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洋溢在城市之间——“我的三十年记忆”之八

1985年4月15日　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回过头看，经过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经济上的改革应该说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期，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奇迹。但在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方面，应该说进展就相对缓慢得多了。大概这方面要成为我们国人对今后三十年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的期待了。

这一年，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是尤其值得留恋的。作为《经济效益报》（城市经济版）编辑部惟一一名专业新闻从业人员，我承担了记者部主任的职责，主要负责每期的专题报道的设计与实施。那是一段高强度、高密度地职业锻炼，当时我的工作节奏大致是这样的：每月我出外采访半个月，在家写稿、编辑、制定选题，则是另外半个月的任务。那段日子应该算是我激情燃烧的一段日子，我的采访足迹踏遍了国内、尤其是南方发达地区的许多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厦门、福州、泉州、杭州、苏州、南京。其中去的最多的城市，除了北京之外，就要数广州和深圳了。记得当时每次出行，既是要完成一个记者采访的责任，更是抱着一种触摸改革开放的脉动、到改革开放一线去感受、去充电的强烈欲望。记得当年的我，由于年轻、精力充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基本都是特立独行、单兵作战。每天的时间利用都是经过优化的，头天晚上就通过电话与采访对象联系，商量采访主题和内容，安排采访时间，然后查询交通线路，确定乘车路线。每天一早出门，晚上经常是天黑才回来，晚上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整理白天的采访资料。只有到了星期天，无处采访了，才去一些慕名已久的名胜去走马观花地看上一看。

一个人出门在外，我的自律精神非常强，这其实与党员的身份、组织的教育没多大关联，最主要的是每天我都为自己的采访对象所激励，为这个社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而感动，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建国以来最巨大的社会变革实践而庆幸。我至今也深深怀念那段自由自在、紧张充实的岁月，我当时的确领略了无冕之王的潇洒。没有人安排我的工作，没有人对我的工作挑三拣四、指手划脚，专题报道计划是我制定的，采访的目的地是我选的，采访对象也是我物色的，就连我所写的稿件与最终见报的文章也完全一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采编一条龙作业，相信在中国新闻报业发展史中也是不多见的。而我却幸运地分享了这种难得的机缘，因此我至今都对《经济效益报》以及它的总设计师于光远先生怀有一种非常的感恩之情。当然，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那段时间里也是不辱使命的，每次出门我都会至少完成两个选题的采编任务，当时我们的报纸是双周出刊，出一次门就要保证本报的专题版一个月内有米下锅，每个专题版中我的自写稿件平均在70%以上。应该说，这段日子尽管不长，一共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但它对我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磨炼，对我经济学功底及市场意识、社会责任感的学习与提升的价值，确是非常的，以致可以使我受用终生啊。

那段紧张快乐的新闻经历，是我新闻生涯的作品高产期。当时的《经济效益报》是四开四版，其中我负责两个版的专题内容，在大约14000字的篇幅中，我有意识地选取各种新闻体裁，有消息，有通讯，有专访，也有评论。记得当时我使用了许多的笔名，以免使读者误会本报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记得当初我选题的原则是求新，重点切入一些有争议的改革探索的前沿问题和社会热点。例如关于第二职业的题目，我就曾经先后深入到北京采访一些“星期六工程师”，到广州采访一些热衷于“炒更”的第二职业者，通过我们的深入报道，为第二职业正名。还有关于开发房地产的题目，我曾经几次到广州采访当时成功开发出“东湖新村”等项目的著名房地产业先行者——广州东华实业公司，报道他们顶着各种社会压力、进行产业探索的不懈努力的事迹，也切身感受到那些改革先行者的甜酸苦辣。此外还有关于金融租赁、关于企业租赁经营、关于企业股份制改造、关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等专题。也许，这些题目在今天看来有些过于普通了，但那是在二十多年前的80年代啊，今天已经很普通的事情，当年还处在摸着石头试深浅的河底呢，其价值可以想见啊。

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但那段岁月却实实在在地成了我今天仍然非常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不论何时回想，心中总是涌出许多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