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
复旦大学青年思想者讲坛之一
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3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主讲人：陈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时间：2008年11月24日
主办方：复旦大学青年思想者讲坛组委会 承办方：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注：[1]未经作者许可，请勿在纸质媒体上发表或转载。
[2]发言的前半部分内容，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陆铭、陈钊、王永钦、章元、张晏、罗长远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3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下）
三、三十年以后，我们将会怎样？
三十年以后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能不能走向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是实现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性社会转变，能不能实现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研究，我想讲讲以下几点。
第一是以行业垄断为例，来看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嵌入到市场经济里面去的。第二是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例，来看经济权力如何向政治权力转化。第三，我们还要讲如何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变。
（一） 行业工资不平等、行业垄断与劳动力的行业选择
行业的工资不平等有些形象的描述。去年，网上流传一个年薪十万抄表工的故事，说的是在电力部门这个垄断行业，一个只负责抄抄表，不需要技术含量，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就可以有年薪十万。显然，他能拿到这个工资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垄断部门里面。但这只是故事。我们要看更多的数据。我们就把1978年到2006年每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找出来，然后把该年最高的行业平均工资除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反映工资差距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最高行业平均工资大约是最低值的两倍，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上升到五倍左右。另一个指标是行业工资的基尼系数，反映了行业间的工资不平等程度。这里我们只是考虑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没有考虑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计算的这个行业工资基尼系数假设一个行业里面所有人的工资都是一样的，都拿该行业的平均工资。结果呢，该基尼系数从一开始的0.0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0.2，上升趋势也很明显，也就是说，行业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我们还需要指出，以上指标反映的行业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其实也不能给我们提供精确的信息。有时候，我们看到报道说，金融、保险行业的工资是制造业工资的多少倍，这是严重的行业不平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严格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很有可能，金融保险部门的从业人员都是高学历的，高技能的，而制造业里面都是低学历、低技能的。那么这样的工资差距是正常的，它是因为不同人力资本的回报所导致的差异，不能说是行业的不平等。否则的话，那才叫真正的不平等，书都白读了。我们在看行业工资不平等的时候，要把这个因素给扣除掉。于是，我们做了一项研究，看看扣除掉你的教育等影响收入的因素以外，或者通俗的说，假设两个人其他条件都一模一样，一个在垄断行业，一个不在，他们的工资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才叫真正的行业收入不平等。结果我们发现，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确存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并且，我们还发现，行业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并不相同。竞争性的行业，如传统制造业、机电仪表行业、纺织品行业，在改革过程中间因为产品市场越来越竞争，他们的盈利能力下降。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竞争，这些企业的员工开始下岗、失业，工资当然相对更低。竞争性行业的员工还受到外来民工的冲击，因为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竞争，他们的岗位更容易被替代。因而，市场化改革对这些行业的员工是不利的。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行业，比如说垄断行业，因为市场化改革，市场价格放开了，就可以利用垄断的优势制定更高的价格，于是，盈利增加了，恰好改革又使得企业可以发更多的工资与奖金了。这样就导致了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对不同性质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行业之间的不平等就加剧了。以行业收入不平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必然走向公平与竞争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反垄断法，虽然反垄断法的落实还有困难。事实上，这种行业不平等根本上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是有壁垒的。即使是高盈利的垄断行业，举个例子，如果电力公司的岗位是竞争的，那么很多人就来申请这个职位，大家都来竞争，谁有能力，谁去当抄表工，这也行。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是不让你去当抄表工的，你就没办法去赚这个高收入。第二个就是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只有当这两条同时成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是不平等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更可能进入垄断行业工作而获得高收入？这是我们另外一项刚刚完成的实证研究。因为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高收入的行业包括了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业、水电煤供应。那么，你凭什么才能进入这些行业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是城市户籍人口，你更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当中去。如果你是党员，并且是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入党的老党员，你就更可能进入这样的行业。教育和经验也是起作用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你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使得你更有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系网络。我们用有多少人能帮你找工作来度量关系网络。我们发现，你的关系网络越强，你越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当中。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家庭背景。我们是用父亲的三个特征来代表家庭背景。第一个是父亲的政治背景，即是否为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第二个是父亲的教育背景。第三个是父亲有无经商的经历。结果发现父亲有无经商的经历对你是否能进入高收入行业没有影响，而父亲的政治背景和教育背景则有助于你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政治背景比教育背景作用更大。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找工作的渠道。我们把渠道分为两类：一种是市场渠道，另一种是关系渠道。市场渠道就是指你看到报纸招聘广告，或者你去参加就业市场的招聘等。关系渠道是指亲戚朋友介绍，或者是你顶替父母工作等。结果发现，通过关系渠道找到的工作更可能是高收入的，这里面关系又在起着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当你把这些关系的渠道考虑在内后，自己的教育以及父亲政治身份的作用就不显著了，这就提示我们，个人教育与父亲政治背景之所以起作用，很可能是因为影响了你找工作的渠道。你的教育水平较高，父亲有一定的政治身份，你就更有可能通过关系的渠道来找工作。比如说大学的同学关系能帮你找到更好的工作。父亲政治身份带来的关系圈也能帮助你找到很好的工作。这个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间，关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关系不仅仍然重要，而且还渗透到了市场机制之中。
