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终极解放与堕落

　　孙津
　

　　1、引言：由可持续发展谈起

　　一个幽灵，一个叫做“可持续发展”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

　　但是，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吗，而且还希望它是可持续的？我认为这种追问和要求是一个悖论，因为它的答案在于，人类发展了就不可持续；人类发展了就是可持续的。悖论的原因当然在于主词的自我相关，即“人类”和“发展”的同一形态。因此，“可持续”不过是摆脱悖论境况的一个希冀，但其成功的可能几乎为零，除非那可持续的东西在发展之外，即可持续发展不是发展，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围绕发展（当然也就是人类自身）的无限循环悖论。

　　上述看法似乎很悲观，其实不然，因为它不过是在自觉地找寻出路。什么叫发展？简括地说，由于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如果不是某种神意在主宰，那么发展不过就是符合（尽管事实上顶多也就是大致、甚至部分的符合）某种被认为是好的预期的变化。因此，摆脱循环悖论的出路，或者说悖论的真实消除，就在于预期和变化的互为包涵，从而使这两者同时成为人的自觉行为和惯常形态，也就是人类的终极解放。

　　对于“终极”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不承认存在什么终极，不过有一点似乎不用证明，那就是从“最终极限”来讲，“终极”的所指只能是人本身。从现实来讲，这个悖论之所以不明显，在于“人类”和“发展”的主词自我相关被一个东西所掩盖或蒙蔽，即具体的利益。如果说，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自己的利益就是好的预期，或者说人在各种变化中都是趋利避害的，那么至少从逻辑上讲，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己满意的利益、同时又互不妨害（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就是可持续发展了。显然，这种状况就是人类的解放，就预期和变化在这种解放中的互为包涵来讲，解放也就具有了终极性。但是，现实恰恰是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各种变化（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达不到好的预期，于是就用“可持续”的希冀来慰籍自己，叫做双赢、共赢、甚至子孙万代都赢。

　　不难看出，这个希冀如果能够实现，其内容就不是什么发展，而是人对各种异化的摆脱。所有的异化可以分成两大类，即对象的和自身的。对象就是人的活动客体，其异化包括阶级斗争、资本的剥削、科技的主宰、以及生态的恶化等等；自身就是主体的人，其异化包括个性的模式化、行为的程式化、需求的无节制、以及道德的失范等等。摆脱异化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和行为，对此的漠视和放弃就是人类最大的堕落。在我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说共产主义之前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指的正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属人的历史是由人自觉把自己塑造为新人来开启的。因此，可持续发展如果可能，其实现途径就不仅仅是某种对象性的操作，而是新人的塑造过程，因为那“可持续”的含义不过是人的终极解放形态。

　　上述情况表明，人类必须自觉地重新塑造自己，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必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人类的终极解放，即成为新人，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只有每个人的自由的充分实现才能达到类人的自由。在这些表述中，好的预期和相应的变化是互为包涵的；根据同样的道理，人类如果是发展的，也就是能够向好的预期变化，那么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塑造新人的意义上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的。

　　2、共产主义与新人　

　　如果说，超越了人类史前史的人叫做“新人”，那么新人的自觉塑造与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的终极解放意义就是一致的或同一的。事实上，塑造新人的任务是《共产党宣言》提出来的，或者说是内在于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而正因为可持续发展不讲这个，才会出现人与发展主词自我相关的悖论。

　　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呢？因为现实太多苦难，太不公平。苦难和不公平的原因是阶级压迫和剥削，但这并不是说地主资本家天生都是坏人，而是由适应一定生产方式的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就是私有制。无论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总之与私有制互为因果和互为表里的就是私有观念。因此，摆脱苦难和不公平的出路就在于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出路的实现形态就是共产主义。顺便说一下，共产主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公共主义，即真正保证了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的公有制和共有观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真正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对此，《共产党宣言》也明确说过，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已经有了太多的伪社会主义，只好换个名称了。

