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经济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廖进中

 

今天，我们在湖南农业大学召开《湖南省经济学学会2008年会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与促进湖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学术研讨会》，刘茂松会长几天前就通知了我，要我发个言。讲什么呢？我一直没有想好。只是刚才会议休息时，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的李绍清研究员调侃我，说“中国有个吴敬琏――‘吴市场’，湖南有个廖进中――‘廖市场’”，我对照大会主题，依汤下面，突然冒出了一个题目，叫作“市场是个大学校”。

“市场是个大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毛主席说的。同样，基于总结“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的失败教训，毛泽东也讲过“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之类的话。当然，在我们中国，真正从体制层面把市场当成大学校，并以市场经济作为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产党的执政之纲，那是1978年以后的事，在这之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也有像秦晖教授这样的学者认为，更准确地应称作“命令经济”。根据本人的切身体验和理论思考，我曾经在我的《市场领土论》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很通俗的经济学命题：“计划经济只能顺畅运行一代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比如，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红旗下诞生的新一代逐渐长大要就业或要上大学时，问题不就出来了？而国家当时就只能强制性地采用让其“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一起“刨地球”，接受传统农业劳动“再教育”的办法，从而使像我这样的一代年轻人蹉跎了岁月，它也预示了计划经济黄金时期的开始终结，接踵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现象上看，文化大革命是起于人们响应最高统帅号召造所谓“走资派”的反，实质上，它是计划经济体制积累起来的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是人们对于“当权派”推行计划经济的一种抱怨和抵抗。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人们对于计划经济的信念，并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结论，再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条道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词是“市场经济”。正是在“市场经济”这一基础上，我们找到了“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理论通道，而实践通道则是经过“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的艰难谈判而于2001年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WTO这一“经济联合国”，将中国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社会，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被“与国际接轨”所替代，在世界市场这所大学校里，我们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和方式。

从本质上分析，市场经济是“为他人从而为自己创造价值”的经济形态，或者，按我们习惯的说法，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其服务与价值的高低与好坏，是由消费者而不是由生产者说了算。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品质、品牌、信誉等一系列争取消费者的竞争，才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迅速商业化，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论，市场经济“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175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只占迄今为止的世界全部财富的3％，只有在其以后的250多年中，即在人类0.01％市场经济时代里，世界财富才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创造了97％的社会财富。而同期的中国、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极其缓慢，缺乏市场机制将我们本土的和从外界学来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已越来越落后并经常“挨打”于世界强国，只是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后，中国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飞跃。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为起点，继而城市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提高了人们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焕发了人们的首创精神和创造热情，释放了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力，从制度上落实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现代理念。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成了世界反贫困的一面旗帜，也在不经意间实现了几代人“超英赶美”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财富像潮水般涌流出来，已经发展为《资本论》开卷所称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的社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庞大的商品堆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而宽厚的财富基础。

邓小平曾经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概括，使我们摆脱了原有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我们以前总在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道路。现在，我们回头理性反思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是靠“送”、特别不是靠“炮声”能送来送去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由“空想”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从18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和十九世纪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产生的，而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巨大财富支撑下，也已有大大高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价值、最必要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要进一步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建设。诚然，就像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吸取中华文明的特色与优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刚刚有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说，“您在去年的年会上讲城市化推进的‘五牛战略’，今年是否要讲金融危机的‘五熊战略’”？是的，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市场套入了“熊市”，这说明市场经济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一道，认真地总结危机产生的机理，早几天，我在《第十二届全国消费经济学术讨论会》上说过，我们尤其要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责任边界，要发挥社会主义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改善民生为基本取向的社会平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基础公共服务的加强和提升，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降低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的破解等，都是我们今后需要直面的问题。而我认为，最首要的是要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体制信心，要继续在市场经济这个大学校里去学习、去探索，以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理论和光辉道路的认识。

湖南省经济学学会开年会，当然要讲湖南经济发展问题，但经济学学会是专家、学者们开理论研讨会，不是省委、省政府官员开经济决策会。我们的任务是，要从理论上总结改革开放30年对于湖南的基本经验，探索湖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思想障碍到底在哪里？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市场经济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在我们湖南，主流舆论还继续停留在、沉湎于旧有历史观中而难以自拔。的确，在市场经济改革的30年中，湖南的经济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许多产业、企业还有超过全国的突出发展，比如，以湖南电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还有机械产业、建筑产业等，这些成就本来都是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成就，或者以地域而论，是明明白白、地地道道的“湘商”行为。但我们总是把这些成就往“湘军”上引，总是杠起“湘军”这面历史破旗，这“湘军”，那“湘军”的，我们的思想理念总是被“湘军”禁锢着，甚至还有经济学学者提出什么“商业湘军”这样折中的可悲概念。“湘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湘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湘军”是“民间建军”，且“兵为将有”，这是违反国家法制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暴力，只能是“国家”的暴力，法制国家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国家对暴力使用的绝对垄断，除了国家，任何地方和个人都是不能建立军队且跨地区进行军事活动的。“湘军”长时间镇压因而民生凋敝、走投无路而起义的贫苦农民，大面积滥杀放下武器和本来就没有造反的无辜百姓，公开抢夺国家和民间财富，并没有维护国家的稳定，相反，倒为中国百年来的军阀割据开创了先例，自此，中国占山为王者多，枭雄辈出者众，华夏大地狼烟四起，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以扭转。但我们的理念至今仍被笼罩在“湘军”的历史阴影下，损害了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阻碍了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牵制了我们的全民创业步伐，减缓了我们经济的科学发展速度。

总之，我们一定不能再有“湘军”这样的“敢为人先”了。对待“湘军”的态度，是要不要同情农民和弱势群体的大问题，是要不要呼唤社会主义正义和良知的大问题，是要不要国家法制和民主政治的大问题。我们农业大省的湖南经济学学会，在湖南农业大学这个现场，召开关注民生、扩大农村内需为基本对策以应付金融危机的理论研讨会，更要认清“湘军”理念对湖南今后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危害性。

感谢主持人和听众们的宽容，让我的发言大大超过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我的讲话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批评。

（2008年12月13日于湖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