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不能让农业沦为自由市场牺牲品

 2008年11月03日  来源：人民网

　　农业和环境、穷人和穷国被推向了财富分配的另一端

　　我们需要客观审视目前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力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并已很难调转方向的机制。

　　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本地人没有将资源资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识。资源换不成钱，本地人只能守着这些资源，自给自足，也自娱自乐。资本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进入到这里，投资开发水库电站、工厂商店，景点旅游等。森林被砍伐，把这些穷人的资源，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资源资本化了，穷人的生存根本，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岌岌可危了。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源资本化这样一个工具，就能够使财富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实现了财富的自增强。在财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资本留利占了大头，自然就出现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和劳动留利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也是当前风靡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基本背景。实际上，这一危机，正由金融这个金字塔塔尖，一层层地向经济、社会、信任、文化、信仰等底部燃烧。这会不会是近400年来人类发展的真相和必然的宿命呢？不幸的是，农业和环境、穷人和穷国一道，被推到了另外一端。

　　如果说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则是“改革”的本质。缓解或者化解得好，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就会坚持下去；缓解或者化解不好，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会有新的改革机制纠错，使得这套发展机制持续运行下去。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两个轮子一块转，构成了一个现代化机制。不仅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和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今年5月份，我访谈了非洲几个国家的部长，他们羡慕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外国资本、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给他们开出的经济药方面前，只能全盘接受。中国政府面临同样的压力，却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陷入粮食危机、贫困陷阱，是他们被自由市场经济给化掉了，已经失去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对应非洲国家的情景，我们考虑环境的命运，考虑农业的命运，就会比较清楚。相对于资本的强者恒强，环境和农业面临的，是穷人恒穷和弱者恒弱的逻辑。

　　让市场配置农业，肯定会出现农业的相对萎缩

　　我们常说农民是弱者，农村是弱势，农业是弱质。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亩三分田，在资本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根本就不会给你发言的机会。资本所有者会形成强大的企业组织，资本所有者会游说政府，在资本和政府这两个强势集团面前，农民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别说谈判了，连上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谈判桌都没有。相对于城市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农业是一个弱质的行业，我们知道工业品的生产，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天气状况。风调雨顺与否，对工业影响不大，对服务业影响不大，但对农业却影响甚大，因为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

　　农业命运悲惨的另外一面，可以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去看待。我们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农业最主要满足的，却又是人的肚子（吃饭）问题，我们的胃每天所消费的粮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顶多像广州人所讲的三茶两饭。不管怎样，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而对于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对于服务的消费能力，近乎是无限的。过去有大哥大，一个公司有一台很不错了，很威风。后来可以过渡到有寻呼机，有手机，过渡到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过渡到一个人甚至可以拥有几个，这是工业品的扩张在一个小小产品上的体现，同时，这种消费还具有非排他性。而农产品消费主要受制于生理规律，是有限的；工业品和服务消费主要受制于心理规律，每个人心中涌起的无穷欲望，导致其扩张近乎是无限的。

　　由于资本不喜欢农业这样的难以扩张的特征，如果让资本自由选择，资本大多数投向的不是农业领域，因为只有在无限扩张的部门，才能创造不断扩张的财富。如果让市场配置农业，肯定会出现农业的相对萎缩。

　　更重要的是，不仅是资本更加不愿意进入农业，连劳动，也不愿意过多进入农业了。我曾经访谈过一位江西的农民工，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是，人不能赚钱，只有钱才能赚钱。这就是这个劳动难以说话，唯有资本说话的过剩经济时代的缩影。就整个农业领域而言，伴随农产品过剩的，是劳动力过剩，或曰闲置。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生产能力的闲置，同样也是消费能力的闲置。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大众本已稀缺的消费能力，愈加稀缺。这又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加剧财富积累的两极化，以及消费满足程度的两极化。少部分人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则囊中羞涩。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产不增收”、“勤劳不致富”的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一再上演。

    发达国家对了，我们错了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去指责发达国家，说他们在干预农业生产，提供高额补贴。要知道，可能是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因为他们很清楚，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不能看着农产品供给市场的失灵继续下去，否则政府就失灵了。农业本身经营的特征，已经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要补贴，中国也必然要走向补贴，甚至高补贴。

　　中国自2004年起，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汲取农业，走向了补贴农业。至少领导人意识到了，粮食是本国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有义务让每个国民获得这种生存必需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才会愿意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制度，要保护耕地。可惜，中央政府保护耕地的意愿虽然十分强烈，但保护的能力却是很弱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农民，以及征地公司之间，难以达成博弈的均衡，致使保护常常流于形式。使得当前的耕地保护拉锯战，不断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人民粮食主权。为什么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保护农业，原因就在这里。（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