　　然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有着太多、太艰巨的困难，以至于它在很多人看来几乎等于一个乌托邦。其实，真正的困难不在于革命宣传、阶级自觉、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社会主义过渡等具体的实践问题，而在于如何保证不改变共产主义方向并形成相应的习惯，因为前者都是对象性的工作，后者才是人自身的解放。首先，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达到无阶级社会，为此，就需要有能够保证这个方向的政权力量，按照列宁的说法，这将经历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问题就在于，即便如此，这个方向的引领如何保证、尤其是如何保证执掌这个权力的每一代人愿意坚持这个方向并有能力使所有人都跟着走。其次，人和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因此还是列宁说的，能否实现共产主义预期，取决于千百万人在这个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也就是说人类这个物种不再会自发产生私有观念。

　　于是，可能的出路是一个道德实践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确实取得了胜利，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存在了半个世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提出了要塑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不仅讲为人民服务、要求自我改造和斗私批修，而且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难以克服两个客观的局限。一个是权威和政治热情的时间性，也就是说，自然代际的更替必然会使由某个领袖人物或领导集体所体现的权威发生变化，甚至消释，同样，不同代际的政治热情也将随之出现消长转移的变化。另一个是现代化竞争，因为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甚至全球每个角落都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文明运动，但参与竞争就不可能封闭，就必须和外界交往，也就必然会由于发展不平衡的比较带来物质追求和观念信仰方面的变化。

　　简括地说，迄今为止，直接阻碍人类解放的道德实践困难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局限，另一是不愿和不敢改造自己。前一个问题主要体现为权威的时间性、以及不平衡状况下的竞争和影响；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私利：“不愿”是因为自己的不到利益，“不敢”是惧怕艰苦，而这个艰苦最终还在于失去自己利益。因此，今天的问题并不在于共产主义是不是乌托邦、以及“新人”的塑造是否可能，而在于向着解放的努力会不会为普遍的堕落所溃败，换句话说，“可持续”的希冀会不会由于人迁就自己的惰性所以不愿或不敢变成新人而化为泡影。
　

　　3、不自觉的文明

　　
　　当然，要使所谓共产主义和新人的说法得到普遍的认同本身就极为困难，因为这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人类能否自觉清醒地进行自己的文明实践、并且就体现为这种实践。不幸的是，现在看到的恰恰多是不自觉的文明，其突出体现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方面，即被迫的竞争、消费的无度、可持续的工具理性、异化的规则化、以及新阶级的非道德化等。

　　其实，对于这种不自觉的文明，各方面著述已经说得够多了。比如，现代化已经成为文明发展的共识，但实际情况表明，现代化不过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或运动。谁的物质实力强大、技术手段领先，谁的做法就是文明的发展导向，于是，被迫的竞争排挤了道德的正义性。竞争本身成了游戏规则，现代化指标成了文明程度攀比的尺度，贫富差距、武装冲突、恐怖活动等等照样四处泛滥，甚至恶性滋生。又比如，发展需要钱，消费就成了第一要务，由再生产手段变成了无目的的目的。于是一方面寻求经济垄断，不管哪种所有制，所谓按市场规律办事无非就是对经济霸权本身的遵从；另一方面，任何东西的价值都以其消费可能决定，或者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本身都高度消费化了。所有这些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私利的追逐，但却说成是共同发展，文明的自觉性就这样被忽视或蒙蔽了。但是，自觉性仅靠讲道理是树立不起来的，还需要导向示范和强力制约。在这方面，文明的自觉有两个突出的困难或障碍，一个是异化的规则化，一个是新阶级的非道德化。

