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四大件衣食住行，我觉得住最重要。有了住处，衣、食才有了附属和依托，行也才有了起点和终点，否则得话，纵然有衣蔽体、有食果腹、行动自如、随心所欲，也会给人以到处流浪的感觉。我们经常说到的家，是一个很温暖的字眼，也都有一个具体的住房来承载和体现，否则，就只能是天当房、地当床，无家可归了。回想我这三十年走过的日子，住房的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和感慨万千的印象。想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希望自己的房子里水电煤卫齐全且独用，我盼望了很多年；而我如今的住房，其宽敞透亮、光照充足、装潢优雅的家居环境，和尽享四季风情、花草树木景观的小区环境，则是我三十年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由父母和一儿一女组成的四口之家，一直住在西安市纺织城一家纺织厂的家属区的家属楼里，也一直和另外一家人家合用着一个1平方米多一点的小厕所，和一个10平方米大小的小厨房。不过，在那个家属区里，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算是中上等了，还有不少人住在厂里连片的棚户式的平顶房里，几十户人家合用着一个茅坑式的土厕所和设置在露天地里的水龙头。土厕所夏天惨不忍睹，臭气熏天；露天水冬天冰凉刺骨，手脚麻木。我们在楼房里的住户，好歹用水如厕还有抽水马桶和室内水管，已经让住在大平房里的人羡慕不已了
    1978年，原本浮动、躁动、激动和跳动着的心，渐渐地平复下来了，妈妈又想回她那朝思暮想的故乡上海看看了。妈妈是三十年代初，出生在上海极有风情的打浦桥地区泰康路上的，一座石库门房子内的，一户木器家具店老板家里的二小姐，她在上海生活了22年；50年代中期，她随我父亲和支援大西北的人流，来到了西安市纺织城，可她的内心，对上海有着永远的思念、永远的怀念，和挥之不去的乡愁。1973年外公去世的时候，母亲回上海与外公做最后的告别，之后，她已经五年没有回故乡看一看了，母亲很想回去。可真说到要回去了，母亲却犯了难：在上海有五个弟弟妹妹，但却不知道该住到哪里去。大弟弟住在娘家老屋的一间小房子里，他是个精神病人，完全无法与人正常地相处和交流；小弟弟是上门女婿，一家四口合住在一间用家具隔开来的房间里；三妹妹一家四口，挤住在一片棚户区里的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每当下雨的时候，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四妹妹家有套一室户的公房，可一家三口住着已经不方便了，还怎么好再去麻烦人家呢？五妹妹住在娘家老房子的另一间房子里，和继母住在一起，母亲可不想去没事找点事。想来想去，母亲犹豫着也苦笑着对我说：“你要是能考到上海去读大学就好了，将来在那里工作，有了房子，我就不需要老是去麻烦弟弟妹妹们了。他们的房子都很小，平时也都是挤着住的，不要说去人了，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是凑和着在睡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麻烦人家了吧。”
    母亲当时这样说，我觉得不过是说说而已。1978年，我第一次去参加高考，不要说考到上海去读大学了，就是连陕西的高考初选分数线也没有达到，当时我想，那不过是母亲的一种愿望和理想而已，太遥远了，也太不现实了。可其后的日子，我却身不由己地、不知不觉地，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1980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可惜功亏一篑，我没能考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在西安读完了大学，又留校当了政治老师，和另外两位留校任教的同学一起，合住在一间与厕所对门的12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一年以后，我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在职委培读第二学位专业——法律，从此，我把专业的小船彻底地划进了法律的河道。读完回原单位近两年以后，我调动成了宁波大学法律系的教师，也住在了两人合住的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
    我离父母的故乡上海更近了，可是，也只是去的时候路上更方便了一些而已；还是要像以前那样，每次去上海，都要到亲戚家里去麻烦人家，在那么拥挤的小屋里，硬挤着搭铺，真不好意思。有几次，我还去借住过亲戚家附近廉价的小旅馆，甚至是地下室的旅馆。
    1991年的早春，父母带着姐姐的女儿晶晶来宁波看我，在宁波住了半年。我就在宁波大学旁边的农民新村里，借了套位于顶楼四楼的一室一厅的住房：租金很便宜，100元钱租三个月；房子是空的，没有任何家具，我们自己打了张棕绷床，买了个折叠桌和几把竹椅，就临时地安了家。这幢楼紧邻着宁波的母亲河——甬江，每天清晨和黄昏的时候，都会有从上海开来的大轮船进入或是驶出宁波港；每当我看到巨大的客轮从眼前驶过和妈妈那看不够的目光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乘这样的巨轮搬迁到上海去，在那里有一套房子，生活在上海，那样，妈妈该有多么地开心呀！
    这年的晚秋，父母带着晶晶回西安家里去了。说好过段时间再来宁波的，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都更像上海，让父母感到很亲切。此外，紧邻宁波大学的农民新村，一套房子只要1万元，我们也合计过在这里买套房子的事情。可惜，母亲回去过了一个春节后，就突然地永远地离去了。我悲痛万分，又遗憾万千，带着对母亲深深地思念和永远地怀念，两年后一个初春的清晨，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乘着宁波到上海的巨轮，到达了上海港，我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当轮船沿着外滩那华丽典雅的建筑林，缓缓驶向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我在心里对母亲说：我终于回到你梦寐以求的故乡上海了！
