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
赵伯平
据官方公开的报道称，今年以来，已先后发生了好几起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群体性事件，最早是贵州的瓮安，最近是甘肃的陇南，中间还有云南、内蒙等地的。纵观这几起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都集中于老少边穷。
是巧合，还是另有缘故？
把它们视为巧合，当然要省事得多，但问题并不能就此解决。要解决问题，就得透过巧合找必然。
其中的必然性何在？依我看，全在一个“穷”字。
其一、发达地区的贪官，可以借经济发展的良机，顺手牵羊，顺手向企业、向商人们吃拿卡要；可以在经济发展的混水中摸鱼，不必公然地进村入户，将手伸向老百姓的口袋。而穷地方的贪官却没有这样的回旋余地，没有企业送礼，没有商人行贿，只能直接向百姓开刀，直接侵占老百姓赖以活命的一亩三分地。
穷地方的贪官不但要直接与老百姓争利，而且要因为天高皇帝远，因为自己是土皇帝的缘故，穷凶极恶地争，肆无忌惮地争，变本加厉地争，无所不用其极地争。
其二、穷地方的百姓穷得连大贪官高严看了都忍不住要掉眼泪，穷到这种份上，还经得起贪官们的半点敲打吗？中国百姓虽说一向以善于忍耐，以好死不如赖活而著称于世，但终究有个限度，终究不能让百姓忍无可忍，不能让百姓赖活不下去。超出此限，老百姓只有在忍无可忍中爆发，在赖活不下去后挺身而走险。
如果我的必然性分析击中了事件的要害，那可要引起各级政府的警惕了，因为更穷的、更忍无可忍的还在后头呢？
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加深，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影响扩大，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已不可逆转，大批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已成不争的事实。
这可不是传统意义上安于现状、安土重迁的农民，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代。他们很早或从小就生活在城市，见识过珠三角、长三角、大都市的繁华。让他们回到老家稍事休息可以，让他们长时间的呆在老家则万万不行，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的重新出门谋生，重新回到或远或近的城市、城镇去寻找出路。
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岗工人，他们在城市没有房屋、没有任何生活的保障；他们甚至不被列入社会的失业率，根本进入不了政府救助的法眼，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无以为生。
这样的农民工呆在老家是经历过城市生活洗礼，自我意识觉醒了的，不肯受贪官污吏欺负的新一代农民；流落于城市是无依无靠，无牵无挂，无惧无畏的无业游民。
他们不幸的生活处境注定了他们很容易被煸情、被发动、被聚集、被排挤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毫无疑问，这样的农民工一旦多起来，无论是呆在家中，还是重新流落于城市，对全社会的稳定都要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每一个稍有理性的中国人、华人都知道中国需要稳定，中国不能再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那一天，中国应该立即朝着民主、公平、正义、共享的方向变。但瞧瞧那些鼠目寸光、醉生梦死、冥顽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厢情愿的我们又能如何呢？
四年前，我曾试图以一篇《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的文章，去唤醒人们对低端中国制造、粗糙中国管理的提早升级；四年后，我又要以一句“警惕中共政权由农民兴由农民止”的呐喊，来催促官方加快刻不容缓的中国社会变革。
向左走，向右走？我无力，我呐喊。但愿中国的未来不是梦，不是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噩梦！
赵伯平简介：独立思想者，主张传统文化糟粕乃中国企业病根的第一人。长期致力于中国企业管理进化的一揽子研究，先后出版过的著作和培训光盘有《中国企业的病根子》（名列“2006年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的十本团购图书”之一）、《三阶梯管理》、《以权威破除权威》、《老调新谈》，业已形成一个从中国企业的病理分析、到管理模型设计、到可供操作的变革路线图，首尾一贯，环环相扣的完整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