下，也能发挥出奇迹般的医疗效果。这些历史事实无不证明其科学性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

 

同样，尽管西方的哲学家并不懂《易》经的象术，不知道《易》经中卦画所包涵的哲学内容 ，但是他们对于《易》经的研究，以及中国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其认识也和我们是一致的，都对《易》经、以及中国诸子百家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哲学观点评价极高。如：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①

 

 

 

 

 

爱因斯坦评论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 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实在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

 

美国的易学家安东尼从1972年以来，20多年潜心研究《周易》，主要用于心性修养。她说：“正是在这……种情形里，《周易》……成为修心养性、完善自我、使人与万物和谐的指南。”^②这可以说，是学到了《易》经的精髓性本质。

 

毋庸讳言，近代，在思想领域，是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着世界潮流。由于西方哲学不论是黑格尔还其他哲学家，都是将事物变化看作是一种“创造”和“消灭”，他们根本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例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James）就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在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时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③

 

 

 

 

 

由于西方哲学与文化总的特点是，“人的个性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看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①这也就是“向大自然开战”、“征服大自然”的思想理论根源，也是全世界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原先的植被是比较好的。后来，人们掠夺式的生产给自然植被造成破坏，使那里的土地逐步荒漠化，降雨量越来越小。1968年到1974年连续大旱，有两千五百万人受灾，二百多万人因此而丧生！我们中国自然也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保险箱中，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战天斗地运动，同样给我们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来的草地被开垦变为农田，农田又变为荒漠；“围湖造田”使原来可蓄大量洪水的湖泊变为农田和村庄，由此而抗洪能力减弱；森林覆盖面积在逐步缩小……

 

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性趣。

 

春秋以来的诸子之说中，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性思想理论体系已经不知，其所知者，只是一种既不成其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在论述之中并不一定都完全正确的体现，中外学者

 

 

 

 

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多是依先秦诸子之著，仅此，他们就已经对此种哲学赞不绝口了。如：

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

 

比利时的达米留引用G·豪利的话说：“作为宇宙原则的道的概念是‘中国绘画的基石’，它允许中国画家们关注一种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力量观念，而非强调西方那种精神与物质、创造与被创造者、活跃与僵死、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论”。接着又评论道，“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于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 同，他们都共同寻求对 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③。

 

由于西方哲学与道德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的“道德”

 

 

 

 

 

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学者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占统治地位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在分析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萨特的自我自由以及梅洛·庞蒂、胡塞尔、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后，说：“人的本性，对于道德的反思，尤其对于人权而言，是重要的基准点。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没有一种人权观念可以抛开某种人类本性的概念”^①。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只能是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相互沟通情况下的自由。

 

英国学者姚新中对中西哲学经过对比研究后，做出的结论也这样说：“儒家的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系上，儒家学派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于笛卡儿学派关于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

 

 

 

 

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形成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在列了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动态之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历史，不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的历史，都 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正确思想精神的人，就会是愚蠢的人。一个没有优秀思想文化的民族，也就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粉碎“四人帮”、展开真标准大讨论之后的中国，在邓小平 理论指引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性伟大变革：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两位数增长。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_·67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864亿美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_·4元人民币，到2002年增加到2476元，增长了17_·5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16元人民币增加到5160元，增长了15_·3倍；科学技术、国防、教育、交通、通讯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空前提高。这些，为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后，多极化的趋势加速发展，国际关系进行了使人眼花缭乱的重新组合与不断调整，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交流、碰撞、磨擦，又引起了不断的动荡与不安，文化竞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的

 

 

 

 

 

主体形势，为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也隐伏着更大的挑战；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实施，既激发了包括全世界华侨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信念，也逼得少数分裂分子产生了恐慌，千方百计加快其分裂祖国的步骤。此种实际情况客观上又更进一步激励了中华民族团结、凝聚、朝民族复兴伟大目标加快前进的步伐。这种坚强的决心，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上下同心，军民团结，众志成城，永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从抗洪、抗震、防治非典等各种突发的与灾变进行惊心动魄的奋斗中极其强烈地显示了出来。这也是因为，刚刚过去不久的“南京”、“北京”、“天津”、“黄浦”、“瑷珲”、“伊犁”、“望厦”等一连串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那被侵略者烧光、杀光、抢光造成的无人区，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这个民族没有忘记！懂得辨证的中华民族，深知亡而图存、衰而复兴、愤而崛起，这也是一条客观规律！

 

然而，从总结民族兴衰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问题，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要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我们必须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哲学、新文化，因为我们再也输不起、试不起，耽误不起时间，丧失不起历史性的机遇。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向全党、全国人民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了“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 大号召，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以加快向着更高层次的科学、文明前进的脚步。

 

我们之所以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因为社会发展了，历史变化了，时代不同了，只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新文化必须是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增加我们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内容，否则就不足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又必须吸收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中先进的、优秀的、科学的新鲜东西。不然，就不足于服务于我们未来的奋斗。所以，这种新文化，就应该是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绝非对传统文化的原封不动地继承。它既要广泛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化为营养，又不对世界其它文化进行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特点。因此，这种新文化的建设，就必须在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并以其为指导而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研究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之中，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全国城乡人民在呼唤健康、科学、向上、丰富多彩的民族新文化，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融性的竞争需要更加优秀的民族新文化，同样，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团结、凝聚、为实现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需要有更加优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的民族新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历史贡献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