    我是作为人才引进来上海的，不过当初说好了：只进人、不分房，我需要继续住在集体宿舍里。好在合住集体宿舍已经多年了，我早就习惯了。一年后，学校考虑到我们这些大龄教师的不方便，把集体宿舍原本13平方米一间的房间，用薄木板隔成了两间6平方米的小间和进门口一个1平方米的公共站位，我在住了14年的集体宿舍以后，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挡住别人视线的独立的6平方米的私人空间了。搬进新宿舍的那一天，我高兴极了、也激动极了，学校给我们钥匙，让我们第二天搬的，我当天晚上就迫不急待地搬了进去。终于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了；终于可以把这个属于自己的弹丸之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终于可以不用看着别人在眼前晃来晃去，专心地看我的书了；终于可以来个什么人，不受别人目光的审视了，尽管必须把声音压到耳语的程度，这也比一切都暴露在别人的眼光下要好得多了！
    在这个6平方米的小单间里，我住了三年。1998年，单位的住房分配制度，终于有了大的改动。上师大在这一年的春天，推出了一个新的住房分配方案：每位教师按照职称和工作年限，分成若干个档次，人人都能享受到或多或少的有学校住房补贴的福利分房。所谓的福利分房，就是兼有分房和福利补贴双重特点的住房分配。按照这个规定，我应该得到70平方米的福利房，但该规定更倾向于有家有口的家庭。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又另外有一条补充规定，只能享受正常标准的三分之二额度，也就是差不多46.67平方米的福利房额度，这个额度正好可以挑选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在学校提供的房源中，我挑选了一套位于上海外环线附近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原价一平方米是1600元，而我们得到的福利房标准却是每平方米400元，另外，如果是一次性付款，还能享受到九折的优惠，这就成了每平方米360元了，我要了一套45平方米的房子，总价是16000多元。我又花了2万元来装修，把家里布置成了红黄蓝绿四大色块的花花世界：卫生间是红色系，卧室间是黄色系，阳台间是蓝色系，厨房间是绿色系；一室一厅的房子不是很大，却让我精心布置地像是童话世界一样，五彩缤纷，生机盎然。屈指一算，我从1980年考上大学住集体宿舍起，到1998年，我有了自己第一套单元住宅止，我在集体宿舍里整整住了18年！而这个时候，我已经踏进了36岁的门槛，成了中年人了；我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各种各样筒子楼的大宿舍里了。
    住了不到一年，我就觉得这外环线的地段，离我上班的中环内的单位远了点儿，这个时候，住房的买卖和交易也越来越活跃了。我的一个女学生建议我把房子换到单位附近去，并热心地为我找好了房源；很顺利，也很满意，我在海上新村住了十个月以后，就卖掉了我的第一套住房，搬迁到了与上师大一墙之隔的建设部样板小区——康乐小区。原来海上新村的房子只有使用权证而没有产权证，我在康乐小区终于拿到了我的第一本产权证。住在这里，我骑车子五分钟就到我要讲课的教室门口了。这套四楼的房子光照特别好，初升的太阳，可以把阳光洒满整个房间。尤其让我意外的是，我在这住了5年后，这附近就建起了一座新的火车站，大圆屋顶的上海火车南站，还有两条轨道交通在这里交汇。这样好的地段，让我当时花了不到十万元买来的这房子，现在市面价涨了7倍。
    我在这里住了六年以后，又羡慕起了亲戚们先后拥有的大宅子来了。这时，小舅舅已经在离外公早年开设的木器家具店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三姨家老俩口自己住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儿子女儿成家另过，也各有各的房子；四姨把原本已经不小的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租了出去，另外又买了一套两房两厅，比原来的房子大两倍的大宅子；五姨随着老宅子让位给了地铁站，动迁款加上积蓄，买了套150平方米，三房两厅的景观房。看到别人都有了宽敞气派的新房子，我也坐不住了，我又在全新规划设计的松江大学城的欧式风貌区，买了套两房两厅的新房子，光阳台就有10个平方米。从我新家凸出的宽大窗户望出去，周围是一个四季风情赏不尽的大花园：西窗外有五棵桃树，其中最茂盛的一棵，带着春天的桃花雨，亲吻着我西窗的玻璃；南窗前站着一排五棵紫薇树，夏季，那或粉或紫，一串串一嘟嘟的紫薇花，在我的窗前尽情地舞动着；西南面的几株桂花树，在秋风中，把那浓浓的桂香送进了屋里，弥漫着、包裹着，久久不愿散去；而冬季，紧贴着我的落地阳台的那一大片山茶花，开成了浓浓艳艳的一大片，即使是去年冬天那猛烈的暴风雪，把花容都冻僵了、冻烂了，仍然挡不住那成片的鲜红,在冰雪的覆盖下显出它艳丽的本色来。漂亮极了！也让我感慨极了！
    从妈妈1978年对我说，希望我能回她的故乡上海定居生活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们家的变化可真大：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如今长眠在上海西郊的一座公墓里；姐姐退休了，她女儿晶晶也已大学毕业工作了；爸爸退休多年，早已回到了上海，住在我康乐小区的老房子里安度晚年；我在读完了两个大学、做了律师和专利代理人之后，现在在上海办着自己的公司，如今也成了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学者，奔走在长三角地区，频繁地讲学。每当我在灿烂的阳光下，望着窗前那个大花园里的四季变化，叶长叶落和花开花谢的时候，我都会想：我现在所住的房子和所过的日子，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母亲三十年前的想象了。