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波曼和威利斯（Chris Willis and Shayne Bowman）的定义，是指：「一个或一群公民，搜集、报导、分析、散播新闻和资讯的积极行动，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独立地、可信地、准确地、广泛地、切合需求地资讯」；中国互联网协会新媒体专家郭涛对公民新闻的定义为：公民新闻就是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也就是指业余新闻工作者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摄录、通讯工具（诸如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计算机网络等）为广大受众选择、撰写、分析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行为和现象。
公民新闻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ay）与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之间的著名辩论。李普曼认为，报刊应该把社会中消息灵通的专家们的最好的意见和思想准确地传播到公民中间，这样才能正确引导舆论。然而，杜威认为，只有公民们自己最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需要的，专家们不论有多么灵通的消息，都不能替公众作最佳的判断，公民有能力和智慧判断对公共事件的正确认知。杜威的理念奠定了公民新闻学的理论基础。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业的传播生态，“公共新闻”也从上个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普通公众可以不依赖大众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这种“互动新闻”或“参与式新闻”（Interactive/ParticipatoryJournalism）的新闻形式就是“公民新闻”，尤其是自“德拉吉报道”网站对克林顿丑闻案的揭露始，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公共新闻运动时期因媒介的发动组织而被动参与，到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事实传播和观点表达。
在学术界对公民新闻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常常把“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彼此之间却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公民新闻”与“公共新闻”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缘于不同的动因。“公共新闻”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针对美国民众对于政治的疏离和报纸阅读率下降，由业界、学界和研究机构共同推进的一场旨在“重振社区精神”的新闻改革运动，是以大众媒体为主导的新闻创新实践。而“公民新闻”的勃兴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技术推动力，摄像手机、DV等新闻采集工具的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普通公众可以脱离大众媒体的操控，主动地、自发地运用新媒体技术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次，普通公众在这两类新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公共新闻运动中，虽然公众参与媒体讨论的机会增多了，但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公共讨论和调研的内容是由媒体确定的，整个报道过程也是由媒体组织并控制的。也就是说，公共新闻运动主导者是传统媒体，公民只是被发动、组织起来的参与者。而公民新闻的主体已转向普通民众，公民将自己所关注或经历的事件通过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进行公开报道，或对已经公开报道的事件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最后，两类新闻的特征不同。“公共新闻”以报道内容与报道方式的双重“公共性”为特征，“公共”一词，既指报道对象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或问题，又指报道方式为“公众参与式”。而“公民新闻”是指普通公民作为新闻报道者传播新闻，“公民”一词主要界定报道主体，而非界定报道内容。换句话说，“公民新闻”的内容不一定都具有“公共性”，它既可以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或事件，也可以表达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琐事或感受。当然，“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并且可以产生相互间的联系。如它们都有公众的参与并能表达公众的意见，这也是人们容易将其混为一谈的原因。而且，公共新闻运动发展到后期，已经体现出“公民新闻”与“公共新闻”相结合的特点。
公民新闻的诞生，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群体在传播中的地位，传播者和受众群体不仅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在意义上可以互换，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建立在双向传播基础上的公民新闻促进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颠覆了“舆论一律”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民主化的媒体形式。因为有了大众的参与和影响，主流媒体的报道将会变得更加客观，更加理性。新闻将不再是几家媒体的发言，而会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声音，公民新闻势必会带来新闻业的一场革命。公民新闻学的兴起最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个人传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随着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网络博客、移动电话、短信等传播科技进入寻常百姓家，为公民提供和发布新闻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使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在突发事件现场所获取的新闻传播出去。这样就打破了只有新闻专业人员才能进行新闻传播的传统格局和垄断局面，并促使更多的公民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地传播姿态参与到数字时代和媒介社会中。第二，受众主动参与新闻传播的需求日趋高涨。近年来，尽管媒体数量的飞速增长，报纸版面的急剧扩张，广播电视时间的不断加长，但是，受众们获得的新闻信息，常常不是所需求的。新闻同质化，信息表象化，知识匮乏化，宣传虚假化，迫使受众主动地去寻找新闻，追逐信息，并积极地参与到新闻交流中去，促使了公民或受众积极、主动地向媒体提供新闻或通过互联网发布新闻。第三，网络传播是关键。随着web2.0科技不断推陈出新，许多超越传统媒体的新闻搜集、报导、分析、散播方式纷纷问世，网络传播使公民成为记者变成可能，受众可以一改往日在新闻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中来，他们不再被大众传媒所设置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对于重要的新闻信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公民新闻学正是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对传统新闻传播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民记者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深入第一现场”的最有发言权的“记者”。“记者”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他们有条件接触到丰富的第一手的新闻素材，并有机会成为某些突发性事件的现场亲历者或目击者。无论从地域性，或者行业性来说，都将极大地扩展“记者”的内涵与外延。
据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公民新闻网“Chinfest” CEO Timothy Guo 指出，“时至今日，传统新闻机构日益受到公民新闻（即社会大众参与制作新闻报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报纸读者或电视观众借助因特网、可拍照手机、摄像机及其他科技工具参与新闻制作，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民新闻为主流媒体增添了声音，而且是不经加工的真实声音”。（文/郭涛）
（作者：郭涛 现任中国互联网协会新媒体专家、艾瑞网专家、易观国际观察家、SFRI风险投资研究院研究员；《价值中国》专栏作者、《销售与市场》专家作者、《商界点评》、《成功营销》等多家媒体特邀撰稿人，有丰富的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经验，在电子商务、个人门户、公民新闻、新媒体、WEB2.0、WEB3.0等领域有较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