　　最根本的异化就是人自身的异化，而最大的不自觉或堕落，就是把异化当成文明的发展规则。从物种的角度讲，人的最根本异化就是由于自己的活动使得自己在地球的生存受到威胁。事实上，正是这种威胁使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是，如果人本身不能做到适度消费和功能适应，可持续发展不仅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且是对塑造新人的反动。我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说过，可持续发展的真实可能在于创新中的适应，因为如果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即地球）构成本身的自组织单位（即人）达到其增长的水平线（也就是极限数量的持续不变，比如100—110亿之间）、尤其是人本身的生存伴随着这种情况出现了危机，就表明人和地球在功能上一体变化的时候到来了。这种危机当然主要是由人的活动造成的，但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物种对此的应对不应该是回到危机之前，而是适应性地创新，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如何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此意义上讲，对各种“绿色”的追求就成了一种异化，而且是作为文明规则的异化。事实上，并没有道理说人这个物种必须是“绿色”的，因为“污染”本身也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从地球的氧气最早是从海水的污染中生成来讲，人本身就是污染的产物。时至今日，生产、生活、及生存的状况早已经使人类这个物种不那么“绿色”了，但“可持续”偏偏异想天开，竟以为可以造一个温室把人关进去。在这种导向和做法中，一方面，不断发达的物质手段傲慢地忽视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变迁可能；另一方面，对各种“绿色”的要求常常被用来作为保护竞争优势的恶性手段或标准。

　　但是，即是有了正确的导向示范，也需要有制约的力量来支持这个导向、并规范人们的行为，否则人们无法保持既定的方向，更不会去做塑造新人这样辛苦的事情。在这方面，不管具体的政治理念、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力量的载体仍是阶级，因为国家及其制度还是由阶级利益来驱动和设置的。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既有的阶级正在发生变化和分化。一方面，阶级夺权（尤其是采取暴力形式）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而共产主义学说却是在这种情况中产生的；另一方面，新生的阶级很难再完全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和获益形式来确定或划分，比如政治实力、经济群体、由知识和技术带来的特权或掌控能力、甚至意识形态话语都被作为阶级划分的因素或标准。因此，从能力来讲，真正的阶级力量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本身，或者说，是有权力并能够实施领导和管理的阶级集团，而且这些职能一般都是由法律规定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阶级不管愿意或自觉还是不愿意或不自觉，它们共同的特性都是某种非道德化倾向或运作，也就是既做不到、甚至也想不到塑造新人的要求。

　　非道德化是由阶级变化和分化本身产生的，因为就像现代企业管理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一样，统治（或领导和管理）阶级中的领导权和管理（或运作）权也是分开的。简括地说，现在的统治阶级实际上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统治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领导官员、管理官员和技术专家。领导官员就是所谓的官僚，他们只负责发布命令，而他们的法定权威也只在于照章行事，即科层制权力等级的规矩，而对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性质、专业知识、工作职能等情况都不必顾及。管理官员一般各有相对明确的事务分工，所以可能具有某些专业知识或技能，但他们并无决策权，为了完成工作或得到好处（包括所谓腐败），他们倾向于利用、扩大自由裁量权或各种派生的权力，甚至想方设法创造这些权利或机会。技术专家（包括科技和人文）是整个统治体系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支撑，他们的确是具体业务或工作的精英力量，但他们几乎仅仅依此作为自身价值的附丽和信念，不仅不关心阶级利益和道德导向，甚至也全然不理会本专业之外的人、包括他们的上司和下属对他们的看法。显然，这种阶级统治体系的结构根本无法形成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更不会有塑造新人的愿望。因此，道德导向的惟一可能只能来自最高领袖（或领导集体），但这也只是指导向的发出，而其真正认同和贯彻执行在这种统治阶级的体系结构中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位于整个统治阶级体系之上的最高领袖仿佛是一个虚拟的道德制定者，而其对于文明自觉与否的实际作用却往往是微乎其微的。

　　从文明本身来讲，它的形态变化与知识形态的变化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如果说异化的规则化和新阶级的非道德化蒙蔽了文明的自觉，那么，找寻并坚信塑造新人的希望就需要有新的知识形态支撑了。其实，这倒不是新生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恰恰相反，是知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科技霸权掩盖和排挤了新人塑造的要求，或者说，异化的规则化和新阶级的非道德化已经成了现在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对此，沃勒斯坦的《所知世界的终结》有过敏锐洞察的分析。在他看来，任何对全能的神的信仰对于坚定人的自觉性来讲都是不道德的，因此，人文的和自然的创造力应该是一种统一体，它一方面表明知识形态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争取更好的未来是合乎道德的。不过，尽管沃勒斯坦清楚地看到，创新知识形态的合理性，主要在于既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以及知识话语的私利霸权，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创新与塑造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创新主体的自觉性与其终极解放形态的关系。　　

