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之所以入人深刻，实因仇恨过于简单。有些基于人生现实中过于复杂的因素所形成的仇恨，倘或难以言表而不容易唤起同仇敌忾之心，也要找到最简单的替代品，作为巩固的基础；族群之间的歧视与排挤往往如此。

 鲁涤平 此公最忌讳「八」

 老作家萧干主编的一套《近代新笔记丛书》上有这么一则轶事，说起曾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此公生平最忌讳「八」和「八的倍数」，因为「湖南习俗，抬死人灵柩的，少则八人，多则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人不等」所以无论鲁涤平个人旅行或率队开拔以及婚嫁等事，总不订在八日，就是长途行军，每天出发也要避过八点，随从人数也不能以八尽除。在我看来，鲁涤平的忌讳并不尽如所记，实则另有来历。

 在清代干、嘉以后，号称「小南京」的湖南湘潭地控长沙，有「万灯摇郭，千橹横江」的繁荣，由于外来商旅云集，贸易畅旺，使当地财赋之雄，冠于一省。在诸外省行商之中，最为勤敏而发达的，非江西商人莫属。积久经年，赣商财力非但足以与湘潭人并驾齐驱，甚至还常胜出其上。

 江西人在他省发家致富，不改本俗。每逢岁时祭赛，演剧酬神，所搬演的戏文，与湖南在地的差不多，唯语音稍异而已。由于例行热闹，宜广招来，围观者不限于江西本籍人士，这就出了乱子。

 「渭水河」竟演成流血民变

 某日酬神，演的是一出〈渭水河〉，其中有句「八百八年」的科白———江西人「八」「百」同音，都读「罢」声，三字连用，听在湘潭观众耳朵里，十分粗浊。于是，有指手大笑的、有腾声谩骂的、甚至还有掷鞋投沙以闹场的。当下一哄而散不说，还从此结下了深仇。

 下一回社日演剧，江西老乡们依旧贴演〈渭水河〉，自然还是要唱到「八百八年」一句上，湘潭人原也就准备好了在这一句上来闹个场。当「八百八年」一言既出之际，笑骂之声方起，观众身后的庙门忽然之间给关上了，埋伏在戏台左右的江西刀客哗然而出，一旁看似是在备料煎油的大鼎巨镬也起了作用，所谓「酌沸油以浇之，着体糜烂」———这已经是一场剧烈的民变了。

 传闻中湘潭本地驰援丁壮也出动了好几千人，十数成群，在通衢僻巷设岗布哨，逢有过客就逼问：「六百六十六怎说？」江西人读「六」如「溜」，与湘潭音大不同，入耳便知，一旦口音略有小异，当下横刀而屠之。此事发生于道光年间，两造死斗经年不解，竟有「伏尸满街，市门尽闭」的惨况。

 民族大义 似乎也是如此啊

鲁涤平在「八」字上的坚持，不尽是出于抬尸之俗，须知抬官老爷、抬新嫁娘也不乏足八而成其数的。倒是从清代中叶以来便绾结轇轕的地方械斗仇恨，很可能到了鲁氏的时代已经转化成一种毋须诠解也无法实证的忌讳了。那么，一声「八百八年」就是仇恨之所从出的最终答案了吗？当然不是。

 原本是基于经济实力相去悬殊而产生的嫉恨，却便宜地掩盖上一层地域甚至宗社的情感，最后甚至可能还被误解、扭曲成对于数字无稽的禁忌。地方械斗如此，社群排挤如此，民族大义之号召、国家认同之归属，似乎无不如此。

 简单到禁不起思想的事物，却无比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