（二） 关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研究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当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政议政之后，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能影响政策。于是，我们就想知道，哪些民营企业家更可能参政议政。我们做的实证研究发现，按重要性从高到低排，最重要的是民主党派身份。其次是家庭背景，也就是说你的父母是否为官员身份。这官员是指县处级以上的行政官员，或者军队里面尉级以上的军官。然后是党员的身份。接下来是企业的资产规模与企业历史或企业家年龄。资产规模较大，历史较长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更可能参政议政。这样的研究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可能是政治的精英，而不是那些草根型的企业家。这又意味着，以企业家参政议政研究为例的话，经济的权力正在向政治的权力转化。因为你的企业资产规模越大，经济的权力越大，你越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代表，获得政治的权力。这不只在中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也是这样。所谓的“政治现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此外，我们发现家庭背景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权力存在着代际的转移。这些都不利于我们走向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
（三） 如何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
这个就要问地方政府到底愿不愿意推进城乡融合，愿不愿意将户籍人口的待遇给非户籍的本地常住人口，甚至愿不愿意取消户籍制度。一种办法是自上而下地改变地方政府的目标。即中央政府希望实现社会和谐，希望地方政府考虑常住在本地的非户籍人口的利益。但是城市的户籍人口，即本地人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比如说上海，上海人一听说你要放开上海户口限制，让更多的外地人全部留在上海工作，他们就会神经紧张，说上海人已经太多了，我们的就业已经很困难了。因此，即使是自上而下地由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来实现城乡融合，也要考虑是否符合城市本地人的利益。否则，这种政策推动是很难贯彻下去的。那么，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可不可能在符合城市本地人利益的前提下面发生呢？这就是一种自发的转变了，我们经济学里面叫做“内生的政策变化”。
城乡分割可以在多种意义上存在。一是空间上的分割。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农民是无法进城的，进城也活不下去，因为你没有粮票。所以那个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在空间上就被分割了。民工能进城打工的时候，粮票已经取消了。二是就业上的分割，这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歧视性的政策。比如说不久前，上海政府就对企业雇用的外来人员征收管理费，这笔钱被用于本地的下岗员工再就业。这意味这企业要招外来人员的话，就要额外多支付一些成本。因此，在同等的条件下，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口相比，拿的工资就比较低。要不然企业就不愿意了，因为他要额外支付更多的成本。你有没有户籍，工资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就业上的城乡分割。三是权利上的分割，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现在就业上的分割慢慢开始减轻，但是权利上的分割还存在，外来的人员不能享受跟户籍人口同样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这些待遇。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这种分割可不可能被消除掉呢？回到内生的政策变化上来，我们就要问，城市政府愿不愿意向“移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如果能提供，这才叫做真正的城乡融合。不然的话，虽然空间上没有分割，就业政策上没有分割，但是却在权利上有分割。
城市政府愿不愿意向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我们最近即将写成的一项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想象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不提供，这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好处就只给本地的户籍人口，于是，在城市内部，有无户籍人口的福利或收入差距就会较大。第二种情况是让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要把一部分资源分给打工者，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城市内部，有无户籍的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给城市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也很好理解，两个群体在城市里面形成两元社会，如果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那么社会治安就会有问题，一些案件的发生率就会很高。即使这些案件不发生，只要有这样一个发生概率存在，城市居民就会把很多资源用于财产保护性的投资，比如说装防盗门、防盗窗，而这样的投入完全是消耗性的，它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积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早期，这种成本相对并不重要，城市政府就不愿意向非户籍人口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但是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成本就变得极为重要，于是，地方政府就会向外来人口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因此就存在着第一种情形到第二种情形的转变。最近的有些事件可以提供一些类似的线索，比如说重庆的出租车工人罢工。当然出租车司机不一定全是外来人口，但是它这个群体的很多权利一开始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就业状况比较差，并且，导致他们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黑车的存在，而黑车司机中，外来人口比例显然更高。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给他提供平等的权利的话，他会采取一些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对城市政府是不利的。当这个损害足够大的时候，地方政府就愿意自动地给他们更多的权利。这个事情用在民工上面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民工没有人替他说话时，就可以“用拳头投票”。政府的政策会向他们倾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机制，使得一个社会实现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
三十年以后我们将会怎样？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如果要实现这种公正的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入、发挥来自民间的力量。在参政议政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你有政治背景，或者说你是一个大企业的企业家，我才让你参政议政。应该更多地引入那些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企业家。他们才更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力量。有了他们的加入，决策的话语权才会更多地掌握在能为市场经济公正而说话的人手上。在城乡分割问题上，我们则需要引入更多民间的呼吁机制、集体的申诉机制。当然集体行动比较微妙，弄得不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此外，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公正性，除了发挥民间的力量之外，还要避免出现权力的自我循环。譬如说，因为你老爸是高官，你就可以在权力关系与市场经济嵌入的过程中拿到很多钱，你也可以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自我循环一定要打破。为了引入来自民间的力量，为了打破权力的自我循环，改革开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不断强调这一点，要坚持改革开放、深入改革开放。因为有改革，权力的自我循环才可能被打破。因为有开放，我们才会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可以说是压力或者动力来推进这样的变化。虽然我们还可能是民主集中这样的体制，但是随着改革和开放，即使你是一党制，权力的可竞争性就会变得很强。在一党制下，只要权力是可竞争的，就一定会有外部的压力促使执政者想着如何把执政的业绩做好。这可以起到与多党制类似的效果。但是一定要强调权力的可竞争性。民主集中和可竞争性的政治环境其实并不冲突。当我们拥有这两者的时候，同样能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看未来的可能性，当然这个谁都讲不清楚。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猜想。这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语并不空洞，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人群之间差异很大的国家，差异性可能体现在语言、文化、收入、民族等方面。在这样的大国下面，怎样的制度是最有效的？世界继续发展三十年，甚至三百年以后，人类社会会怎么样？市场经济会怎么样？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带上一些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历史的色彩，因而所有国家都不可能是雷同的，而应当是多元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其实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贡献。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不需要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一样，但是，无论如何的多元化，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