　　4、螺旋上升的赛跑？
　
　　从新人的自觉塑造来讲，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念，而是向着人类解放不断努力的文明形态和知识形态，也就是乌托邦的现实意义的兑现过程。在此意义上讲，堕落其实就是文明建设的各种不自觉认识和行为，所以，尽管不自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在干坏事，甚至也不是故意不道德，但它的确就是最大的堕落，因为它迁就惰性或私欲，腐蚀和瓦解人类的终极解放。

　　那么，出路何在呢？我认为取决于解放与堕落的赛跑。这个问题很复杂，包含的因素也很多，不过，如果我们把问题化简，那就是以坚信共产主义、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为一方，与各种不自觉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赛跑。

　　不管对共产主义和新人怎么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的内在联系所指向的解放不仅是人的真实自由状态，而且是人与自然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跃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自觉、并切实努力争取人的解放。如果说，毛主席做过这种努力，那么就其对人类解放的意义来讲，这种努力的两个主要遗产，正是防止旧式官僚复活和破除新阶级非道德化的必须性与可能性。根据中共“十七大”精神，在毛泽东思想奠定的政治基础上，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形成和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共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全面实践和推进科学发展。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就是解放方向的领跑力量。但是，即使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也为世界做出了示范，如何使世界认同这个方向并愿意共同努力仍是全无保证的。进一步说，既然解放与堕落的方向是不一致的，真实的赛跑就不是在两条平行跑道上进行的，所以赛跑又像是一场拔河。这样，赛跑会不会由于方向相反、且又相互牵扯的张力而旋转起来，于是就逐渐上升了？

　　上述景象很容易使人想到列宁的一个描述，即历史进程是螺旋上升的。但是，列宁描述的上升不仅是一种方向，而且是一种矢量，指的就是塑造新人获得解放的努力。然而即便如此，这种上升的过程也是阻力重重的。比如，在经济领域，科学技术由于其自身的功能力量，就被认为是最有创造性和最合道德的生产力。但是，即使这种观点符合物质的第一性、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人类解放对文明变化（主要指自然生态和环境）的物种适应仍然被忽略了。又比如，在社会领域，各种新阶级的话语特权或霸权其实就是本阶级精英吃饭的家伙，所以就其谋求自己私利并排斥他人分享特权来讲，新阶级和旧阶级一样不道德，甚至更加恶劣，因为它使非道德具有了民主的形式。再比如，在文化领域，不仅消费正在采取文化的形态，而且文化本身也日渐消费化了，由此自我改造必然被看成面目可憎的革命清教或愚昧专制的英雄主义，而迁就惰性却被看成文明进步的人文价值或标准。

　　事实上，现实的阻力同时也表明了“上升”本身含义的矛盾。如果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具有开放的包容性，又如果社会主义是由各种创新形式来实践的，那么上升的矢量就不应该是确定的或先定的。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讨论共产主义的科学性，而在于如何自觉认识塑造新人的实践意义，也就是说，即使上升的途径多种多样、实际的社会形态也不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来称谓，人类终极解放的含义也只能是新人的自觉塑造。这样讲的一个基本道理在于，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那么它的意义也在于目标进程和实践努力的一致性，即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乌托邦实现的时间表或理想状况，而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兑现乌托邦的意义。共产主义当然以极大的物质丰富为支撑，但这个支撑本身也是道德性的，所以需要一个连接这两者的意义中介。这个意义中介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从新人塑造的逻辑和现实来讲，解放都是针对类人而具有意义的，所以，共产主义的真实形态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同时成为人的兴趣所在、第一需要、以及生存方式。在此意义上讲，新人塑造就可以看成“上升”含义在动因、手段和形态上的统一性，而上升不成的最大原因，真的就是自甘堕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